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獨立製片的大夢──訪黃玉珊

 

       「台灣新電影」在1980年代的出現，有人將之視為中央電影公司繼1960年代「健康寫實主義」路線的延續，也有人將之視為台灣「鄉土文藝運動」最後一個高峰，然而無論如何定位，不可否認的是，此乃台灣電影事業走向「作者論」的里程碑，雖然基於各種因素在1986年提前夭折，[1]但是因為這波電影浪潮而崛起的多位導演和編劇，都持續在台灣影視圈有著重要的貢獻，其中侯孝賢在1989年推出了《悲情城市》，不僅於當年的威尼斯影展（Venice Film Festival）揚眉吐氣，榮獲首獎，也在國內創下驚人的票房成績，更在評論界掀起了一場沸沸湯湯的討論熱潮，可以說為1980年代的台灣影壇劃下了亮麗的句點。

 

 

        正當《悲情城市》席捲全台各界之際，另有一部甫殺青的電影──黃明川導演的《西部來的人》，也在國內電影文化圈受到了相當的矚目。這部標榜著「大量使用泰雅語言、自組非電影圈工作班底、未簽發行片約即先開拍、由導演向多位非電影人士募款、演員全由非職業演員擔任、排除院線以藝術電影模式發行」的電影，[2]之所以格外教人引頸企盼，誠如影評人迷走（即李尚仁）所說的：「除了對影片題裁、使用的原住民語言，以及它這樣的攝製方式所達成的影片成績有所期待之外，主要還是希望它這種低成本、靠個人努力來完成影片的獨立製片方式，能為低迷的台灣電影開拓出另一個可能性。」[3]而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獨立製片」在沉寂多年之後，忽然於1990年代初期蠢蠢欲動，以「新形象電影」的面貌，再度在國內電影界帶來了一陣極短暫的熱潮。

 

        南風工作坊的主辦人陳姿仰指出：「獨立製片在台語片時期曾經風光過一陣子，當時的攝影棚往往不過是導演自家的後院而已！可是這樣粗陋的設備，卻能夠一再拍出當年賣座全台的影片，足見獨立製片有著極大的市場潛力，不容小覷。」於是在陳小姐的委任之下，我為《民眾日報》的電影月報訪問到了當時正以實際行動投入「新獨立製片」行列的黃玉珊導演。[4]

 

(黃玉珊, taken from blog.roodo.com)

 

        在國片市場一蹶不振的當口，能夠見到一小撮對電影事業懷抱高度熱忱的人們挺身而出，不惜以單打獨鬥的方式為自己堅定的電影理想汲汲努力，可以說相當令人動容。可惜的是，獨立製片的團體原創性雖然很高，企圖心也非常旺盛，但是在缺乏更新的創作理念、創作態度、拍片方法、美學觀，以及完善的發行管道的情況下，[5]這波「獨立製片」（黃玉珊導演稱之為「新獨立製片」，但其實稱「獨力製片」應更恰當）的浪潮，終於很快就在台灣消聲匿跡了！不過，一場「新獨立製片」的大夢固然好比春夢了無痕，但人因夢想而偉大，困頓不堪的國片市場也全因始終有這樣一群願意作夢的人，才能保持那一線彌足珍貴的生機吧？

  

時間：1990年

採訪人：蔡明燁

採訪對象：黃玉珊

紀錄整理：蔡明燁

  

問：繼黃明川拍出《西部來的人》之後，聽說您最近也開始以獨立製片的方式在籌拍電影，能不能請您談談您的新片？

 

答：這部片子叫做《牡丹鳥》，是敘述一群年輕人追求愛情的過程，以及在傳統價值觀裡所做的掙扎與選擇，透過一對母女彼此難解的心結，探討理想和現實間的差距。

 

基本上，這是一部城市年輕人的電影，比較偏向文藝片，由我和陳燁先生編劇。

 

問：為什麼要以獨立製片的方式拍攝《牡丹鳥》呢？什麼是獨立製片？

 

(蘇明明, starred in 《牡丹鳥》, taken from SpcnetTV )

 

答：所謂獨立製片，是在現行體制外的一種拍片方式，無論製作、發行都自成一個系統，由拍片的人或團體自行控制有關電影的一切，包括資金的籌措、電影的拍攝、製片，一直到片子的上檔、發行等。

 

我們會選擇獨立製片，最主要就是想全權掌握自己的片子，讓自己的理想跟電影成品之間的誤差減到最小。因為在體制之內的現行製片方式，往往為了太顧慮商業需求，迫使拍電影的人必須做出很多妥協，例如跟片商妥協、跟製片公司妥協，或者跟觀眾妥協…等，而這當中有很多的妥協，很可能是與拍片者原意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的，但問題是只要你人在體制之中，就會身不由己。

 

從事電影創作的人，長久以來忍受了創作原意遭到扭曲的困擾，在獨立製片的型態裡，可以說終得盡吐抑鬱之氣！因為我們掌握了自己的經濟力量，就不必受制於人。我們可以不用大卡司，只用自己認為合適的演員；跋山涉水，尋找自己認為恰當的場景；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題材，探討我們關心的問題，好好兒拍我們真正想拍的東西。這是獨立製片的特色，也是我們決定《牡丹鳥》要獨立製片的原因。

 

問：台灣從前有過獨立製片的型態嗎？

 

答：有的，不過早期所謂的「獨立製片」泛指民營製片，我們現在談的，可以看成是「新獨立製片」。

 

問：那麼，能否請您談談早期獨立製片的情形？它的發展如何？

 

答：台灣光復初期並沒有什麼拍電影的環境，只有中影、台製、中製三家公營的電影公司，每年為了應付亞洲影展，拍一、兩支片子去參加，後來有一些民間愛好電影的人士，開始獨立於公營電影公司之外拍起台語片，所以台語片可以說是台灣最早期的獨立製片──他們是在當時電影製片體制之外所崛起而蔚為一股潮流的形式。

 

台語片在台灣電影史或中國電影史上，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僅反映了民國四、五O年代的台灣社會，也掀起了台灣電影的高潮──因為人們這才開始了解，原來除了由公家出錢可以拍片之外，民間私人的力量也可以拍電影！

 

這件事要由在日本學過電影攝影、替歌仔戲拍過「連環本戲」的何基明說起。何基明有一架35粴米的攝影機，自己也有暗房設備，利用住家的後院充當攝影廠，稱為華興電影製片廠，在台北成功影業社的支援之下，與麥寮拱樂社合作，請戲班子演出他們最拿手的歌仔戲《薛平貴與王寶釧》，拍成35粴米的黑白片，自己冲印之後，在任何戲院都可以上映。接著在民國45年正月4日，當《薛平貴與王寶釧》在台北中央、大觀兩家戲院首映時，何基明又請全體演員戲裝打扮，搭乘兩部黃包車在街頭遊行。這原本是戲班子做宣傳的手法，但用來做電影宣傳還是頭一遭，收效良好，結果第一天兩家戲院都大爆滿，第三天美都麗戲院（即國賓戲院的前身）加入聯映，上演24天，總收入達新台幣30多萬元，雙雙打破當年最賣座的西片《金字塔》（Pyramid），以及最賣座國語片《桃花江》的紀錄！據估計全省首輪映畢之後，成功影業就可以賺到120萬元的新台幣，在不景氣的台灣電影界掀起了一窩蜂搶拍台語片的風潮。[6]

 

(taken from Taiwan Cinema Note)

 

台語片後來雖然沒落了，但是民間獨立製片的模式，卻對往後台灣電影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在民國52年，李翰祥就自組了國聯電影公司，胡金銓在民國55年開了聯邦電影公司，另外像李行、白景瑞脫離中影之後組織了大眾電影公司，然後慢慢又有火鳥、嘉裕、蒙太奇等公司相繼出現，可以說為台灣電影界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局面，他們那時候不僅真的拍出了不少佳作，例如《秋決》、《今天不回家》、《母親30歲》、《西施》、《破曉時分》、《歡顏》等等，也培養出了許多的編、導人才。

 

早期成功的獨立製片公司，主要都是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編導群，製片能力非常強。事實上，當你能夠結集一群有經驗、有能力的編劇、導演、攝影師，共同製作出一部好電影之後，其他後續的問題也就好談得多了！

 

問：您覺得目前國內新獨立製片的環境如何？

 

答：因為風氣還沒有帶起來，觀眾的接受力也不是太好，所以現階段新獨立製片的環境仍然很艱苦，資金既不是很充裕，而且排檔期也不是很容易。

 

對了，剛剛談到從前的獨立製片，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媒體的競爭，電影市場比現在大，而且當時拍電影很懂得結合暢銷小說，所以條件其實是比現在好的。現在的電影市場已經很萎縮，我們這些搞新獨立製片的人又都很堅持原創性，所受到的考驗自然是很高的。

 

問：就您籌拍《牡丹鳥》的現況來說，您認為拍片最大的困境何在？

 

答：我覺得還是在資金的籌措，以及安排檔期上片非常困難。因為國片發行的管道已經很固定了，所以我們終究必須和發行商、戲院老闆商量，透過既有的管道才能發行我們的片子。

 

此外，一般獨立製片的資金籌措可能不外兩種方式：集資或者獨資。集資的好處當然是集合眾人之力，可以聚沙成塔，但問題是人多嘴雜，意見容易分歧；所以《牡丹鳥》最後是採取獨資的方式，主要完全由我負責去籌措，例如找新聞局補助啦、賣版權費啦、發行錄影帶啦…，諸如此類。

 

要不然，其實拍片本身的困難並不大，畢竟對我們來說，比較棘手的地方是我們對發行管道不熟悉，而且目前戲院的售票是黑箱作業，拍片的人很難知道自己的片子到底賣掉了多少張票，對成本的回收很難做出估算。

 

所以就《牡丹鳥》而言，我認為比較困難的關卡有兩道：第一道是拍片之前籌措資金的工作，另一道則是拍完片以後的宣傳、上片與發行問題。《牡丹鳥》殺青以後，我們屆時還要擬一套詳細的計畫來規劃這全部的細節。[7]

 

問：就您對獨立製片的心得與經驗，能不能請您做個結語，並談談您對未來的願景？

 

答：我希望國內拍片的環境可以更開放，讓想拍電影的人都能有嘗試的機會，最好院線也能重組，給獨立製片上映的空間。

 

獨立製片的人在心態上也應該摒棄業餘玩票的性質，最好能以專業的態度去做，例如我們拍《牡丹鳥》，是由黑白屋電影工作室負責編導，宏榮影業公司負責技術部份，雖然有一些朋友感覺很有趣而想加入，但我一定要先看對方的態度究竟如何，才決定要不要和他做進一步的深談。我認為對獨立製片有長期投資意願的人，才是我們的合作對象，因為唯有用專業的心態去從事獨立製片，獨立製片的水準和品質才能夠不斷提升。

 

我個人對於成立電影公司的期望，並不高於對黑白屋電影工作室的期許，我希望這個電影工作室將來的走向，能夠以變成一個創作力旺盛的電影編導團體為目標。

 

在當今台灣電影環境有如許大變動的時刻──港片逐漸變成市場主流、國片萎縮、人才外流、大陸和港星頻頻流入國內市場、取消歐片禁令，以及電視頻道的大幅開放…等，獨立製片是值得我們嘗試的新路，企盼能在這個變動的空隙中，找到創新的手法來拍電影，繼續維繫國片的命脈。

 

當然，如何再把漸漸遠離電影院的觀眾重新拉回戲院，也是我們這些電影愛好者苦苦思索的問題。我希望，新獨立製片能夠達成我在先前所曾提過的一些目標，同時觀眾也能夠慢慢接受獨立製片的電影，那麼我們現在的辛苦摸索，以及各種奮鬥和努力，可以說就都沒有白費了。

 

 

後記：

 

從第一章回溯1950年代以來的台語片歷史起，一路追尋國片的成長軌跡，沒想到在本章探討1990年代新獨立製片的可能性時，竟又回到了對過往台語片經驗的借鏡！難怪有人認為歷史往往是一種不斷重複、循環的過程。

 

不過，雖然在表面上我們彷彿又回到了出發的原點，事實卻不然，因為歷史絕未停滯不前；從1950年代末期上百部電影的年產量，到今天的個位數，台灣電影幾經興衰、突破與迷失的滄桑歲月，雖然至今尚未摸索出「後新電影」足以匯聚大川的方向，但兩位新電影時期的大師──侯孝賢與楊德昌，都仍不斷試圖進行新的嘗試，編而優則導的吳念真，以及多位後起之秀如陳玉勳、林正盛、蔡明亮、張作驥…等導演，也都迭有佳作問世，此外異軍突起的李安更遠征好萊塢，在在顯示台灣電影作者的創造活力並未枯竭，而是蘊藏著一股勃勃的生命力蟄伏在暗處伺機而動。

 

(林正盛, taken from CnMDb.com)

 

(蔡明亮, taken by the author on 16 November 2007 in London)

 

所以問題的癥結，看來終歸還是在國內的電影體制與整個大環境上。1960年代期間，因為官方的政策（或缺乏政策）、媒體生態及語言限制等諸多因素，台語片終於走向沒落一途；[8]隨著台語片的式微，雖然國語片曾在1960和1970年代蓬勃發展，但新聞局的檢查制度和電影政策（例如禁映或限映日本電影、共產國家電影、性電影等）、片商的霸道作風（例如不提供歐洲或第三世界藝術電影）、電影院的毫無彈性（例如放映時間固定在每晚七點與九點，因而不願接納片長超過兩小時的影片），乃至官方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等，都不斷受到各界詬病，而這些問題無疑也都是造成國片創作力日益僵化，並使觀眾不斷流失的重要因素；[9]到了1980年代，新電影的崛起雖然為台灣電影史寫下了壯麗的篇章，但其立足點，無論就政治或經濟條件而言，卻都是在一個很不穩定的基礎上，因此新電影最重要的成就在於文化和藝術層面，同時無可諱言，它對電影工業也帶來了一些革新，例如「採低成本製作，揚棄片廠制與明星制，大量起用新人及業餘演員，以寫實自然的表演方式取代過去較誇張的表演…等。然而它卻無力改善電影工業的生產結構與行銷制度，在整個發行上，它無法和一般商業電影區隔開來建立另一套穩定的產銷制度，當然它也無法期望一套健全的文化政策帶來輔助，這些都是它覆亡的原因」。[10]

 

解嚴將近20年來，形形色色的政治禁忌一再受到挑戰、質疑與鬆綁，當然都是正面的發展，但是台灣拍片的環境卻未見大幅改善，相較於南韓政府對其國片製作、發行與映演的積極協助，[11]台灣現階段幾乎只集中於透過新聞局的輔導金來補助拍片，由過去的新台幣300萬元，提高為400萬、500萬，到1997年底是1000萬元一部，但如果申請輔導金沒通過，誰也不敢貿然投資，[12]而且輔導金的評審方式也有許多問題，雖然屢遭抨擊，卻未凝聚出更完善的共識。[13]

 

根據了解，國片在2002年台灣市場佔有率僅及2.21%，港片與大陸片佔1.30%，其餘96.49%都是外片的天下，簡直已經危機重重！因此新聞局電影處在2003年初終於下定決心修法，規定每家戲院每個月映演國片的比率至少必須超過20%，並提供每家戲院每場15000元新台幣的補助來映演國片，此外也考慮其他配套修法措施，例如企業投資拍片將可抵稅…等辦法，期能增加國片的產量。[14]新法的成效將會如何？是否真能力挽狂瀾、搶救國片呢？在樂見其成的同時，也願以黃玉珊導演所曾舉出的幾個面向，供關心國內電影事業未來前途的人士共同參考、思索：第一、金馬獎的本質與定位應如何重做界定？第二、電影基金會的角色應如何定位？第三、如何加強並擴充電影資料館的功能？第四、如何規劃電影輔導金的遊戲規則？第五、籌資和發行應如何做出更多元化的思考？第六、如何開拓非主流電影的發展潛力？第七、在政府推出「2008數位台灣計劃」的同時，如何推動國內未來的數位電影和動畫電影？第八、如何看待電影製片廠的存續定位？第九、如何落實電影政策的連貫性？第十、如何發揮電影教育的前瞻性？[15]

 

要做的事情顯然還很多，但為了打造國片市場一片更開闊、寬廣的藍天，讓我們彼此互勉：「同志仍須努力」吧！

 

 蔡明燁©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