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作家的和平之聲
(31/03/2003)
文：蔡明燁
前言：
這篇文章是2003年三月底應中國時報開卷版之邀寫的，記得寫的當時覺得正氣凜然，雖然對伊拉克戰爭憂心忡忡，可是因為反戰的聲浪一波接一波，總覺得對世界和平及伸張正義的信念還是相當樂觀的。
五年後重讀本文，自覺筆下字句仍屬肺腑之言，但對國際政治的現況卻不免覺得心寒，知識份子們的理性建言雖然鏗鏘有力，卻讓人感到了一種「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無奈…。
不過我還是想勉勵自己保持樂觀的信念，畢竟追求和平、自由、正義的道路本是崎嶇而漫長。我有幾個在英國大學裡專攻媒體研究的同事們，覺得幾十萬人、上百萬人上街頭反戰，到頭來仍無法阻止英美對伊拉克出兵，因而覺得抗議行動毫無效果，並稱現代媒體已喪失監督政府的功能；不過其他專攻政治研究的同事們，卻將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遊行視為英國政治變遷的一個里程碑，不僅埋下了布萊爾退位的伏筆，也顯示了現代大眾的政治思維已經脫離政黨認同的模式，並且不像傳統研究所誤認的，好像現代的英國人對政治已很漠然似的，而是對他們真正關心的議題仍有相當的執著與熱情，亟欲尋找新的途徑表達心聲、發揮不同程度的影響力，因此無論政治人物或現代媒體，也都在積極調整腳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
我相信對一件事情的詮釋，除了觀察角度的差異會使我們做出不同的結論之外，詮釋者所掌握的訊息是否充分、客觀、全面更是至關緊要。伊拉克戰爭仍在進行中且影響太過深廣，一時之間難做評斷，或許應每隔一段時間蒐集新的證據之後再加檢視。
自從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後，在「對抗恐怖主義之戰」的大旗下，美國一直對伊拉克虎視眈眈，直到二OO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美英聯軍終於決定罔顧聯合國集體決議的精神，逕自向伊拉克動武，挑起了自一九九一年以來的第二度波灣戰爭。
沙漠風暴再起之後，美國境內的主流媒體幾乎一面倒地支持白宮，以布希（George W. Bush）為主角的作品–資深記者伍德華德（Bob Woodward）所著《布希開戰》（Bush at War: Inside the Bush White House），以及布希智囊福蘭姆（David Frum）的《正確人物》（The Right Man: 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分佔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兩名，同時多項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百分之七十六的民眾認為布希是位強而有力的領袖，百分之八十三的選民則相信布希已對困難的抉擇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難怪當有「新知識分子（new intellectual）」之稱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坦承，「懦夫」一詞並不適於用來形容摧毀世貿大樓的恐怖份子時，美國輿論界群情譁然，有人甚至揚言應該取消她的國籍！也難怪一向質疑出兵正當性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會在炮火隆隆下慨然寫道：「我們這群反戰派不得不承認，我們已經輸了這場論戰……。」
不過持平而論，正如英國得獎評論家富利蘭德（Jonathan Freedland）在《衛報》（Guardian）上所指出的，美國反戰分子如克里斯多夫對現況的消沉，自是不難理解，畢竟有超過七成的美國主流民意贊成攻打伊拉克；但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遠，環視美國境外的國際輿論，包括和美國共同出兵的英國在內，則我們不僅將發現反戰言論依舊甚囂塵上，而且正因其中的理性主張和道德訴求帶來了全球性強烈的輿論壓力，雖然終於未能阻止戰事的爆發，卻對這場戰爭的目的、策略、手段和型式都產生了重要而具體的影響！因此富利蘭德表示，戰爭爆發之後，甚至到了戰爭結束，反戰運動者都不能灰心喪志，反而必須更加積極、持續努力，以期早日為伊拉克帶來「真正」的和平。
富利蘭德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打從烽火燃起，世界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從曼谷到開羅，從柏林到雅典–便不斷成為反戰示威的對象；在倫敦有高達二十多萬人參加了抗議遊行，此外，高層政治人物的反對聲浪也形成了布萊爾（Tony Blair）內閣空前的政治危機；至於在美國境內，一萬四千名以上的作家、學者、知識分子紛紛簽署了「非以我們之名（Not in Our Name）」的反戰聲明，其中包括好萊塢女影星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ndon）、女性主義學者史丹娜姆（Gloria Steinem）、劇作家維鐸（Gore Vidal）、《紫色姊妹花》（The Color Purple）作者愛莉絲‧渥克（Alice Walker），以及科幻小說家佛尼蓋特（Kurt Vonnegut）等在內，獲得了舉世的迴響。當然，以《愚蠢白人》（Stupid White Men … and Other Sorry Excuses for the State of the Nation!）一書風靡大西洋兩岸的紀錄片製作人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在三月二十四日舉行的奧斯卡頒獎現場中，公開於受獎時發表反戰演說並斥責布希的一幕，更是不可不提！可見反戰的滔天巨浪並未因戰端開啟而平息。
在眾多的反戰聲音裡，曾經兩度勇奪普利茲獎（Pulitzer Prize）的作家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表示，布希政府及美國保守勢力對伊拉克發動攻擊，目的在以強大的軍事武力，將美國建立為後九一一時代的霸權帝國，以便穩固超級強權的領導地位，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無疑將成為犧牲品。
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語言學家瓊姆士基（Noam Chomsky），以及英國女性主義作者華特（Natasha Walter）則雙雙指出，布希在「反恐之戰」的前提下將矛頭指向海珊政權，並非為了人道主義，而是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同時美國政府不待聯合國同意而逕行出兵的舉措，更對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產生了深遠的衝擊，此後不僅將鼓勵其他國家–例如俄羅斯、印度、北韓與中國–致力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求自保，而且美國所創下對伊宣戰的惡例，也將使其他國家更易於以自身武力做為要脅的籌碼，為了達到本國利益而降低戰爭的門檻，成為未來世界安全巨大的隱憂。
此一思維甚至影響了主戰派的邏輯思考，例如英國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和哈佛大學教授伊格納提夫（Michael Ignatieff），便堅持聯軍至少須有如下承諾，否則絕無法說服世人支持軍事行動：聯軍是否決心摧毀巴格達的一黨專政？避免重蹈扶植軍事強人的覆輒？拒絕栽培魁儡政權，但卻願意長期和平駐軍伊拉克，直到民主生根為止？如果伊拉克在聯軍的「照顧」之下變得分崩離析，誰能負責？又將如何負責？
面對來自各方的抨擊和質疑，布希政府顯然並非對和平運動毫無顧忌，因此正式開打以後，保護南部油礦並表明其控制權屬伊拉克人民所有，便成了聯軍的首要目標，三月二十七日在大衛營（Camp David）召開的記者會上，布希和布萊爾也強調，儘快讓伊拉克恢復供油運作，以便及早為伊國累積戰後重建的資源，乃是當務之急。
其次，開戰之前，一般預測美軍將會故技重施，亦即從事自第一次波灣戰爭以來所一向偏愛的大規模密集轟炸，但經過數月來漫長而激烈的國際辯論，「人道精神」成為了聯軍對伊作戰所必須高舉的大旗，於是在戰略上被迫改採精準鎖定目標的方式，進行「手術刀式」的行動，並立即派遣地面部隊登陸作戰，期使伊國百姓的傷亡率降到最低，避免「生靈塗炭」的指控激發反戰陣營更劇烈的反彈。
第三，為了證明聯軍出師是為了維護「民主價值」和「人類自由」，聯軍因而不得不儘速積極展開人道救援的工作，同時在大衛營召開的記者會中，布希和布萊爾也一再重申伊國的戰後新政府不應由外力介入，並公開了重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邁向和平之路的規劃，以整個中東的和平為長遠目標。
第四，為了避免「霸權說」，布希在記者會上不斷強調多國聯盟的屬性，布萊爾更亟欲突顯聯合國的角色，企圖說服由聯合國主導人道救援的進行，並主持戰後重建的工作。
當然，反戰言論或許在首階段節制了戰爭的打法，但隨著戰爭結束之後，真要在飽經烽火摧殘的伊拉克重建和平，進而讓民主生根，未來卻是漫漫長路。無疑的，和平運動的奮戰才剛剛開始。
其他參考資料：
Gary Rawnsle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London: Palgrave,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