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過世很久了，我常常還會想起他。

       小時候住在左營眷村，家裡的環境並不怎麼好，但是爸爸畢竟有固定收入，而且還有軍糧眷補，因此除了接濟大陸的親人之外，爸爸也經常送些米、油給住在高雄、家境更為清苦的大伯。

        大伯家在苓雅區，爸爸從左營騎單車去，至少也要一個鐘頭吧，他就這樣去，從未抱怨過，有次不小心摔倒，油瓶打破，他也就默默地回來，沒說什麼，所有的事都埋在心裡。

        印象中的爸爸老是在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就坐在書桌前一邊抖腿、一邊抽煙、一邊翻譯，拼命賺些外快。那時常聽村中的大人說「男抖窮、女抖賤」，就常想爸爸為什麼老是抖腿，難怪從早忙到晚，我們還是那麼窮。想歸想，哪裡敢講，因為爸爸向來不苟言笑，我們吃飯時坐姿不正或是弄出聲響，都會當場捱罵。

        我當然也萬萬想不到，這樣嚴肅的爸爸居然會在我的面前哭。

        眷村其實就是那樣，白天男人都去上班，女人就在家操持家務、串串門子，很多事情就容易一窩瘋。村子裡不知道怎麼開始流行打麻將，媽媽居然沈迷進去，常常玩到忘記還有個家。我那時唸小學，經常回家時空無一人，門也鎖著，只得從屋後煤球爐灶間爬進屋裡，也還記得肚子餓得慌，自己起火、熱油，和麵粉作麻花炸著吃。

        媽媽迷上麻將，家務變得有一搭、沒一搭，和爸爸之間也常為這些事起齟齬，可是改不了媽媽的執迷，我們小孩子也都習慣了媽媽不在家就是去打麻將的現實。

        終於有一天，爸爸下班到家之後發現家裡什麼都沒有，真的是什麼都沒有，媽媽當然不在家，也不知道究竟在哪一家打麻將。

        等了一陣子，大家都餓了，可是確實不知道媽媽什麼時候會回來，或者倒底會不會回來。爸爸後來沈著臉叫我過去，交代我去斜對面的馮婆婆家借錢。

        去到馮婆婆家，說是爸爸要我來借錢，馮婆婆也沒說什麼，但是好像什麼都知道似的搖搖頭、嘆了口氣，就從懷兜裡拿了些錢給我。

        我回到家把錢交給爸爸，就在接過錢的時候，爸爸望了我一眼，然後突然雙眼泛紅、頭一勾哭了起來。也許是因為在自己孩子的面前，爸爸哭的時候，嘴唇下撇成一弧形，眼淚從緊閉的眼角流出，想是要忍住聲音，嘴唇抿著，那衝不出來的哭聲，就嗯哼嗯哼地從鼻孔中抽搐傳出，瘦削的肩膀則在汗衫裡一上一下的起伏。

        我那時實在年齡太小，對於爸爸的哭，只有種不知所措的慌張，甚至不理解爸爸為什麼要哭。一直到自己過了中年，也在類似的情境下哭過，才知道那種錐心的痛、那種不知道應該向誰去訴說的苦楚，而追悔當年沒有扶著爸爸的肩膀說，「爸爸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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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從小就是家族裡最會讀書的孩子，還被鄉裡的人稱作「小書袋」，當然也甚獲寵愛。後來因為不敢違背公公作主為他安排了一門婚事，只得勉強成婚，之後就藉口要唸書而去了廣州，哪裡知道這一走就是廣州、青島、上海最後到了台灣，再也沒回過家鄉。

        爸爸是國民黨軍人，家鄉的親戚都因此吃了很多苦頭，也因為如此，我們從小就知道再怎麼辛苦，大陸的親友是一定要接濟的。到今天，我還都能很準確地回味小時候常吃醬油稀飯的滋味，把醬油倒進稀飯時要用大拇指壓住瓶口，這樣才能控制流量，不會倒多了，倒多了不但浪費，而且醬油味太重也不好吃。我後來還常常對小我八歲弟弟說，「你長得比我高，是因為你有好東西吃」。

        到我唸初二的時候，大陸傳來了公公的死訊，竟是被鬥爭之後活活給打死的，打死之前還被灌吃牛糞。這個消息讓爸爸簡直無法承受，他認為公公死得這麼慘，跟他是國民黨軍人有直接的關係，因此十分自責。

       其實我們幾個孩子對公公的死並沒有特別感覺。於我們而言，公公、婆婆只是高高掛在客廳牆上，逢年過節必須朝之叩頭的照片，對於他們僅有的一點印象，也就是爸爸常得像公公，而大伯像婆婆。

       正因為這種從未謀面的淡遠，我那段時間每天在上學的半途就偷偷把臂上戴的孝摘下，深恐同學問起家裡是誰過世，似乎不吉或丟臉，直到放學後，才在快到家時重新掛上，所以對於爸爸那種悲傷與憾恨，實際上是無法感受的。

      爸爸則變得更嚴肅，每天還是穿著軍裝上下班，但是胸前別著一塊黑色孝布。那段時間的爸爸常常眼神茫然地呆坐在客廳，不知在想什麼？原本就清瘦的臉顯得更瘦，鬍渣子也像流浪漢一般長出來，我們都不敢跟他說話。可是家裡的小孩當中，只有我多知道一點爸爸的悲痛。

      家裡的房間不多，我和爸爸共用一間，我睡上舖。那段時間，竟經常在半夜被爸爸的哭聲驚醒，醒的時候一片漆黑，也不敢探頭往下看，只能在黑暗中睜著眼睛聽爸爸「嗚，嗚。。。」的悲切哭聲，並且感受床隨著哭聲淺淺地顫動。爸爸應當是擁著被子坐在床上哭。

        啊，可是也要等許多許多年之後，我才能體會在闃無人聲的暗夜裡，一個人坐在床上哀哭，是種多麼無助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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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時，由於幾乎被退學，只得插班轉到台北師大附中，爸爸那時覺得在軍中已無前途，正好世交陳伯伯要辦玩具廠，邀請爸爸出任廠長，就辦理退伍了。

        說是玩具廠，其實就是設在三層樓公寓房子裡的家庭工廠，除了爸爸之外，有位香港請來的師傅，再加兩位工人，如此而已。我和爸爸就住在一樓用夾板隔出、四坪大小的辦公室兼臥室裡，當然也是雙層床，我還是上舖。

        剛開始時，由於對未來充滿憧憬，我和爸爸對於新環境也頗感興奮，初時兩人常常在外面的小飯店包飯吃客餐。一段時間以後，發現好像不是那回事，陳伯伯雖無惡意但給薪水的方式不甚乾脆，像施捨般零零碎碎，甚至出現沒錢吃飯的情況，爸爸有軍人的脾氣，但礙於交情不便發作，倒是常常跟我抱怨，我也才發現爸爸開始把我當大人看待了。

       後來為著省錢，遂自行開伙，煮些簡單吃食，當然都是爸爸動手，最常吃的就是蘿蔔骨頭湯，那種沒什麼肉但是可以吸食骨髓的骨頭。父子兩人每天就在那小小的空間裡相依為命，倒成了我與他相處最密切、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時光。

        高二下結束，我在班上被級任導師宣佈退學，那天回到住處，爸爸已經在辦公桌上鋪開報紙擺好菜、飯，可是我心裡很亂，哪裡吃得下。爸爸看我表情不對，問我怎麼回事？我怎麼敢講。

        我從小就會惹麻煩，爸爸的管教就是打，藤條打、皮帶抽，甚至還曾被綁在家裡前院的樹幹上打。這種管教方式在那個年代其實很普通，叫作「不打不成材」。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家戶戶都希望孩子能讀好書、成大器，不要像每家的爸爸一樣又變成軍人，吃不飽、餓不死。

        然而這種管教方法造成的後遺症就是孩子反而不跟父母溝通，反正遲早都是一頓打。我也就從小養成了打死不說的習性。

        現在出了要被開除這麼大的事，我也抱了打死不說的決心。爸爸一直問，我就是低著頭不說。爸爸那時已經決定要離開玩具廠，離鄉背井去跑船、賺更多的錢，而且已經談妥，大約兩個月之後就要離開台灣了。

       我的盤算則是頂多熬兩個月，就算是被開除，我也天天背書包出門，等爸爸走了就沒事了，以後再想辦法用「同等學歷」去考大學。現在不說話，頂多捱頓揍吧。

       可是爸爸卻沒有打我，他罵我甚至求我，就是沒打我，但是我已經吃了秤錘鐵了心，也撐著不開口。突然，爸爸竟然抱著我的頭哭了起來，哽咽地說，「你這樣，我怎麼放心去跑船」，口中的熱氣呼呼地吹到我的脖子上，也就在這時候，爸爸的一顆眼淚滴到我的後頸。

        爸爸沒有打我，卻哭了。我突然覺得很悲傷，就老實地把學校的事說出來。爸爸聽完之後沒說什麼，立刻掛電話給他的好友，也是他知道即將離開後為我在台北所安排的監護人，要他幫忙想辦法，然後說，「先吃飯吧」。

        直到今天，我都還能很清楚地回憶起爸爸那顆眼淚滴在我脖子上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