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以作曲家封‧威廉斯（佛漢‧威廉斯 Vaughan Williams）揭開二十世紀音樂的序幕，接著青年作曲家們陸續登上舞台，讓英國在音樂史上，繼浦塞爾（Purcell）之後再度展現精采的一章，而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即為這一章的代表性作曲家。

生於一九一三年的布列頓承襲了英國作曲家們喜愛合唱音樂與聲樂曲的傳統，並且終其一生，都與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曾經讓他改編為歌劇的文學作品包括《比利．巴德》Billy Budd、《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night’s Dream、《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盧克堤雅的掠奪》The Rape of Lucretia等。另外他也將莎士比亞、濟慈、雪萊、奧登與艾略特等人的詩作譜為歌曲。

《戰爭安魂曲》是布列頓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摧毀的克芬特里大教堂（Coventry Cathedral）而寫，旨不在慶祝教堂的重建落成，而是警惕世人牢記戰爭的殘酷與可怕，不可再重蹈覆轍。為了這個創作的中心思想，布列頓在音樂上、文詞上、甚至連安排演唱獨唱部分的音樂家都經過深思熟慮，存在著這個深沉的寓意。

首先布列頓捨棄傳統安魂曲全本拉丁文歌詞的格式，也不效法如布拉姆斯等作曲家，乾脆全曲使用母語歌詞。他選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反戰詩人歐文（Wilfred Owen）的九首詩，加上傳統彌撒歌詞，交替出現。歐文原本是位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認為戰爭是為了捍衛國家的唯一途徑，但是當身為步兵的他，終於親臨戰場，經驗戰爭的洗禮時，轉而批判戰爭，自此開始在詩文中描述戰爭的恐懼、殘酷、無理與絕望。布列頓選做《戰爭安魂曲》當中的歌詞，正是歐文一九一七年戰爭期間所寫的詩作，詩中流露出對戰爭的深惡痛絕與質疑，穿插傳統安魂曲的讚頌與慰藉，形成強烈對比，加上英文與拉丁文兩種語言聲韻的交替，使得全曲在歌詞互換中，自然產生聲響的層次與音樂的張力。

深諳文字中之音樂性的布列頓，相對的也讓音樂本身呼應兩種歌詞的「互文作用」。《戰爭安魂曲》中以男高音、男中音的獨唱、二重唱擔任英文詩的部分；女聲獨唱、合唱則演唱拉丁文部分；樂器編制則分管弦樂團、室內樂團與管風琴三組。管弦樂團與合唱、女高音代表祈求憐憫與安息，傳達的是世人的無助與求神垂憐；管風琴與男童聲部則代表著對神的信仰；室內樂與男聲獨唱、重唱的組合則為人的省思與對話，在舞台上的安排，這一組也最接近觀眾，屬於最貼近人類自身的情感。

一九六二年在克芬特里大教堂的首演，布列頓除了找來他長年親密的合作夥伴皮爾斯（Peter Pears）擔任男高音以外，更特意找來德國著名的聲樂家費雪狄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與俄國女高音菲許聶夫斯卡亞（Galina Vieshnevskaya）共襄盛舉，獨唱者所具備的英國、德國與俄國的血統，即在宣告全世界應以終結戰爭、共享和平為宗旨。可惜女高音終究無法出席首演，最後由愛爾蘭籍女高音哈潑（Heather Haper）取代演出。

混織在傳統安魂曲拉丁文歌詞中的英文反戰詩，讓《戰爭安魂曲》迅速獲得聽眾的認同感，儘管這是反戰的布列頓對世界痛心疾首的警告，然而布列頓運用文字與音樂所表達的絕望與希望、痛苦與安息、出世與入世，的確讓這首作品成為他個人極為閃亮的里程碑。

《戰爭安魂曲》總譜的首頁，布列頓放上了歐文詩集的序：「我心所繫並非詩文。我的主題是戰爭，以及對戰爭的憐憫。詩是憐憫的內裡，而這些悲歌即是為了不知憐憫為何物的冷血世代，他們可能成為下一個體驗殘酷戰爭的世代。身為一位當代的詩人，唯一能夠做的只有提出警告，而誠實以告，正是一位真正的詩人應當背負的責任。」聽到這首安魂曲的世代，正是歐文詩中所要警告提醒的世代，而戰爭依然尚未從人類的世界中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