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政治學（29/9/2003） 

文／蔡明燁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一環，但很容易被政治化，尤其因為弱勢族群為了爭取語言平等的權利，往往必須透過政治手段，更使語言問題經常充滿了火藥味！可是如果因此就忽略了語言的實用性，僅以政治立場為考量的視角，那麼語言政策恐怕只會治絲益棼。

解嚴之前，由於政治因素，國語是台灣唯一的官方語言，其他語言雖未被禁止，卻都受到不同層次的打壓，頗有「不會說國語就代表不愛國」的態勢。我的母語是閩南語，但我仍記得小時候在學校裡每說一句閩南語，就要被罰五毛錢，久而久之，不僅說閩南語的機會迅速降低，連閩南語本身也被染上了一種「低人一等」的色彩。

 解嚴之後，本土意識抬頭，國語之外的各種語言開始獲得應有的尊重，本是良性發展，但基於政治理由，閩南語卻也逐漸被賦予了優越地位，彷彿「不會說閩南語就代表不愛台灣」，這種「以治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心態，又何嘗不是意識型態所製造的語言暴力？

「國家語言發展法」體認到各族群的語言皆為國家的文化資產，一律平等，原屬良法美意，但在實際執行上若不能突破政治盲點，很可能會有加深族群裂痕的憂慮，在此謹以英國的例子供國人參考，他們長期以來對威爾斯語的扶植經驗，或許今天仍有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英國有17種語言，其中有三種被列為國家（或稱官方）語言，即英語、威爾斯語和法語（英吉利海峽群島），英語之下有32種方言，威爾斯語裡面有三種方言，英吉利海峽群島也有兩種方言。

19世紀初，有70﹪的威爾斯人只會說威爾斯語，10﹪會說雙語（威爾斯語和英語），20﹪只會說英語。後來由於工業和交通的發展，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交流日益頻繁，英語的使用大幅上揚，加上許多威爾斯人認為他們必須藉助英語「和世界打交道」，於是到了20世紀初期時，威爾斯語的承傳已出現危機。

有鑑於此，威爾斯在1938年發動了一項25萬人的連署，要求威爾斯語得在法律上和英語享有平等地位，導致1942年通過了「威爾斯法庭法案」，允許在威爾斯的法庭中採用威爾斯語。此外自從1960年代以來，也有一連串的民間運動，以發揚威爾斯語言、文化及認同為目標，因此今天威爾斯的所有公共標示、政府資訊、電視節目都是雙語，不僅許多學校採取雙語教學，同時各級學校也都會把威爾斯語列為必修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運動的用意都是為了提倡威爾斯語，而非過猶不及地獨尊本土語言、貶抑英語。雖然以文化保存的觀點來說，威爾斯人仍不滿足，因此近年來也曾出現更激進的聲音，呼籲訂立新的威爾斯語言法案，但其重點始終不離文化認同的範疇，而未觸及政治獨立的問題；反觀以獨立為宗旨的蘇格蘭國家主義，倒從不以說英語為困擾，因為絕大多數的蘇格蘭人都能說雙語（英語和蘇格蘭蓋利語）。由此可見，語言雖然帶有政治性，不一定非被泛政治化不可，而政治問題也不見得非拿語言來開刀才行呢！

其他參考資料：

Gary D. Rawnsley and Ming-Yeh T. Rawnsley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Greater China: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 of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