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破功了。
旅行社掛電話來說簽證拿不到。雖然早知會有這一天,心裡還是很抑鬱,仰光,恐怕再也無法去了。
到東南亞近十年,仰光只去過三次。
是很省著去,因為每次去都有可能造成不能再去或更嚴重的後果。
緬甸是不准記者入境工作的,所有的記者,包括旅遊甚至美食記者在內,都是以觀光客的身份入境,偷偷作採訪,還得提防不能給人看穿,一旦身份暴露,那就可大可小。
小的是以後別想再進去,大的就像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自由撰稿攝影記者長井健司橫屍街頭。

我的命好,是小的,這次在申請簽證時就被識破。
最早一次申請,是八年前在新加坡,呆呆地送進美國護照,護照裡滿滿赴各國採訪的簽證,什麼理由都不給就退回來。
後來學乖了,用台灣護照跟著朋友的公司人員以商務名義申請,准了。
以後就這個模式,兩次都成功。
結果這次沒矇到。
估計是因為緬甸要舉行新憲法公投(這當然是我要去的原因),所以特別嚴格,要看我的出境卡。這下敗了,出境卡是跟著美國護照,只好硬著頭皮送進去,果然槓龜。
緬甸真是個很美的國家,可是對記者來說,卻是最危險的地方。我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進入採訪所謂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都是用化名發稿,現在知道自己也許永遠不能再去,真的很傷心。
貼出那六天的經歷,也算是留個紀念。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坐上飛往仰光的班機,才真正發現想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前一天台北「中國時報」好友來電拜託我跑一趟仰光,因為緬甸禁止記者前往採訪,我已不在新聞圈,又有採訪經驗,持有泰國護照,是最佳選擇(當時寫這段的目的在故意混淆我的身份)。
其實這陣子也一直在注意緬甸新聞。從八月十八日軍政府突然宣佈油價倍漲,就有數百人上街示威,軍政府迅速逮捕帶頭的「88世代(1988年起義的學運領袖)」主要人士後雖還發生數起孤立的示威事件,但始終無法成氣候。我也認為軍政府已成功瓦解示威,。
直到九月十七日起,緬甸僧侶也開始上街,整個態勢才有了顯著改變。先是僧侶每天示威,絕不中斷,繼則聲勢愈來愈大,原先觀望的民眾也一改從旁支持而開始參與,到了二十四、五兩日,連續都有超過十萬人上街。
這是一九八八年以來從未有的事,對軍政府形成了相當大的挑戰與威脅。由於是僧侶帶頭,軍政府似乎不敢輕舉妄動,因此反對人士參與得當的話,確有可能在緬甸造成巨變。
從新聞的角度來說,當然值得報導,過去的職業衝動一沖而出,就答應了。然而真正坐上了飛機,說不擔心、害怕,那是騙人。
到了仰光,經營旅行社的老友來接機,等行李時他悄悄地問,「你是為了那件事(示威)來的吧?」,由於他還帶著公司經理及導遊小唐,我也悄悄回答,「沒錯,但是愈少人知道愈好」。他是老緬甸,當然知道厲害,就再也不提了。
他說市區危險性高,所以幫我安排了機場附近的旅館。
那怎麼行?在我的要求下最後住進大、小金塔之間的一家旅館。這是示威者必經之路。那段時間的模式是中飯過後,僧侶及群眾就到大金塔集結,祈禱之後遊行到小金塔,大約四時左右和平解散。
當天離開曼谷前我曾收到新聞簡訊,知道軍政府已經下令開始實施宵禁,而且禁止五人以上集會,於是就問這幾位「老仰光」,在這種情況下,還敢繼續示威嗎?
他們一致的答案是,「絕對會啦,軍政府不敢對和尚怎麼樣?最後一定互讓一步下臺」。
中午老友設宴接風,我吃得心不在焉,一直想離席去示威現場,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到一點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就更走不成了。約一點半時,小唐接到訊息,謂軍隊在大金塔開槍了,有一人死亡、一人受傷。
幾位「老仰光」全呆了,直呼不可能吧。一位台商更當場神色慌張告辭,口中直說,「開槍了,不好了,這下麻煩了」。
我和小唐立刻驅車前往大金塔,他只當我是好奇的觀光客。
到了大金塔,發現四個入口全被封閉,有荷槍實彈軍人駐守。小唐說,「媽的,搞真的了」。我們轉往小金塔,到了最熱鬧阿納瓦薩印度街,街上行人摩肩接踵、路邊小販雲集,才走兩步路,突然聽到右前方傳來劈劈啪啪槍聲。
實在太不真實了,鬧市開槍?
沒想到再走了十幾公尺,又是一陣劈劈啪啪,我才半信半疑真有人開槍。再前進兩個路口,小唐說,「你自己到前面去看,我在這等你」。
阿納瓦薩街和直通小金塔的蘇瑞街交口處聚了一堆人,我穿過人群之後突然發現自己已置身於空空曠曠的十字路口,左邊是大約三千名左右的示威群眾蹲、坐在地上,十來名僧侶在隊伍前站成一排念經;右邊則是持槍戴著紅領巾的部隊及著灰衣持盾牌的鎮暴部隊,總共在小金塔前的路上排成三排。
置身這種場面,我的記者細胞都復活了。就舉起相機大大方方走到示威隊伍前面拍起照來,一會兒蹲下、一會兒站起,很Professional地取景。
拍著,拍著,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咦,怎麼只有我一人在拍?
滿腹狐疑轉過身來拍大約三十公尺外的緬甸軍警時,赫然從相機觀景窗中發現,不管我怎麼移動,都有一枝槍對著我,其他的槍都是朝天。我突然心裡一驚,汗毛都豎起來了,才猛然想起自己現在身在仰光,面對的是不可預測的緬甸軍人。

於是我立即走入示威人群中蹲下。四下打量的結果,果然沒有見到任何媒體,什麼「CNN」」、「BBC」、「ABC」、「DEF」、「XYZ」。。。。一概沒有,就我一個傻 B拿著碩大的 Nikon D1相機在那邊Professional 呢。
現場只有另兩位「老外」,一個拿著簡單的攝錄機、一個手持傻瓜相機,都是蹲著拍,怎麼看都不像記者。當然,他們也可能是刻意偽裝。
從那一刻起,我就把相機收入肩袋,只有要用的時候才拿出來。
二零零三年我在伊拉克採訪,記得最清楚的就是「美國國家廣播公司(ABC)」對記者下達的指令,「沒有任何一條新聞值得用生命去換取」。
多年以來,這就是我的信條,盡最大的努力但與危險保持安全距離。
那天在示威現場待了將近二十分鐘,示威隊伍就向軍、警揮手告別,向左邊的阿納瓦薩大道轉去,圍觀群眾則鼓掌相送。
這也是緬甸此次示威的特色,他們只是念經而已,甚至沒人喊口號,鼓掌則是變相地輕視緬軍,平和得令人不敢置信,甚至於覺得無味。
我看蘇瑞街的另端還有人潮,就過去一探究竟,其實也沒什麼,一些年輕人聚在那邊對駛過來的軍車比中指、叫囂而已。拍了一些照片正準備離去,突然剛才示威的現場槍聲大作,這頭的人潮也立刻四下奔逃。
我立刻再轉回去,並未見到任何示威人潮,也看不出有任何開槍的必要。也許只是對空鳴槍吧?
可是我錯了,目擊者指出有一男一女在幾分鐘前中槍。路口亭子上不及人的高度有三個彈孔,證明不是對空鳴槍,地上有一灘血,證實確實有人中彈。
但是為什麼呢?並無明顯的騷動啊?那些開完槍的軍、警還靜靜、冷酷地站在原處,好像沒發生任何事一樣。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緬甸新光報」:抗議者用石頭及彈弓攻擊安全部隊,造成兩名高階警員、六人受傷,抗議者則有一人死亡,三人受傷。
有些人和僧侶進入民宅,破壞者威脅百姓參加示威,否則就要求提供金錢、物資。
一大早,小唐掛電話來,充滿歉意地說他不能陪我了,因為「有關單位」昨天到旅行社,詢問這兩天有無接待客人,特別是單身前來者。
我的老友一聽就緊張了,知道當局已開始清查來路不明者。他顯然否認了我的存在,但是不好意思親自對我說,只好叫小唐通知我。
我就這樣被「放鴿子」了。
但是我一點都不怪他。他怕,因為他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所以我直到五天後離開都沒再聯絡他,免得他擔驚受怕受連累。小唐則顯然還不知道,只當我是個家具商來玩耍、採購,因此對他們公司的「背信忘義」頗為羞愧,一直跟我道歉,甚至隔了兩天還自告奮勇帶我去看貨。這是後話。
我那陣子左腳大拇指有塊骨頭突出,還找不到時間看醫生,就帶了雙夾腳拖鞋。結果來了之後才發現這是緬甸人的標準裝備,所以我當天就穿雙夾腳拖鞋背著相機包很「緬甸」地出門了,想先到大金塔瞧瞧狀況,因為小唐雖然告訴我當局從昨天深夜已經開始抓人、抓和尚,但是示威一定還會發生。
沒想到才走到半途,我的緬甸「迷彩」就宣告破功。身後竟然響起「Hello, where are you from?」。回頭一瞧,一位笑瞇瞇的中年男子。
我當然不敢掉以輕心。昨天在示威現場曾有蹲在地上的示威者對我怒目而視、低聲怒斥,我一點都不生氣,他顯然把我當成是政府蒐證人員,哪有人敢這麼大剌剌地拍照?
可是我也注意到人群中有些人的眼神特別詭異,他們透露出的神色是想搞清楚你究竟是什麼來路,而且一直在示威現場打轉,不是停留一處。我百分之百相信他們就是政府線民。
這在示威場合是很普通的事。前一天軍隊開槍的理由是示威「暴徒」燒了兩輛摩托車。這打死我也不會相信,與我採訪過的示威相比,緬甸的示威真是「過份」平和,完全想像不出他們會有過激行動,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當局自行製造騷亂來「平亂」。
所以,我就把他暫時當作「政府線民」來處理,跟他「訴苦」來進貨兼玩耍,沒想到碰到騷亂,不但玩不成(仰光市內的佛塔都已關閉,防止僧侶集結),連貨都沒辦法進(仰光的商店幾乎都閉門不敢營業,其實有更多屬於政府的場所是奉命停業)。
這位名叫翁凱的老兄一聽,立刻自告奮勇要帶我去其實早已去過(我謊稱第一次來)、他家附近的臥佛寺。我只好將計就計跟著他去,發現小唐早上說的話一點都不假,「帶頭示威幾個佛寺的和尚在前一晚半夜已經全數被抓走,其他佛寺則由軍隊進駐,不准和尚外出」。
臥佛寺就是這樣的一間寺廟。雖然沒關閉,但是寺院內全是荷槍實彈、眼光兇狠的部隊。看完臥佛寺之後,其實我已經有 Game Over 的感覺了。 翁凱則不以為然,「一定會示威的啦,我們等下去看」。
小唐沒了,上天送了個翁凱帶路。也好。
可是這個翁凱一點都不急。
他先帶我到他就在附近的家,從樓上叫下一位略顯肥胖、屁股碩大的女人,很「老友記」第一邊拍她屁股一邊說,「要不要?美金三十元」,那個女郎則咯吱咯吱地笑,顯然兩人合作已久。翁凱當然沒有惡意,女郎更是期待生意成交,我只好費勁硬把整件事扭成一個玩笑的場面才得以脫身。
接著我就要翁凱帶我回蘇瑞街,因為時間已近一點,我估計示威就要登場。不想翁凱又帶我去他不遠處的老家見他父母,原來他家本來很有錢,擁有一大片市場,結果一九八八年那場巨變後,市場被政府強取,他父母至今也只能在市場保有間小店面作小買賣。
至此,我已經可以確定翁凱不是政府線民了,而是一肚子怨的曾遭迫害者。

只是這一折騰,又是近一小時過去。翁凱在我堅持之下,叫了輛緬甸特有,兩個客人背對背坐的三輪車前往。哪裡知道才到火車站,就見到大批人群往回跑。就知道出事了。
果然,翁凱探問之下証實蘇瑞街上已出事,叫我別去。
我怎能不去?就悶著頭往前走,快到橋頭時往回跑人已經愈來愈少,一個對面跑來的緬甸人氣喘吁吁地說,「你是外國人嗎?別過去,他們(軍人)殺外國人」。
我抬頭一看,圍著紅領巾的軍隊已從橋的那頭整排端著槍走過來。
昨天我第一次見到緬軍圍著紅領巾時覺得真難看,而且兩軍對陣時,紅領巾不是最好的目標嗎?真笨。
但是現在看到,老實說,真是怕,立刻掉頭往回走。
這時,火車站一帶還有很多人,有些年輕人開始對軍隊叫囂,也有位拿著簡陋的彈弓向遠處的軍車射石子。我在仰光所見到示威者的「暴力」,也就只有那麼多了。
但是軍隊顯然決定不能忍受。橋頭的軍隊突然分開,幾輛大卡車火速開來,衝散人群後,拿著藤條棍棒的鎮暴部隊就一躍而下,見到人就打,有走避不及跳上公車的也被拉下來打。
最令人不寒而慄又作嘔的就是軍車後面跟著大約六、七輛小公車載運帶著棍棒的流氓,他們也是跳下車來惡行惡狀見人就打。鎮暴警察打人,我再憤怒也能勉強接受,畢竟他們還算是執法者,但是這些惡劣的軍人利用老百姓攻擊老百姓,其心可誅,其行可鄙。我如果夠膽而且有機會,絕對要當面吐他們口水。
可惜我既沒膽也沒有機會,只能眼巴巴地看他們打手無寸鐵,只是因為生活所迫想一吐冤屈的同胞,很多甚至只是走避不及的旁觀者。
「逃離」這個現場後,我一直想繞路到小金塔附近,但是已不可能,所有路都封住了。在別的地方,亮出記者身份就可進入禁區,在這邊,那是找死。
幾乎整個仰光市都瀰漫著催淚彈煙霧,眼睛刺痛、鼻腔嗆辣,真是難過,可是沒處逃,到處都是。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有人群聚集,不消十分鐘,軍車就出現了。足見緬軍消息之靈通、調動之靈活,市內部隊數量之龐大。
我拿著條濕手帕掩住口鼻,一路疾走一路拍照,不知走了多久,終於繞過小金塔,來到一處類似公車總站的地方,遙遙望去,住的旅館已經在望,但是橋頭也被封住,正轉身間,人群開始騷動,原來七、八輛軍車突然從右邊法庭大樓那邊駛來,帶著棍棒的軍人一湧而下,大家都沒命的跑,我當然也跟著跑。
我穿著拖鞋,年齡也一把了,哪裡跑得過他們,眼見前面幾個人鑽入路旁樓梯間,我知道跑不動,就跟著往裡鑽,後面又有人跟進來,我就一直被推著往上跑,最後全部人都卡在黑暗狹窄的樓梯間,最底下的人已經被打得哀哀叫,我被擠壓得氣都喘不過來,第一次體會到被擠死確實是可能的。
最前面的是個大約十來歲的孩子,整個人被壓在三樓的鐵閘門上,拼死騰出手來敲門央求屋主開門,一位面容清秀但嚇得臉色慘白的女孩出現在門口,顯然不知該不該開門,她的表情是要哭出來的樣子,猶疑了一下,臉上突然現出一絲堅定拔開門拴,我們就一個接一個蹌踉進到她家,全部進去之後,她慌手慌腳再度把門栓上,轉身背抵著門坐下,就哭出來了。
這時,底下街上傳來打砸、吆喝的聲音,催淚瓦斯從開啟的窗子飄進來,大家都捂著鼻子揉眼睛但不敢出聲。我潛到窗前,見到流氓正揮舞著棍棒耀武揚威,拿出相機準備拍照,卻聽到身後傳來近乎哀求、壓抑的「No」聲,回頭一望,滿頭白髮看起來像女孩祖母的人,滿臉擔憂地央求我別拍照。
我突然覺得自己很爛,她們冒著生命危險營救、收容我們,我竟然要作可能危及她們的事。於是立刻收起相機,低頭跟她說了聲,「對不起」。
待了五分鐘左右,她們決定分一半人到屋頂,我、四個孩子、兩個女人、四個男子,一個類似和尚的光頭男子,通過窄窄的樓梯上了屋頂,就待在那邊面面相覷長達半小時,直到街上恢復平靜後才下樓。
臨走之前我想再好好謝謝那位老太太,她揮揮手作出「拜託,趕快走吧」的手勢。
我真是很感謝她。兩天之後又找回那個地方想謝謝她,可是門關著。
當天回到旅館已近七點,獲得消息有九人被打死,其中一位是日本人,可能是記者。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緬甸新光報」:
大家留意「英國廣播公司」及「美國知音」充滿謊言的報導。
示威者用石頭及彈弓攻擊安全部隊,安全部隊數度要求示威者解散並在對方置之不理的情況下開槍警告。三十一名安全部隊受傷,九名未能証實身份的示威者死亡,包括一名婦女在內的十一人受傷。
早餐之後,走往蘇瑞街的商貿酒店。
前一日的開槍事件就發生在這個酒店的前面,也是每次示威活動的熱點,其實離我住的酒店只有五分鐘的路程,但是事情發生後路被封鎖起來,這五分鐘的路程就是走不到。所以,我決定換旅館。
商貿酒店是五星級,房價是我先前住的兩倍,我裝出一副「不知死活的觀光客」嘴臉,要求櫃檯給我靠街的房間,因為「聽說今天還會示威」。櫃檯那位露出莞爾一笑,「好多客人都要求換到靠街的房間,我幫你看看還有沒有」。結果找到一間。
這樣就好,至少我不是很特別。
因為根據我的經驗,這類事件發生時,這間酒店會住進許多奇奇怪怪的人,其中很可能會有軍政府方面的人,我就要特別小心,萬一被他們發現我在作什麼,什麼事就都有可能發生。第一天在前個酒店的發稿經驗,已經讓我心裡忐忑不安。
話說當天回到酒店把照片及文字稿處理好,卻怎麼都無法連線上網(後來才知道房間網路連結已經被切掉了),這樣我的稿子根本就發不出。無計可施之下,只好到酒店的商務中心想辦法,至少那邊可以上網用電子郵件送回。
可是緬甸是不准外國記者運作的地方。全世界的媒體,只有中國的「新華社」在仰光有派駐記者,別的媒體想要報導緬甸都只能用其他名義入境偷偷為之,萬一被抓到就麻煩了,小則遞解,大則以洩漏國家機密或間諜論處。
同時,緬甸特務、線民網路綿密,除非你真是本地人,否則很容易被認出。譬如我是東方面孔,還穿著拖鞋,但是沿路都被認出是「外國人」。
緬甸去年遷到新都,外界都很好奇,就有緬甸籍但為外國通訊社工作的記者潛到新都準備拍照,結果竟然也被抓到了。能不小心嗎?
所以如非萬不得以,我是絕不會到商務中心冒「露餡」的危險。只是現在已別無辦法,我的手提電腦太老,連寬頻的接頭都沒有,只能把文字、圖片資料存到軟碟,交由商務中心處理。
那位小姐把其中一張圖片資料打開,赫然是示威者對路過軍車作「Thumb Down」手勢,當場就說,「對不起,我們不能傳這張圖片」,「為什麼?」,「因為商務中心是政府控制的,如果傳這樣的圖片,旅館會有麻煩」。
政府控制的?我住在政府控制的旅館?後來翁凱才告訴我,這家旅館的股東之一是位將軍,而且幾乎所有大酒店都有「將軍股」。
接著,那位商務中心小姐說了句更讓我冷汗直冒的話,「你是記者吧?」。我當然極力否認,強調從來沒碰過示威這種事,所以傳照片給朋友看。我直覺上認為她並不相信我,但是她也沒再多說什麼。
照片不能傳,只好要求她將文字傳真回台北,至少她看不懂內容。
傳完之後回到房間,愈想愈不安心,我相信她不是政府線民,她應當是小唐所說「百分之九十的緬甸人都不喜歡軍政府」的其中之一。否則她沒有必要告訴我商務中心是受政府控制,直接去舉發我就行了。
可是,她真的不是嗎?
我起身把剛才傳完的稿子、傳真收條仔細撕碎,丟進抽水馬桶沖掉。然後把當天拍的照片有關示威的部份全數轉到另片記憶卡,藏到皮箱的夾層裡,相機裡的記憶卡只留下一些街景的鏡頭。
這個「湮滅證據」的動作,就成為此後每天工作完後的例行公事。
但是,既然被政府控制,難道他們沒有能力在傳我稿件的同時,就自動有另一份傳往相關單位嗎?理論上是作得到的啊,怎麼辦?
另個辦法就是根本不處理稿子了,讓台北根據外電發稿,我的部份等到安全離境之後再處理。我也跟台北表達了想法,但是新聞每天都在發生,我人在現場卻不發稿,說得過去嗎?所以台北建議用電話錄稿,我也立即同意了。
可是,電話錄稿對方就沒能力監聽了嗎?
每天都在發稿、不發稿之間煎熬,最後也都發了稿,唯一給自己的說法就是,反正證據都已湮滅,萬一有事,就死不認帳吧。
可是,我真的是每天都準備面對最壞的狀況,而且每天都盡人事作足「欺敵」動作。譬如沒事就到酒店大廳打聽外頭狀態,然後感嘆來得不是時候,玩也玩不成,生意也作不成,然後再回房取相機偷偷從酒店側門溜出去工作。
不過這次搬到商貿酒店之後不久,我就知道來晚了。

我的房間視野很好,蘇瑞街就在眼下,走廊的另端有個大窗,可以直望小金塔及阿納瓦薩街街口。換句話說,只要有任何示威,都躲不過我的眼,而且完全可以居高臨下觀察事件發生及拍到照片。
但是我知道可能不會再有事了。
因為阿納瓦薩街口停了三輛軍用大卡車,繫著紅巾的持槍緬軍走來走去。蘇瑞街一到早上九點左右,就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小金塔前方左邊的消防隊裡住滿了部隊,右前方是秘密警察部,也住滿軍人,每天到十時左右,蘇瑞街上架起路障,只餘一線道;每隔二十分左右,四輛滿載武裝軍隊的軍車,後面跟著三輛流氓車就巡市一周。
郊區方面,所有示威者可能出現的熱點都停了滿載軍人的大卡車。
小唐在電話中首度承認,示威活動已經難再起了,軍隊已經全面掌控仰光,他得到的消息是軍隊目前正在清理第二大城瓦城,「現在寺廟裡已經沒有和尚了」。
二十八日整天,國際電視新聞裡都是各國領袖嚴詞譴責緬甸軍政府,各種制裁的建議此起彼落。
但是在仰光街頭,緬甸軍政府的「工作」顯然已經大功告成,緬軍正耀武揚威,以無比的自信昂首闊步大街上,警告已經噤若寒蟬的百姓。
當天,只有在博尼友翁山街附近發生一起小規模示威,很快就被驅散。緬軍甚至懶得發一槍一彈。
傍晚我站在酒店走廊盡頭眺望暮色餘暉中的小金塔,身後突然傳來幾位台灣客的笑談聲,「昨晚叫的那個不好,你可以叫她走啊」,另個聲音說道,「幹,真俗,差不多八百塊(台幣)而已」,「對啊,才三萬(緬幣)」。
我連頭都不想回。
二十九日 星期六
「緬甸新光報」:和平及穩定已經恢復,仰光市的旅遊及市場也已回復正常。
早上在酒店自助餐廳遇到一位認識的攝影記者。
其實我前兩天已經碰到他。
當時我在博尼友翁山街遠遠偷拍鎮暴部隊,他和另一位同伴從另條路轉到街對面。見到認識的同業當然興奮,趕過去時他們距離鎮暴部隊還有五十公尺之遠,兩人都背對鎮暴部隊,一人站著,我認識的那位蹲在地上翻找背包,顯然是在準備攝影器材。但是跟我以前對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樣。
以前我們在採訪場合碰到,他身上老是掛著三台相機,長短鏡頭琳瑯滿目,身穿攝影記者背心頗招搖地晃來晃去。可是那天,就是襯衫、長褲,一個顯然裝不了那麼多器材的不起眼背包。
我走到他身邊說了聲「嗨!」,結果他並未抬頭,他的同伴則顯然當場嚇了一跳,眼光立刻移開,我只好再說,「小心點」,他低頭回了一句,「我們會盡力(We will try)」,還是沒抬頭。我就繼續走了。
等到今天碰面,我才確定他那天真是沒敢抬頭,因為他說,「哇,是你,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完全沒看不起他們的意思,也許我的樣子也跟以前不太一樣,但是在那時的仰光,他們兩個「老外」真是太顯眼,作的又是很心虛的工作,突然一位不確定是否認識的東方人跟他們打招呼,確實會嚇壞。
他們那時的應變,在那樣的時空也絕對正確,就像我一樣,明明知道認識他,但是在那樣的時空,絕不因為想讓他知道「他也認識我」而多講一句話。
這位攝影記者跟我說他住在附近另一家旅館,那邊還住了好幾位記者,但是大家都偽裝成遊客,他已經到了兩個星期,前一陣子圖片還發得出去,這幾天則完全沒辦法,所有的圖片資料都藏在床底下,也許過一、兩天再找機會試發。也好在現在大家都用數碼相機,記憶卡小小一片,好藏得多。
我出發之前已經把身上所有有關記者的標記都「消滅」了,甚至相機上貼了十多年服務媒體的名稱都已拔掉,來仰光之前心血來潮帶了件有民主運動圖案的 T 恤,哪裡敢穿?一直壓在旅館床墊的最下層。
我曾經在很多惡劣的情況下作過採訪工作,包括阿富汗、伊拉克、東帝汶。。。等等,但都不如在仰光這樣艱難及壓力大。這個政府讓除了他們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過得困難重重,最氣人又令人不平的是,他們毫不在乎。

我想起那位被擊斃在街頭的日本攝影記者長井健司。他穿著短褲、拖鞋,手持著小型攝錄機倒在那裡,顯然也是刻意偽裝過的,但是卻躲不過緬軍的鷹眼。
第二天的官方「緬甸新光報」對他的描述是「有一名死者是日本人,他在現場留下一部攝錄機及手機,他是以觀光簽證入境但在示威現場蒐集新聞」。在我眼裡,前面的描述實際上是,「此人從事與入境簽證不符的工作,死了活該」。
日本派了外交部副相前往仰光交涉,要求對長井健司的死給個交代。
緬甸軍政府會給什麼交代?不就是「不幸遭流彈擊斃」一句話嗎?(後記:結果真是如此,而且緬方堅稱前面提到的攝錄機不見了,始終沒有交還,有意思的是,他們卻交還了攝錄機的電池。這個動作的意思不就是,我們就是不還,怎麼樣?!)。
流彈?見鬼了。
那一槍百分之百就是瞄準長井健司而發,就如同我第一天在相機觀景窗中見到的,有枝槍一直跟著我。
我一想起長井健司。「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妳是否理解我沈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再不能醒來/妳是否相信我化成了山脈。。。。。」這首歌就在腦中響起。
真是不值得啊,死在那些爛人的手上。
我如果再去仰光,一定要帶支最長最長最長最長的望遠鏡頭,讓那些混蛋打不到我。而對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像在作地下工作一般的新聞同業,不管識與不識,死了還是活著,我都有著同儕的真實感情。
這天,仰光已經沒再出現任何示威,國際社會還是一疊聲的譴責,聯合國特使甘巴里也到了仰光。「那又怎樣?」小唐說,「我們的政府最無恥,他們會東拖西拖,甘巴里最後會怎麼來就怎麼回去」。
譴責?制裁?緬甸現在有中國、俄羅斯、印度在後面為著本身的利益撐著,它才不在乎制裁呢。反而會像老友古巴一樣,拿制裁作為發展遲滯的藉口,倒楣的永遠是老百姓。
美國禁止發簽證給緬甸官員及親屬,更是笑死人。他們會去嗎?
九月三十日 星期天
絕對不可能再有示威了。
去仰光街上轉了一圈,阿納瓦薩路已恢復了往日的喧鬧,軍用卡車也沒有停在路口,但是大約十人一組的武裝軍人散坐在路邊,沒有軍人守的較小路口,總有一、兩個一看就知道並不想或不會賣東西的小販,他們更大的興趣是打量路過的人,努力要看出來你想幹什麼?
小金塔前的蘇瑞路上安全島樹蔭下,都是散坐的武裝軍人在乘涼,街角屋簷下則是拿著盾牌、棍棒的鎮暴警察。我這幾天沒事就走到房間裡的落地窗往下望,不時見到滿載武裝軍人的軍車巡邏而過,也不時見到躲在街角的鎮暴警察一湧而出,逮捕正在過路的行人或攔下車輛檢查。
但是真正讓我相信示威不可能再起的不是這些,而是我走到阿納瓦薩路上準備吃印度風味的羊肉炒飯,店主竟然告訴我現在只能外賣不能在店裡吃。
控制成這個樣子,用意當然是不給人們有任何聚集、逗留的機會。
真是讓人懼怕、厭惡的政府。
這場運動,也許從開始就注定要失敗,只是在過程中一度給了人們以為可以成功的虛幻想像。
其實運動開始時的要求很簡單,人們要活下去。那甚至稱不上是場運動,而只是想要活下去的卑微掙札。
軍政府在八月中旬無預警調漲各種油價,漲幅從兩倍到數倍,漲價的背後理由據說是準備開放民營,因此要讓業者有利可圖。那些「業者」,當然是跟軍政府有關的人。
只是油價暴漲,連帶引起民生物資也漲,直接受害的就是廣大人民。
翁凱指出,過去兩年以來,巴士票價從十緬幣而二十緬幣,去年又漲成四十、六十緬幣,到了上個月油價漲後,票價突然飛漲成兩百緬幣。
在仰光已住了近四十年的周先生表示,他們一家以前每月的生活費大約二十到三十萬元緬幣,現在則需五十多萬(一萬二台幣),「我們過的生活在緬甸算是高級的,一般緬甸人的每月收入大概只有二至三萬」。
二至三萬?在仰光,一袋二十四公斤的米就要兩萬多緬幣,一斤雞蛋要五千緬幣。一個月的收入只夠買一袋米或四斤雞蛋,如何活得下去?
最初的時候,人民是因為這樣而上街,人數僅數百,當局很快逮捕帶頭的人也就瓦解了。
但是軍政府沒想到的是之後和尚也上街。
和尚為什麼上街?因為他們最瞭解民間疾苦,中南半島的和尚日常的吃食都靠每日化緣,和佛寺周圍的居民也建立起相嚅以沫的良好關係。然而過去化緣三家,現在要化緣十家才能有同等的量;過去化緣來的是乾飯,現在得來的則是稀飯,和尚當然感同身受。
和尚眼見百姓日益艱苦,心有所感之下毅然上街為民請命。他們的抗議行動其實很平和,只是祈禱、誦經表示態度甚至是「請求」而已。沒想到在一場示威中竟遭到警察強脫袈裟毆打的羞辱。強脫袈裟在佛教是極為嚴重的事,因此激起僧侶眾怒,抗議規模日益增大、擴散。這就是這次所謂「起義」的基本成因。
這次的運動演變成僧侶為主導,讓人們產生了「可能成功」的希望。因為緬甸是個佛教國家,僧侶有其道德高度,大家都認為軍政府不敢對和尚下重手。但是現在回頭看看,顯然都判斷錯了,軍政府絲毫不手軟,而且極有步驟。
從九月十七日和尚開始上街到二十六日鐵腕鎮壓,軍政府已經作足了準備、蒐夠了證據再加上威迫利誘,以致二十六日當天上街的和尚人數其實只有數十人而已,軍政府才放心大膽地開槍,第二天更是不見和尚蹤影,槍就開得更凶。

才兩天,就「平亂」了。
那些突然從人間蒸發的和尚,死硬派的全被抓走關押一處,不那麼死硬的就被軍隊看管在寺廟裡,動彈不得。不甘心的老百姓要上街,就槍彈伺候。
緬甸的示威與其他國家不同,他們沒有與鎮暴部隊近距離對峙、推擠這回事,雙方距離遠遠的,一不對勁就開槍射催淚彈,連水砲車都備而不用。緬軍就是這樣無恥沒用,用子彈遠距離欺壓百姓。
對於沒飯吃、沒錢坐公車而上街發洩委屈的百姓,軍政府卻以高壓手段對付,當然是使用過度武力。
但是緬甸軍政府除了武力,其實也沒有別的了。緬軍從未打過什麼像樣的仗,過去還要靠我國的泰北孤軍幫他們打叛軍,可是對付起手無寸鐵的本國同胞,卻還真是英勇無比、威武無比。
今天仰光已無任何示威活動,我決定明天離開,不想再待在這個充滿恐懼、無力感的地方。
十月一日 星期一
車子經過大金塔,赫然發現門開了,也猛然想起一路上沒見到軍人。
小唐看出我的疑惑,笑著說,「甘巴里(聯合國特使)在仰光,所以他們(軍政府)打開門讓他看,表示一切已恢復平靜,其實軍人都躲在民宅內,一有動靜就出來了。只要甘巴里前腳一走,大金塔的門就會再關起來,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外人其實很難理解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什麼事都作得出來。國家根本就是他們的」。
小唐的話裡有失望、有落寞、有自嘲也有認命。
他說現在很多緬甸人希望外國打進來,就像阿富汗、伊拉克一樣。只是,沒有明顯的利益,誰會來解救他們?
一直到飛機起飛,我才真正確定自己是真的可以離開了。
啊,這麼美麗又讓人難以忍受的國家。
望著底下迅速變小的景色,我想起了躺在街頭的長井健司的屍體,想起經過一整個月的擾攘,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傷了,更多的人心灰意冷,緬甸人民還是又重回到原點。
難道,這一切,都只為了証明這些軍頭確實撼搖不動,而且還會長久甚至永久的在那裡?
面對著這麼一個殘暴、無情的政權,我們到底能作些什麼?
我希望能再回到仰光,但是不想再來採訪,我不想再擔驚受怕,不想我的孩子再擔驚受怕,也不想我在仰光的朋友再擔驚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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