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奉調東南亞之後，就一直很想去東帝汶採訪，可是始終沒有什麼適當的機會。

直到東帝汶獨立運動領袖薩拉納（古斯毛）於一九九九年二月間由雅加達高度警戒西皮南監獄被移往市區的民居軟禁之後，機會就來了。這是因為古斯毛改為軟禁之後，就比較有可能採訪到他。

我當時的想法是，採訪他之後再去東帝汶走一趟，一定可以寫出不錯的報導。主意打定之後，就向印尼國防部及法院部提出申請，只是沒料到申請信傳真過去後卻石沈大海，幾次電話聯絡也不得要領，只好拜託每次到雅加達聘請的翻譯賴逸平先生代催，我則去忙別的事了。

不久之後，柬埔寨總理韓森的專訪安排成功，日期則訂在同年四月一日。由於柬埔寨經過長年內戰，第一次有了安定的局面，我就跟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杜念中兄提議，不妨作個比較全面性的報導，並且訂出好幾個題目，獲得他的首肯之後，我就在三月二十五日飛往金邊，預計停留十天。

不想三月二十九日就在金邊市接到賴先生電話，說是印尼方面已經批准古斯毛的專訪，並要我與對方的律師安東尼諾直接聯絡。

掛了電話過去，安東尼諾說，「你明天上午九點半來」。哇塞，他以為我坐火箭呢。

我跟他解釋現在人在柬埔寨，由於另有任務，一時還走不開，是否可以先約定一個稍後的時間。商量了半天，結果訂在四月六日。

沒想到的是，柬埔寨這邊的行程卻一變再變，先是韓森的父親生急病，專訪被迫延後兩天；接著前往紅高棉老窩百靈的聯絡也不順利，再加上班機的取消、重新安排，我在柬埔寨的整個行程也因而拖長成十六天。

這段時間裡，一直跟安東尼諾保持聯絡，日期也一改再改，最後終於敲定在四月十四日。

更沒想到的是，東帝汶的情況卻在這段時間中發生急遽的變化，獨立派和親印尼派之間的武裝衝突愈演愈烈，獨立派民兵更在利逵薩（Liquisa）大肆屠殺。古斯毛則在雅加達發表聲明，呼籲獨立派武裝起來反抗印尼統治，事情鬧得很僵，雅加達方面也對古斯毛在軟禁之中還發表聲明之事十分惱怒。

我當時就有不好的預感，擔心印尼當局會限制古斯毛的言行，因為印尼司法部長穆拉迪已經公開表示，如果古斯毛不收回所說的話，他會考慮把古斯毛再送回監獄。

果真如此的話，古斯毛的採訪就注定要泡湯了。

所以我在那幾天不停掛電話給安東尼諾，目的是確認專訪仍然有效；直到飛往雅加達的前一天，還跟他再度確認，得到的答覆也一直是肯定的。

四月十三日當天飛抵雅加達，立即趕往印尼武裝部隊總部採訪發言人賽姆蘇爾中將。我當時的計劃是採訪一位軍方人士、古斯毛及另一位東帝汶的游擊隊代表人物，再加上東帝汶當地的現場報導，整個報導應當就很完整了。

沒想到第二天一早九時到達古斯毛軟禁之處，竟然吃了閉門羹，安東尼諾出來之後面有難色，直說古斯毛實在太忙，無暇抽出時間接受專訪。

有沒有搞錯？我再三確認之後才飛來雅加達，結果卻告訴我沒時間接受專訪。老實說，我真的覺得很「賭爛」，心中不禁暗罵，「這種辦事能力，還想要獨立」。

當然，我在臉上並沒有表現出來，還是一面諂媚地陪笑，一面央求安東尼諾再去向古斯毛說項。

安東尼諾最後終於出來傳話，說是當天下午五時應該可以再試試。五時整，我和賴先生準時抵達古斯毛住處，這下更精彩了，安東尼諾人都不見了，古斯毛則還在「忙」。我們就這樣在門外呆等了兩個小時，什麼都沒等到，只好垂頭喪氣而返。

當天晚上從旅館掛電話給念中兄，如此這般地解說一遍，告訴他古斯毛的採訪應該是泡湯了，同時說明第二天就要飛往東帝汶，希望能弄到一些「好料」，否則真不知該如何交代。

其實我真不知道到東帝汶能作些什麼？只盼望獨立派和親印尼的聯合派幹起來，最好再砍幾個人頭，這樣就有新聞可寫了。

我和賴逸平在東帝汶出了機場，碰到一位名叫阿方索的計程車司機，我們立即向他探詢如何去發生屠殺事件的利逵薩，沒想到他連連搖手，說道，「你們給我再多的錢，我也不去」，而且還勸我們千萬別去，因為親印尼的「紅白民兵」（印尼國旗乃紅白兩色）在四月六日屠殺了二十多個獨立派村民之後，已經在路上設置了一缸子檢查哨，不准任何人進入該地區，同時特別表明不歡迎外國記者，因為「『紅白民兵』認為外國記者的報導不公平」。

我們這才瞭解到，「紅白民兵」現在要砍的人頭，正是外國記者的頭。

當天同機抵達的，還有好幾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其中一位是法新社雅加達分社主任柏納德。艾斯特雷，他的旅館房間正好在我的隔壁，我就趁他在室外測試衛星電話時與他攀談。

艾斯特雷年齡不小、身材高大，兩道濃眉壓在深陷的眼眶上，說話語調輕緩、沈重，隨時隨地都是副憂愁滿面的樣子。我向他問及利逵薩的情況，他也是嘆氣連連，直說，「情況很糟，情況很糟」；問他去不去，他把嘴一癟，搖搖頭，又嘆一口氣。我的一顆心也跟著沈了下去。

當天在艾方索領路下，很順利地採訪了首府狄力市的東帝汶游擊領袖席蒙司。晚上回到旅館，我和賴先生躺在床上，一邊打蚊子，一邊對著屋頂的吊扇發愁，接下來怎麼辦呢？重頭戲的古斯毛採訪宣告泡湯，原先的計劃少了一大半，利逵薩倒底是去還是不去呢？去，又要怎麼去呢？

賴先生說，「不如明天一早去武裝部隊那邊試試運氣」。也只有這樣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我們就抵達了武裝部隊大門口。賴先生長期在雅加達擔任專職攝影，也經常應軍方之邀幫忙拍照，所以跟軍方人物混得頗熟，皮夾子裡面裝了一大堆他與各方軍頭合拍的照片。

我們就靠著這些照片長驅直入，被引進主管情報的班邦少校辦公室。說明來意之後，班邦臉上立即露出難色，他跟我們說利逵薩地方很不安寧，除了武裝民兵駐守之外，他也很擔心山裡面的游擊隊隨時會出來攻擊。很顯然地，他不願意負責我們的安全。

我們當然不肯就這樣輕易放棄，於是就賴著不走，天南地北的爛扯。不一會兒，又進來一位特種部隊軍官，大家坐在一起閒聊。

這位軍官一望即知是位「攪和」大王，只見他一人口沫橫飛地胡說八道，逗得大家樂不可支；談著，談著，話題就轉到女人身上，這下他更來勁了，大談其「轉戰」各地的經驗，而且提及他有次「以一對二」。

賴先生這時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梁大哥啊，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反正是胡扯，我當時就毫不考慮地答道，「當然有啊，我還試過一次三個呢」。

這下，包括賴先生在內的另外三人都傻眼了，他們帶著不相信的口吻說道，「真的？」；我當時「福至心靈」，就很「神勇」地從相機袋裡掏出「自用送禮兩相宜」的兩粒「偉哥」，說道，「當然是真的，因為我有這個，來，一人一粒」，說著就一人送了一粒。

班邦和那位特種部隊軍官接過「偉哥」之後如獲至寶，立刻笑逐顏開地將那粒藍丸子塞進軍裝上衣口袋。就這樣，我們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咖啡也送來了，香菸也燃起了，簡直就是無話不談的「Buddy, Buddy」了；我看看時機好像成熟，又給賴先生使個眼色，他於是再跟班邦提我們想去利逵薩的事。只見班邦拿起電話嘰嘰咕咕一陣交代。我從賴先生的眼神裡知道，「事情成了」。

大約一小時候，我、賴先生、一位司機、三位便衣保鏢、四枝M-16步槍，就坐著輛破舊的麵包車上路了。

從帝力到利逵薩，走的是條沿海公路，大約四十分鐘車程，風景十分優美，也不見任何異狀，可是逐漸靠近利逵薩時，路旁的景況就開始改變了，最明顯的就是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門前豎立著印尼的紅白旗。

到了沿海公路轉往利逵薩的交叉口，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座竹子搭成的棚架，上面坐了「一窩」頭紮紅白旗布條的人。車子一停，這些人不約而同全部起身，這才看清楚，他們全都是手提大砍刀，就是前一陣子印尼大雅族在西加里曼丹斬馬都拉族人首級的同樣砍刀。

我們一下車，他們全都圍上來了。我的媽呀，真是上了賊船，我還真有點怕了。陪我們去的人與這些「大刀隊」嘰嘰咕咕之後，示意我們可以拍照，我只好「強顏歡笑」地拿出測光錶來測光，測光錶舉到一位紅白民兵臉旁時，我才發現自己的手因害怕而在微微的顫抖。

還好，這種恐懼感很快就過去了，因為這些紅白民兵其實相當和善，每個人都很大方地把刀舉起或扛在肩上，讓我們拍了個夠。

這樣的檢查哨，從這個路口到利逵薩的短短十分鐘路程中，竟有八個之多，幾乎是一、兩公里就有一個，每處都有十多名頭部、手臂纏有紅白巾的「大刀隊」駐守，對過往的車輛進行路檢，一旦發現有支持獨立的可疑人士，後果就難以設想了。

當天，我們被帶著參觀了許多被獨立派人士攻擊、燒毀的房屋，我們才知道，原來是獨立派人士先攻擊他們，才有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六日的屠殺事件。而在抵達東帝汶之前，我們只從電訊中讀到紅白民兵的報復行動，並不知道還有先前的這些過節。也難怪紅白民兵認定「外國記者」報導不公，不准他們前來利逵薩了。

我當然也明白，他們帶我們看的都是獨立派的「劣績」，因為沿路也有不少被燒毀的房舍，他們卻未停下讓我們檢視，我相信那些房舍都是被親印尼民兵毀掉的獨立派房屋。

另外，我在雅加達採訪賽姆蘇爾中將時，曾經問到有關武裝部隊提供武器給紅白民兵的指責，他當時就說絕無此事，而且說民兵的武器大部分都是自製的。

我現在已經身處民兵大本營，當然也提出同樣的疑問。

帶我們去利逵薩的人說，「我帶你去一個地方，你自己看看」。

這個地方是莫巴拉鎮(Maubara)，離利逵薩大約二十分鐘車程。

我本來還不太明白他所說的「你自己看看」是什麼意思。但是車行至半途，我就懂了，因為這時候所見到的行人、崗哨裡的「路檢員」，雖然也還都是紅白巾依舊，可是大刀已經不見，取而代之的是都背著長槍。

進入市鎮中心，車一停下，照例又擁上一大批人，每個人都是長、短槍在手，可是這時的我早已被訓練得神勇無比，也頗自覺有「藍波」的氣概，就算這些民兵扛著大砲來，我也不怕了。

他們的「裝備」還真齊全，M-16、卡賓、長短手槍，一應俱全，有的槍上裝著長長的彈匣，頭上又紮著紅白巾，猛然一望，還以為是真的「藍波先生」來到東帝汶呢。

可是走近一看，老實說，若不是顧及禮貌和對方的尊嚴，我差點當場笑了出來。

原來，這些槍枝全是土製的，而且其「土」得澈底的程度，簡直就跟玩具槍沒兩樣。舉例來說，很多槍的槍管，根本就是用類似廚房洗碗槽下面排水管般的金屬管製成，槍柄也製作得很粗糙，有些像古早時洗衣用的搥衣板，接口處則是用馬口鐵皮及生鏽的螺絲釘拴起。

子彈是什麼呢？他們說是鐵丸子。我才突然省悟到，這些「藍波」與真「藍波」最大的不同處，就是他們身上沒有斜掛著威武的子彈帶。

有一柄手槍的樣子很奇怪，在一般槍枝撞針的位置上插了支火柴棒。我問他們那是做什麼用的，這支「槍隊」的頭頭迪勺沙頗為得意地說，「用另一支火柴點燃這支火柴，就可以擊發了」。

我真的不相信這些「槍」可以射擊，我也懷疑他們是否知道我是記者，所以先把「真貨」藏起來，而拿這些「玩具」來唬我們。

因此，我頗「居心險惡」地要他們放一槍給我見識、見識，可惜被賴先生阻止了。他說，「唉呀，不要啦，太危險了」。我猜他可能是擔心槍管會爆炸，但是當時也不好太堅持，所以就算了。

不過，這批民兵第二天在狄力市展示武力，我就真見識到這些土槍不但能擊發，而且還真能殺人呢。那天，紅白民兵在集會之後突然臨時起意攻擊獨派人士蓋斯卡洛的住宅，殺死了二十一名躲在他家中的獨派難民。

其實，親印尼民兵殺人之時，基本上是將整個現場封鎖起來，印尼軍警也和他們配合得很好，所以沒有任何記者知道他們究竟殺了多少人，更遑論拍到鏡頭了。事後，印尼官方發表的受害者數字一直是十二人，所有的媒體也根據這個數字發佈新聞，只有我發回去的新聞斬釘截鐵地說是二十一人被殺。

為什麼我敢這麼有把握呢？其實說穿了也不值錢。

我當天雖然知道發生大屠殺，可是也拍不到照片，只好拍了一些周邊相關的照片，然後跟賴先生一起到他朋友開設、帝力市規模最大的一小時沖印店去沖洗，由於大家都已是熟朋友，所以我們就進到機房內聊天。

在閒聊的時候，我順手拿起剛沖出來的底片，對著燈光一看，我當時就呆了。原來我手上拿著的，正是印尼警方送來沖洗的屠殺現場底片。

沖洗店的朋友也証實了這兩捲底片是警方送來，而且已經交代不准印出照片，有任何差錯，都要沖洗店負責。

我當時腦子裡電光火石般轉出了好幾個「點子」，譬如說偷剪下一、兩格底片，或者立即回旅館取來掃描器，立即掃幾格進入我的電腦。可是，這樣做都會連累到沖洗店的朋友，所以最後我要賴先生幫我賄賂即將前來取片的警察，我開出的條件是，就算是上百美元一格底片，我都願意出。

接著我就開始仔細研究底片裡的場景。我有長達十數年自己沖洗底片經驗，所以對於辨認底片有一定的把握，經過仔細辨認的結果，從屍體的面貌、衣著、姿勢來區分，我總共統計出二十一名受害者。

後來，那位警察來取底片，賴先生始終鼓不起勇氣幫我提出「賄賂」的建議，其實我也知道對方接受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在那樣的亂局中，應該沒有人敢承擔現場相片流出的責任。

當天回到旅館後，聽到消息說印尼官方發佈的數字是十二人，我不禁心中暗自覺得好笑，同時也確定我的數字才是正確的。

因為，每次印尼發生類似的事件，官方都會刻意發佈「縮水」的死亡數字，這在印尼已經是常識；此次死了二十一人，印尼官方把數字調換了一下，「21」變成了「12」，是最合乎邏輯的數字把戲。

話說回頭，我和賴先生當天在利逵薩及莫巴拉花了一下午的時間，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了獨家採訪。回到旅館進餐時，小小的餐廳裡擠滿了人，天花板上的吊扇懶洋洋地轉，屋裡的人東一堆、西一堆，有記者、有外交官、有情報人員，都在交換彼此知道的訊息，像煞「北非諜影」(Casablanca)影片裡的那座餐廳，只是沒有人知道我們才從沒有人能去、也沒有人敢去的地方回來。

我燃起一支煙的時候，竟然覺得自己有點像「亨佛利。鮑嘉」般的偉大，只不過這個「偉大」的感覺只持續了幾分鐘，因為想到餐後還要寫稿，當場又「萎」掉了。更何況，僅剩的兩粒「偉哥」也沒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