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納塞
（24/07/1996）
文／蔡明燁
前言（2008年5月）：
這篇短文是12年前寫的，曾經在《中央日報》上發表過，現在重新整理，仍然對老朋友非常懷念。
有趣的是，12年前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雖然已經搬到了諾丁漢居住，但身分上還是里茲大學博士班的學生，沒想到在地球上轉了一圈，12年後竟又回到了里茲大學，而且是同一個系所，連當初的教授跟秘書小姐都還在，只不過現在變成了同事，人事關係和心理上都需要做一些新的調整罷了。
我向教授詢問過納塞的動向，教授說他最後一次聽到納塞的消息，約莫是2002/2003年間的事情，那時納塞已回到約旦／巴勒斯坦，是新聞從業人員，在阿拉伯政治圈裡頗為活躍，不幸樹大招風，有點變成激進派的箭靶，因而逐漸消聲匿跡。
這位教授是研究政治宣傳、信息戰和對抗恐怖主義之戰的專家，他說根據他的了解，納塞並沒有變成恐怖分子。我聽了當然覺得有點安慰，不過更多的卻是唏噓──有誰能想得到，有朝一日我們對自己朋友的分類，竟然會是「恐怖份子」或「非恐怖份子」呢？
希望納塞無恙，更渴望有一天，無論是什麼宗教信仰或來自哪個國家／地區，人人都可以過過太平的日子……。
納塞有個很長又很難發音的阿拉伯名字，所以既然他在自我介紹時，簡稱自己為「納塞（Nasser）」，大家便都樂得這麼叫他了！久而久之，我甚至再也記不得他的姓氏與全名，不過自從碩士課程於1992年結束，從四面八方飛來相聚的同學們又星散回歸世界各個角落之後，這幾年來我最時時牽掛著的，還是這位特立獨行的朋友。
我在碩士課程正式開始之前，先在學校裡上了一個月的語言班，語言班上的同學來自全校不同系所，很巧合的，納塞正是我語言班的同班同學，不過他的話不多，當大夥兒的英文都不行，每個人都想找合適的對手猛練英文會話的時候，納塞卻常一個人獨來獨往，坐在僻靜的角落裡研讀英國立場偏左的質報《衛報》（The Guardian）。其實納塞便是鄭重向我推介《衛報》的第一人，我當時剛來英國不久，對於納塞能把英國的報紙評論得頭頭是道，感到相當佩服。
還記得頭一回在語言班上見到留有一叢漂亮鬍鬚的納塞時，以為他起碼年過四旬了！孰料一個月後在系上正式舉辦的迎新茶會上又見到納塞，才知道原來我們的緣分未盡，他不僅將是我未來一年碩士課程的同窗，而且實際年齡也比我想像的小了一倍，不過二十出頭而已，更確切地說，竟比我還小著一歲！此後讓我對他人年紀的猜想，都變得保守得多。
參加那個迎新茶會的新鮮人們，幾乎都是初次見面，因此最常聽見的寒喧，莫過於「你從哪裡來」，而我注意到一位英國本地的博士班學長，以及一位來自美國的碩士班女同學，在與納塞交談時，開場白都是：
「嗨！你從哪裡來？」
「巴勒斯坦。」
「喔！是以色列呢？還是約旦？」
「都不是，是巴勒斯坦。」
原諒我當時的淺薄吧！當我第一次聽到美國女同學和納塞做上述對答時，只感覺問話的人好像有點心不在焉，要不然就是呆頭呆腦，人家明明已經告訴妳他來自「巴勒斯坦」了，怎麼又問到以色列和約旦去呢？因此第二次聽到英國學長跟納塞又做了重複的對話時，感覺就奇怪得很了！後來逮到機會趕快問那個學長，才恍然大悟，原來無知的人還是自己──巴勒斯坦是一個民族，而不是一個國家，在1991年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地方叫做「巴勒斯坦」，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若不是住在以色列境內，就是住在約旦，因此納塞堅稱自己是從「巴勒斯坦」斯土而來，表明的便不只是他的身分，更是一種堅定的政治立場與信念了。這個經驗也讓我日後特別注意到了怎麼「聽話」的問題，尤其是與不同文化、政治、社會背景的人做交流的時候，必須要對對方的出發點有某種程度的了解，才能把對方有意或無意間透露的「絃外之音」聽得真切，進而做出比較切中要領的判斷或回應。
在日後的相處中，我從納塞那兒點滴獲致了有關巴勒斯坦和巴游解放組織的知識，體會亡國者的悲憤，以及詭譎的國際情勢中，是非善惡的錯綜複雜，雖然一方面讓我有很深的無力感（那種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釐清問題的無力感），但另一方面看著納塞平時除了上課之外，積極與他留英各地的同胞們連絡、策劃、籌辦活動、寫稿、出刊物、參與相關的會議和演講……等，也感受到革命青年的熱血澎湃，以及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終於在1995年簽下和平協定，長期被媒體稱為「恐怖組織」的巴游，也總算被國際社會承認為正式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政府」，並在1996年首次進行大選時，我當時雖和納塞早已分道揚鑣，但這個消息卻讓我非常激動──種種條款儘管都和納塞當年的理想相差甚遠，但能夠簽下和平協定，終歸是一個令人欣慰的起步吧？（只可惜這個「和平」至今仍是無比的脆弱。）
相逢自是有緣，唯緣分各有深淺。與納塞的相處固然短暫，我從他那兒卻在有形無形中都學到了受用不盡的東西，願在心裡默默祝福這位十多年前相識的老朋友，祝福他平安，也祝福他能在亂世中永遠保有智慧和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