第一章

 

「如何保存台灣電影文化的資產」座談會

 

 解嚴之後的短短幾年間，原來飽受壓抑的台灣本土意識大幅高漲，這一個過程，無論是在台灣的電影、戲劇或者藝術經驗中，都有明顯的見證，而本書所蒐集的諸多論述，也都可以反映這個事實。

 

1989年起，在電影資料館的運籌帷幄之下，一項保存台灣電影文化資產的運動就此展開，不少有志於研究台灣本土早期影片的專家、學者紛紛投入，有計畫、有系統地蒐集並整理台語片及其相關資料，俾使這段時期的豐碩成果能在台灣影史上留下一個完整的紀錄。

 

我在這項計畫裡所扮演的只是個外圍性的小角色，除了在這場具有「開幕」性質的座談會上擔任紀錄的工作外，也在隨後負起整理陳秋燕小姐訪談資料的任務，但這些經驗對我卻產生了震撼性的啟蒙作用，不僅使我第一次正視台語片的存在，驚訝於其輝煌的成績，也發現台語片崛起和沒落的過程，原來竟和政治因素有著密切的關聯。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項事實本身，使後來許多帶有「本土性」意味的計畫，自然而然被外界染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但我相信政治偏見應非「保存台灣電影文化資產」運動的本意，而是志在填補歷史的空白與斷層，因此過去十多年來，電影資料館除了加緊腳步，搶救逐漸消失的台語片和台灣早期的國語片之外，也汲汲營營透過各種管道蒐羅三、四O年代的中國電影，殊可謂用心良苦！而由這些努力的軌跡當中，只要我們願意用心觀察，果然也將發現，歷史所留下的遺產是多麼彌足珍貴。

 

 

時間：1989年6月24日

地點：電影資料館會議室

主席：井迎瑞

紀錄：蔡明燁

出席人士（依姓氏筆劃序）：

 

申江（導演）

朱晉清（製片）

李行（導演）

李嘉（導演）

李泉溪（導演）

李幼新（影評人）

吳炳南（演員）

辛奇（導演）

戽斗（演員）

林福地（導演）

林重光（導演）

邵羅輝（導演）

邵關二（演員）

徐守仁（導演）

陳子福（海報）

陳秋燕（演員）

張英（導演）

張昌彥（文化大學影劇系主任）

焦雄屏（影評人）

曾仲影（配樂）

傅清華（演員、導演）

葉鴻偉（導演）

謝劍（片商）

戴傳李（發行人）

 

議題：

 

一、討論台語片的崛起和沒落原因。

二、就台語片工作者的經驗，談談拍片的環境背景，包括如何選擇題材、如何拍攝、資金的運用及器材的使用情況等。

三、談談台語片的發行制度及市場概況。

四、談談台語片的主要類型與特色。

五、台語片的定位是什麼？價值為何？對國語片有何影響？

六、針對台語片的流失，討論如何蒐集與保存本土電影？政府、民間與學校又應扮演什麼角色？

七、就台語片工作者當年的經驗提供研究意見。

 

會議內容：

 

主席：李導演、各位電影界的先進、前輩，以及新聞界和評論界的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您們今天下午抽空到電影資料館來參加這次座談會，我謹代表本館全體工作同仁歡迎大家，並向各位致謝。

 

如何保存台灣電影文化的資產，顧名思義，就是要將台灣本土從日據時代的電影、光復後的電影、1949年國府遷台以後所拍攝的電影，包括台語片和國語片，加以蒐集、整理且予以保存。題目雖很浩大，卻是電影資料館未來的工作重點之一，因此我們將這個題目視為今天對自己的期許。

 

本日討論的重點，主要是針對1955年到1962年之間的台語片，因為這段時期的台語影片無論在質或量上都相當可觀，可惜由於國人對文化太過忽視，以致於這批豐富的文化資產逐漸流失，尤其是近兩年來台灣社會迅速變遷，加上政府並無完善的文化保存制度，更加快了流失的速度。基於這層體認，電影資料館決心負起保存與研究台灣電影文化資產的責任。

 

感謝文化大學影劇系主任張昌彥先生的協助，促成台聯公司賴國材先生的公子贈送本館大約40部台語影片。

 

本館在整理台語影片的過程中，遭遇到諸多困難：第一、缺乏蒐集管道。因為許多過去的影片公司都已不復存在，負責人也大多不知去向，許多舊片因保存不善而報廢、被丟棄，甚至被賣到裁縫店裡去做領子，種種狀況不僅令人思之心痛，也顯示出台語片的滄桑及尷尬的處境。最近，中國大陸廈門大學的台灣電影研究所出版了一本《台灣電影史話》，更憑添了我們的感慨！第二、蒐集的對象往往對我們存有戒心，並抱持懷疑的態度。這一點，希望大家能和我們共同體認到此一工作的重要性，並做為社會上教育的課題；第三、經費過於龐大。因為我們所蒐集的片子，多半沒有底片而只有拷貝，但拷貝的狀況多不理想，放映以後經常會損壞，所以必須再複製一個拷貝，才能放映並做研究，而拷貝的費用十分昂貴，一部片子至少在新台幣40萬元上下。

 

本次座談會希望各位能提供寶貴的意見，使這項保存台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工作能順利進行。感謝李行導演聯絡到許多過去電影界的同仁與前輩，也感謝各位前來參加這個座談會，請各位踴躍發言。

 

李行（導演）：各位老朋友和新聞界的朋友，就我記憶所及，台語片的崛起，應是從南台中的華興片廠於民國44年拍攝了一部歌仔戲《薛平貴與王寶釧》算起[1]。當時整個台灣電影環境還停留在一年拍一部戲的階段，中央電影公司的前身──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為了參加亞洲影展，一年拍一部國語電影。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亞洲影展，我們可能連這部電影都沒有，而且既然我們一年只有一部電影，自然也就沒有評選的機會，非派這部片子去參展不可，因此在水準上可以說年年繳白卷！可是，《薛平貴與王寶釧》在推出後卻意外地賣座，此後民間的游資便紛紛轉投資拍攝台語片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台語片最興盛的時候，投資老闆們所花在電影上的成本，恐怕還不及花在酒家裡多，因此當時有部分台語片的女明星，便是從酒家裡挖掘出來的！（眾人哄笑聲中，李導演向在場的陳秋燕小姐道歉。）對不起啊，不是秋燕！

 

我個人以為，這個現象或許是當年台語片沒落的原因之一吧？再加上民國51年以後，國語片逐漸抬頭，台語片也就慢慢式微，直到銷聲匿跡為止。

 

現在讓我來介紹一下幾位在座的先生──戴傳李先生、謝劍先生和張英先生，都是當年投資拍攝台語片的大老闆；邵羅輝先生、申江先生、李嘉先生、傅清華先生、張英先生、徐守仁先生、辛奇先生、林重光先生、林福地先生，是當時台語片的導演；曾仲影先生是音樂、作曲、配樂兼導演；朱晉清先生是製片人；李泉溪先生也是當時的導演，與已過世的劍龍先生是一編一導，在歌仔戲的鼎盛時期，十天一檔期，不分晝夜地拍戲，把歌仔戲院拆了當攝影棚，導演帶著戲班子和工作人員住在攝影棚裡，天一亮就出外景，晚上回來如果佈景沒好就睡覺，等佈景搭好，導演馬上把演員叫醒，立刻工作，而且當時並沒有同步錄音的設備，必須事後對嘴，所以鑼鼓點、唱、效果一次來，一定要非常準確！李泉溪先生和幾位在場與不在場的老闆們合作拍了許多片子，包括蔡秋林先生、鄭錦州先生、周天素先生及賴國材先生。他們當時拍攝台語片，可以說都是大手筆，但我如果舉個當時實際的狀況，各位或許也能想見為什麼台語片後來會沒落：當時他們幾乎每個週末都會在北投開旅館打牌，戲院裡日夜拍歌仔戲，他們則在北投日夜打麻將。今天我無意揭發內幕，只是想提供一些線索，為台語片的沒落找出原因。

 

在場還有其他幾位先生：邵關二先生、吳炳南先生、戽斗先生都是台語片的演員；陳子福先生是當時所有台語片電影海報的製作人。

 

最後我要說，後期的台語片品質下降，主要是因為趕工趕得太厲害所致，一邊還在沖印廠沖片，一邊就急著上演，結果變得粗製濫造，其沒落也就可想而知了！以上是我個人的淺見，如果有失公允，請各位多多指教。

 

邵羅輝（導演）：台語片的起步非常克難，能有後來的成就，一半須歸功於公家的幫忙。

 

我原先想拍的第一部電影，是16粴米的國語教育片《親愛精誠》，可惜因為沒有錢配音而停擺，之後才改請廈門來的歌仔戲團擔綱，以舞台為佈景搭出攝影棚，日以繼夜拍出16粴米的台語歌仔戲《六才子西廂記》。隨後我又開始拍攝時裝電影，第一部是《雨夜花》，陳秋燕小姐當時還是童星呢！

 

記得當時拍片好苦啊！機器也很差，可是憑著興趣，我們還是拍出了許多作品。我現在仍保留著30多年前以35粴米機器拍攝的電影《蛇郎君》，打算將這部黑白影片重新沖洗、拷貝，留做將來的紀念。

 

張英（導演）：台語片的興起，我只能從政府遷台以後談起。當年我在教育部擔任科長兼社教會的藝術教育組主任，主管電影方面的業務，發現當時拍台語片有幾個困難：一是攝影器材，二是膠片，三是配音及沖片，都不是靠克難就能解決的問題，而這也是剛才邵導演所說最受公家幫忙之處。

 

教育部從前在大陸上有個教育電影製片廠，遷台後，這些器材都封存在今天國立藝專電影製片廠的前身[2]，由我的科裡負責保管。當時的底片屬於配額進口品，不是有錢就買得到的，因此成為拍片最大的難題之一。我擔任教育部電影輔導會執行秘書時，聘請許多專家協助審理電影劇本，幫電影公司申請膠片進口順利過關，才解決了膠片短缺的困境。

 

至於技術方面的問題，記得教育部片廠是16粴米的器材，但聲帶則無所謂多少粴米，因此我們有時會把機器借給電影公司去錄音。當時演員在錄音以前，要一邊放片子，一邊跟著練，至少練上三天到一星期，等全體演員的每個聲音都準了，就一次一本十分鐘地錄。像這種錄音、沖片的技術、機器和攝影器材，確實有賴公家的諸多協助才得順利完成。而且我記得當時教育部曾很用心輔導台語片，例如《薛平貴與王寶釧》，就用了兩部日本片的配額來輔導，結果片子還得了獎！第一部時裝電影《雨夜花》，在當時也曾造成轟動。後來台中的中影製片廠、中國電影製片廠等，開始輔導民間進行黑白片的沖印，對台語片的蓬勃發展應該產生了助益。

 

不過當時的電影也真好做，例如我拍的《天字第一號》，27萬的成本，在台北十家戲院上映後，可以回收130萬，所以像李導演所描述的情況所在多有，因為錢實在好賺嘛！直到後來國語片興起，很多台語片的演員、導演紛紛改拍國語片，台語片就逐漸沒落了。

 

我以為拿當初的台語片和今天的國語片相比，可以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無論品質如何，都稱得上是「電影」，不會下流，比今天某些國語色情片簡直好得太多了！

 

最後我想向電影資料館提出一個建議：既然蒐集底片和拷貝如此困難，何不蒐集錄影帶？當時很多片子的底片都賣到香港去了，香港的幾家電視台可能都有錄影帶存檔，向他們搜購或轉拷錄影帶，應該可以簡化蒐集的工作並降低成本。

 

戴傳李（發行人）：我從民國47年開始投資拍台語片，一共拍了60多部，最原先也是從拍歌仔戲開始。

 

因為覺得好玩，我在民國48年和邵羅輝導演合作拍《桃太郎》，賺了些錢，往後的投資就更大了！舉例來說，我投資40萬元拍攝《流浪三兄妹》，曾是當初最大成本的製作，但我的回收卻高達400多萬元（那時南京西路一棟四層樓的房子，價格約為50多萬元）。所以李行導演曾笑我「不務正業」，因為我是台大法律系畢業，卻去搞電影，但我卻認為此乃「理所當然」，因為當律師那有拍電影那麼好賺呢？（哄堂笑聲）不過我必須鄭重聲明，雖然我從前也曾上北投去喝酒，可從來不曾在那兒選過女主角喔（笑聲更響）！

 

談到台語片的發行，我同樣以實例來說明：當時最轟動的日本片《里見八犬傳》要進口到台灣來，他們的發行人便曾向我詢問《流浪三兄妹》的檔期，因為怕和我們打對台會虧本。台語片發行量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我原先對發行的興趣缺缺，但慢慢感覺出它的重要性，便從基隆、台北到屏東成立了一道發行線，成為「托辣斯」，結果後來有一半以上的台語片，如不經過我的同意就無法發行上檔，於是在民國53年時，我便當上了製片協會的理事及片商公會的監事，民國54年又擔任片商公會的常務理事。倘使不是因為台語片的發行量驚人，一個台語片商是不可能在片商公會佔有常務理事一席之地的。

 

至於台語片沒落的原因，李導演認為可能是老闆們花天酒地的緣故，我雖然不知道這個理由成不成立，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來自電視的打擊。台視剛成立時（1962年），我們覺得還馬馬虎虎，可以應付得過去；中視成立時（1968年），我們已經變成苦苦作戰；到了華視成立以後（1971年），台語片便終於一蹶不振了！

 

此外，台語片的沒落是漸進的過程，所以我甚至無法確切指出，自己在鼎盛時期所賺的錢都到那兒去了？可能是被後來所拍的電影慢慢賠掉的吧？最後我中風病倒，也就成了現在這副兩袖清風的模樣了！謝謝。

 

謝劍（片商）：我以為台語片的興衰，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也就是「市場導向」，當台灣電影市場能夠維持的時候，它非常活潑，而當市場不再看好，甚至開始入不敷出時，台語片就垮了！這些都是依照市場走向而自然發生的興與衰，因為台語片市場很小的緣故。

 

我對台語片最大的貢獻，是在台語片外銷一事。我曾代表新加坡和越南的片商在台灣買台語片，所以台灣片透過我而銷到國外的數量很多。只不過當台灣電影市場不看好台語片的時候，光是靠外銷的收入並無法維持，最後還是沒落了！

 

我們現在想要保存台語片，我認為從蒐集錄影帶開始做起，是很好的構想，因為舊底片的品質沒有現在好，不但多數底片可能已遭丟棄，僅存的底片恐怕也已受到相當的損壞，所以錄影帶的存檔應該比底片豐富，而且在品質上可能也較良好。

 

今年（1989年）九月台中電影文化城即將開幕，[3]他們也是以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為目標，或許電影資料館將來可以考慮和台中電影文化城合作，結合雙方的財力和人力，想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傅清華（演員、導演）：我於民國44年從影，至今已有34年光陰了！但我必須澄清一點，個人雖然資深，並不年邁。

 

民國44年時，並沒有所謂的「明星制度」，當年最走紅的女明星之一是李蕾（她出自鳳林酒家，應該就是李行導演所指涉的對象了），我正好住在她的三樓，她覺得我好像很適合演小太保的角色，便把我鴨子硬上架似地趕到淡水河邊，拍了我生平第一部電影《十年命運》，展開了個人的演藝生涯。

 

我們當初拍戲，一年中約有十個月住在北投，演員跑片最兇的情況，一個月可以跑六到十部片子，一部片子約莫六、七天可以拍完，頂多不會超過十天，同時一天必須拍攝100多個鏡頭以上才算夠成本，所以我們如果不住在北投片場，不可能完成這樣的工作量。

 

片場的情形我可以略做描述：我們曾把北投一家迎賓閣包下來，大部分的景，例如舞廳、客廳、房間等，都利用同一個地方佈置，至於拍片時間的掌握，就如李行導演剛才所講的一樣，只不過他沒提到我們住得多麼刻苦！整個外景隊在北投通常只開兩個房間，男生一間，女生一間，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導演、演員、燈光、佈景師父等，大家都睡榻榻米，我記得一個人算十塊錢。

 

當時一部片子的成本約在13萬至36萬元之間，男主角的片酬差不多是4000元左右。我記得自己的第一部戲《十年命運》，片酬是1500元，後來花700元在圓環買了套西裝，便穿著那套西裝連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在這兒想起了一段小插曲：當時有個朋友因為缺錢用，把我這套西裝拿去當掉了，害我為了要連戲，特別跑到台中去把這套西裝給贖回來，以便繼續拍戲。

 

當時新聞局曾經舉辦「十大影星」的票選活動，觀眾可以利用報紙上的印花參加票選，選出了十位男明星，十位女明星，我有幸當選了第六名男影星，和大夥兒搭遊覽車下南部時，受到街頭巷尾夾道放鞭炮的歡迎，那種盛況簡直讓人覺得當明星實在太有價值了！我還記得為了籌備那年影展的經費，我到高雄的體育館登場，結果有上萬人出席！像這種對國內明星隆重歡迎的場面，今天恐怕已成絕響了吧？

 

我從23歲開始自己當老闆兼導演，賺了錢之後，每天的晚餐確實都是在酒家裡擺席，遇有需要臨時演員及酒家的場景時，所有的酒女和恩客都很樂意鼎力相助，所以換個角度來看，我們當時拍台語片，其實也是非常開心、非常痛快的呢！

 

有關台語片沒落的原因，我同意戴傳李先生的看法，主要是受到電視台成立的打擊，才終於讓我們無以為繼的。

 

最後對於蒐集台語片資料一事，我也有些淺見：既然早期的底片多已遺失、損毀，是不是可以從蒐集電影劇照著手？將劇照翻拍後加以串連，或許也能呈現出片子大概的形貌，成為有系統的保存資料。

 

林福地（導演）：在座有許多是我的前輩，邵羅輝先生是我的老師。

 

從前台灣根本沒有所謂的電影，是光復以後，邵先生從日本回到台灣，因為他曾在日本擔任電影武術指導而對電影有份狂熱，希望在台灣也能從事拍電影的工作，才這麼一點一滴奔波出來的。

 

當初我們在台灣根本不知道怎麼拍電影，自然也沒有人敢冒險投資拍電影，後來邵先生以16粴米的機器拍出一點類似紀錄片的東西，剪接出一部作品，說服當時台灣的有錢人出來投資，這才終於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了電影事業。

 

我們拍台語片是相當艱苦的，誠如張英先生所說，底片有很大的問題，而且當時拍電影是屬於「特種營業」，受到很多管制，因此我們這批人簡直是想盡了辦法才能做到這件事。此外，或許因為台語是地方性的語言，政府為了推行國語，從未制定政策輔導、改善台語片，甚至暗地裡希望台語片早日絕跡！舉例來說，新聞局就曾因為我拍了許多台語片，把我列入黑名單，故意從片子當中挑毛病，勸我改拍國語片。所以拍台語片的環境確實很困苦，但我們還是做出了相當的成績，每部台語片都有100多萬元的收入，譬如《金色夜叉》、《可愛的仇人》與《黃昏的故鄉》等，和日本片的收入差不多，比起國語片最好也不過20萬元的收入，相差不知凡幾！而這個情況，可能也是當時我們很多人雖然受到新聞局的警告，或者被中影邀請拍國語片，卻仍執迷不悟繼續拍台語片的主要原因。再說，國語片一年只拍一部，台語片卻可以大量生產，對我們希望多接受磨練的人來說，台語片能夠提供嘗試錯誤、累積經驗的機會，實在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我並不認為投資老闆去北投喝酒是造成台語片沒落的因素，但是老闆們賺了錢卻不拿來提高成本，加強影片的品質，卻是台語片素質無法提昇，甚且日益下降的最大遺憾！其實，當台語片最風光的時候，老闆們只要靠即將上映的電影海報，就可以向戲院收取豐厚的訂金，連一塊錢都不必從自己荷包掏出來，也能有足夠的成本拍新片，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老闆們仍然選擇「能省則省」，壓低台語片的品質，真是令人扼腕嘆息啊！後來國語片抬頭，試著用包檔的方式包下寶宮、遠東和中國戲院，推出《梁山伯與祝英台》，一炮而紅，進一步帶動台灣彩色電影的發展，直到李行先生拍攝《街頭巷尾》一片，奠定了國語片厚實的基礎，然後李翰祥先生與子達兄接二連三拍出許多叫好叫座的國語片，搶走台語片的市場，台語片不沒落也不行了。

 

李泉溪（導演）：台語片的歷史，只怕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就我所記得，日據時代就有一部台語片，叫做《怪紳士》，是日本導演和技術人員用台灣演員拍的台灣電影。[4]後來，拱樂社歌仔戲團的老闆陳澄三先生投資40萬元拍電影，請何基明先生導演《薛平貴與王寶釧》，這才開始了今天我們所稱的「台語片」（請參見注釋一）。

 

當年拍台語片的導演，其實都是自己摸索學習，從未受過正統的電影教育。例如當時北部最有名的導演邵羅輝先生，是在日本電影公司擔任武術指導回來後拍電影；中部最著名的導演何基明先生，從前是台中縣政府電影課長，專門放電影給山地同胞觀賞，後來對電影產生了興趣，並對鏡頭有了概念，之後自己動手拍電影；我自己則是凡拿得到手的名片，就會放在毛玻璃上一格、一格拉著看，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學，而且我曾跟著何導演當場記和副導演吸收經驗，最後才自己出來拍電影。

 

台語片的發行網似乎也是自然形成的。當時有兩條院線，其中一條屬於賴國材先生等四個人，另一條則是戴傳李先生獨力經營，由這兩條網路發行全省的台語片。

 

當時的台語片可以分成幾個類型：第一、愛情悲劇──愛得要命，可惜愛不到（引起在場笑聲）；第二、家庭倫理悲劇；第三、鬧劇；第四、傳統民間故事；第五、神怪劇。前三者大多是時裝戲，後兩者則是古裝戲。

 

我個人以為台語片的貢獻可以分成三方面來談：第一、一群完全沒有經驗的人苦幹實幹，不但打拼出台語片的風格，闖蕩出台語片的天下，也使日後電影經驗的傳遞成為可能，所以，台語片對台灣電影具有草創之功；第二、把過去從不看電影的觀眾帶進戲院，所以台語片也有培養台灣電影人口的功勞；第三、台語片的昌盛，終於刺激了有關單位開始重視電影事業，從而制定政策推動國語片的發展，獲得今天的成就。

 

至於台語片的沒落，我認為政府必須負起一點責任，因為政府讓台語片自生自滅，而不像輔導國語片那麼用心地輔導台語片，加上新聞界對台語片諸多惡意批評，最後使台語片連一部都沒得拍了！如果當初政府能挺身出來輔導，新聞界也不對台語片刻意攻擊，我相信台語片不會消滅，成就更不止於此呢！

 

主席：對不起，我打個岔，針對剛才幾位先生的建議補充說明。

 

電影資料館蒐集台語片的資料，並非僅限於底片而已，我們原就希望把相關的錄影帶、海報、劇照、剪報、市場反應及其他宣傳品等一併蒐集，因為這些資料對研究電影本身都有很大的幫助，就算當初的東西已經破爛不堪，我們都覺得有收藏價值，即使耗費精力和經費重新修復也是值得的。所以如果就各位記憶所及，有任何舊片商的資料，都麻煩您們不吝提供，我們會追蹤線索，主動與他們聯繫，不惜代價把這件工作做好。

 

其次，剛才各位傳閱過《台灣電影史話》這本書，我希望將來我們能出版一本《台灣電影史》，除了文字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影片本身，因為透過影片，我們可以知道當初電影的藝術、內容與技術水平，也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概況，畢竟電影是非常真實的紀錄。但願各位能夠多多幫忙。

 

接下來，能否請大家談談當時的政策對台語片有何影響？

 

李嘉（導演）：我覺得當初拍台語片，其實相當嚴謹，我們所搭的佈景，甚至比今天的古裝戲還要講究！大家都做得兢兢業業，台語片的品質絕對不濫，這是我唯一想補充的一句話。

 

吳炳男（演員）：我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我用台語講。

 

當初台語片是克難拍起來的，演員、導演、製作人去拍片，都是搭公共汽車，尤其邵羅輝導演最勞苦。而且當初家家戶戶沒有電話，如要拍片，劇務就要坐三輪車，一個、一個演員去簽到，一直簽到齊。

 

拍台語片的人都不是有錢人，是後來拍片賺了錢，才變成有錢的，不像國語片有中影和政府在支持，他們有錢拍片，不怕賠，也不會倒去，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拍的電影哪有比我們拍的台語片好？

 

以前我們拍台語片雖然艱苦，但是大家真和氣，沒有人是大牌，大家都睡榻榻米，吃東西馬馬虎虎，卻感覺很爽快！我們那時候拍的台語片，你現在拿出來看看，比今天上億元拍的國語片差到哪裡去？如果有人說台語片水準低，我最不服！再說，去北投花天酒地的老闆跟導演，也不過是一個半個，李行導演所講的酒家女也只有一兩個，我如果沒澄清一下，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台語片真是那樣給拍倒的，那就太冤枉了！

 

我感覺今天要保存文化資產，最要緊的是現在的少年人要記得，藝術千萬不能再墮落下去。另外我感覺真可惜的一點是，現在的少年人很多已經不會講台語了，真是…真是…唉！

 

主席：感謝吳先生的發言，相信他是有感而發。不過我願意告訴各位，今天我們要保存台灣電影文化的資產，目的之一正是希望能發揮教育功能，為台語片正確評估，還給歷史一個公道。

 

李泉溪（導演）：針對吳先生的感慨，我也想做補充說明。過去台語片的工作人員，很多人品行方正，某些人喝酒、打牌等行為，只是一部份人的私生活，今天最好別再提了吧！

 

此外因為我尚未退休，仍在電視圈中拍閩南語片，所以我想我有資格比較今昔工作態度的不同：今天的演員軋戲，很容易把情緒和疲倦帶進工作現場，要求大家配合他個人的狀況，體諒他的辛苦；但是過去我們拍戲，絕不願因為個人的私生活和私事，擾亂或延誤團體的工作進度，辛不辛苦是自己的事，個人應該配合團體，而不是讓團體遷就個人。

 

張英（導演）：今天我們是否應將台語片納入中國電影史中定位，而不是把它獨立出來成為外一章？

 

張昌彥（文化大學影劇系主任）：對於這點，我想說明一下。因為今年的「國際電影觀摩展」由我和李幼新先生策劃專題，我們認為台語片長久以來受到忽視，所以希望藉著為台語片做專題，使之和幾個國外電影的專輯並列，並為台語片進行一次完善的整理，而電影資料館的井迎瑞館長更希望藉此踏出第一步，開始長期性蒐集、整理並保存本土電影文化，因此我們原先屬於「點」的構想，將會慢慢擴大成為「線」及「面」。只是目前為了配合12月在即的電影節，我們仍將從台語片著手，未來便會有更多的工作加以進行，包括在台灣拍的國語片、香港和大陸的國語片等，逐漸擴展成為中國電影史。

 

葉鴻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