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亞的國家中，印尼無疑是最「制度性」排華的國家，非但自從一九四六年頒佈第三號法令開始，就由「人民協商會議」陸續制訂了許多排華法令，而且每當印尼發生程度不等的動亂，華人也老是首當其衝，免不了被打、砸、搶。
而這一切，恐怕都得回溯到四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當時印尼發生了一場疑雲重重的「流產政變」，使得印尼的命運整個為之扭轉，也開啟了軍事強人蘇哈托之後執政長達三十二年的序幕。
但是鮮有人知的是，這場至今真相混沌未明的「政變」，以及兩年後因之而起的「清共」運動，乃至於隨後所引發的大規模排華事件，卻在根本上扭曲了印尼華人的命運，也開啟了華人在印尼動輒遭受排擠的濫觴。
在印尼的歷史上，「九三零事件」已經被定性為「共黨政變」，當局也製作了一部影片，每年九月三十日當天在各級學校播放，直到瓦希德總統任內才停止。
可是對許多人而言，前述的「政變」及「排華」事件一直是個「謎」，不但相關的史料也付之闕如，也似乎沒有什麼人敢去觸碰。
根據印尼官方的說法，四十年前的那場政變是印共所主導，由拉提夫上校及烏坦上校率領總統府衛隊以及進雅加達參加建軍節校閱的兩支外地部隊，逮捕並謀害了包括武裝部隊司令、情報首長在內的六名高級軍事將領，當時的國防部長納蘇辛僅以身免，時任印尼精銳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則當機立斷，立刻發動反擊、敉平政變。
但是現在已經有愈來愈多的跡象及証據顯示，四十年前的那場「政變」，應該是蘇哈托與蘇卡諾之間鬥爭的結果，而兩年之後開始的排華事件，則是蘇哈托等人為了坐實「真有」共黨叛亂這件事而發動，結果導致無數的華人橫屍山野，流離失所。
當年被捕入獄的印尼著名作家帕拉莫迪亞就表示，那時美國在全球進行與共產主義對抗的活動，而蘇卡諾不但承認印尼共產黨，而且印共在當年還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共黨組織，這就種下了必欲去蘇卡諾而後快的因子。
四十年前的印尼有兩股重要的力量互相抗衡，一是印尼軍方，當然是以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馬首是瞻，另一則是除了蘇共、中共以外的最大共黨組織「印尼共產黨」。
這兩股力量勢如水火，而當時的總統蘇卡諾其實是與共黨走得較近，甚至於馬來西亞境內的「砂勞越人民游擊隊」所使用的槍械、彈藥，都是印尼方面所提供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蘇卡諾比較親近共黨，共黨實際上在當時的印尼也有合法地位，又為什麼要發動政變來推翻他？而且印共發動政變殺害六名將領，卻獨獨「漏掉」最重要的將領蘇哈托，反而讓蘇哈托有機會在印共「解決」六位將領之後，順利平息政變？
事實上，根據當時最早趕到印尼報導那場政變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強。休斯在有關該事件的著作「蘇卡諾末日」中的敘述，蘇哈托自始就不在「政變者」刺殺的名單中。為什麼？
蘇哈托平定政變之後，也從來就沒有在証據上把所謂的「政變領袖」與共黨聯繫起來。當年被指為政變領導人之一的拉提夫上校，被囚禁了三十多年之後，已經於一九九九年被釋放出獄。他在次年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訪問時，直指所謂「九三零事件」，根本就是蘇哈托製造出來的。他說，「蘇哈托是個『騙子』，我根本就不是共產黨，我是一名軍人，親蘇卡諾的軍人」。
住在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的荷蘭籍傳教士亞歷山德羅也指出，「其實當年的事情跟『印共』根本就沒有關係，主要是分別效忠於蘇卡諾及蘇哈托的軍隊間的鬥爭，得勝的一方（蘇哈托）把事情嫁禍給共產黨，華人就跟著遭殃了」。
更啟人疑竇的是，蘇哈托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宣讀了一份據稱是總統蘇卡諾（當時被事實上軟禁）簽署的信件「三月十一日命令書」(Supramar)，內容是蘇卡諾同意賦予蘇哈托所有必要的權力，以便能保衛印尼國土完整、政權持續。蘇哈托也根據這份「命令書」而取得政權，
然而，這麼一份重要的文件，後來卻神秘失蹤了。易言之，除了蘇哈托之外，沒有人知道其真正的內容。
蘇哈托下台以後，蘇卡諾的舊部就曾經指出，所謂的「三月十一日命令書」，其實根本就是份普通的文件，命令軍隊改善治安而已，根本完全無關乎政權轉移。
然而根據這封「命令書」，印尼軍方擁戴蘇哈托成為「代總統」。擁有軍權的蘇哈托跟著宣佈印共為非法組織，同時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展開「清共運動」。
所謂「清共」，其實就是屠殺。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經把這段時間的印尼稱為「二十世紀最慘的集體謀殺」，估計有五十萬名「左翼份子」被殺，另有六十萬名未經任何審判而被關進牢裡。帕拉莫迪亞指出，蘇哈托時代的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托莫少將曾向他透露，當時的死亡人數其實高達兩百萬人。
印尼前武裝部隊司令韋蘭托曾經在面對東帝汶種族清洗的指控時表示，印尼陸軍史上唯一一次「種族清洗」是發生在一九六零年代。他雖然沒有明說，但指的顯然就是「剿共期間」對華人的殺害。
針對華人的行動是自一九六七年十月展開。印尼當局將西加里曼丹與馬來西亞交界處一片廣邈的土地劃為「紅線區」，強迫居住在區域內的華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遷移。尤有甚者，印尼軍方散佈謠言，指稱有九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的長老被華人所殺，藉以挑撥原本與華人關係不錯，但是頭腦卻相當單純的大雅人。
當時，報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許多華人住所前面都放置了盛有雞血或狗血的紅色土碗。這是大雅人復仇的記號，任何大雅族人見到紅碗，都有「責任」入屋將裡面的人趕盡殺絕。
也正因為如此，當年的排華事件又被稱作「紅碗事件」。
究竟有多少華人在「紅碗事件」中被殺，至今除了「哎呀，太多了」之外，沒有一個人說得出確切的數字。
不過，根據一些倖存者的陳述，至少確定有好幾個地方是發生了「屠村」的事。「溝水都變成紅色」、「大雅人殺華人，就像殺雞殺鴨一樣」，則是他們描述當時情況時所使用的字句，其悲慘的情狀，已經可見一斑。
在山口洋附近開設陶瓷場的蔡添英就表示，「我住的那個村莊共有三千多人，就被殺了一半，那時完全不分青紅皂白，村子內只要是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都被抓去，如果那時台灣、中國、香港能夠用腳走得到的話，我們就都走去了」。
大雅人殺人是很原始的「砍人頭」方式。目前住在坤甸卡江地區的龐春香，當年就親眼見到丈夫蕭水淋被大雅人砍殺，她自己的頭部以及才三歲大女兒蕭蕙芳的手臂都被砍傷，留下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見。
亞歷山德羅當年曾在山口洋協助華裔難民，他也表示親眼見到一位大雅族戰士，手提裝著三顆頭顱的竹籃招搖過市，激勵其他的族人出草殺人。他說，「三顆都是華人的頭顱，要殺的當然就是華人囉」。
華人除了被殺之外，居住在長達三百餘公里的印、馬交界「紅線區」的華人，也紛紛因恐懼而拋家毀產倉皇逃往坤甸、山口洋等地，總共有十幾萬華人住在難民營裡，後來也只好就地種菜、種水果求生存，過著極為清苦的生活。坤甸附近的漆樹港、卡江、大港一帶，住的都是這樣的難民。
還有一批難民落戶在靠近山口洋的「鐵山村」，幾十年來靠種田、編草蓆維生，他們的住處，只有「家徒四壁」可以形容，由於自感身世淒涼，所以把村名改為「旅冷村」，取其人生旅途淒清苦冷之意。
其實在坤甸、山口洋一帶，只要是五十歲以上的人，隨手抓來問，都有可能是當年的受害者。在漆樹港開雜貨店的蔡少文是在一九六七年舉家逃出山區，結果被關進山口洋集中營，姊姊、哥哥都死在集中營裡。他說，「沒東西吃，我們什麼都吃，很多人就拉肚子死掉，每天都有，至少幾百人死在那邊」。
蔡少文後來被送往坤甸，「他們說我是共產黨，我就承認，為什麼？因為不承認也不行，會被折磨死」。蔡少文就這樣一直被關到一九七九年才出獄，先是種菜維生，存了點錢之後開了間小雜貨鋪，有陣子生意作得還不錯，但是由於附近很多原住民，他怕招忌，生意於是故意愈作愈小。他說，「我們真慘，生意都不敢作大」。
今年五十四歲，在大港區作小生意的賴漢文則一家都是難民，他和現在的太太李菊芳還是在坤甸的監獄裡認識的，李菊芳當年被抓十才十五歲，罪名是「窩藏共產黨」。覺得冤枉嗎？李菊芳說，「冤枉？還能怎麼樣，很多人都餓死、病死在裡面，我們活下來，算運氣好」。
賴漢文說，他們沒東西吃，只好吃木薯葉，長久沒有油質，大便都變得像羊屎一樣，拉不出來，要用手指摳出來。
這個「清共」的時期足足有五年之久，許多離奇古怪的莫須有罪名，一個個出爐。現在在坤甸經商，至今不敢透露真實姓名的李先生就說，他只是因為在華裔總會擔任助理，協助發薪水、配米糧，就在一九六九年被指稱為印共而被抓去，在坤甸的集中營內一關就是九年。
李先生這種情況還算是「查有實據」，其他如商店招牌上有中文、甚至於使用紅黃兩色（中共的五星旗顏色），都會構成有共黨嫌疑而被抓走。
可是，這些受害的華人卻鮮少有人想平反，他們說，「算了吧，我們只求能生活，政府不要逼迫我們，就很幸福了」。
帕拉莫迪亞
在印尼，今年正好八十高齡的作家帕拉莫迪亞。阿南塔。杜爾無疑是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作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普魯島四部曲」被翻譯成四十一種文字，不但使得印尼文學昂首進入世界文壇，多年以來，帕拉莫迪亞也一直被認為應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但是他在印尼之所以受人尊重，卻很弔詭地是因為在荷蘭殖民時代、蘇卡諾時代、蘇哈托時代，他都因文字而賈禍，先後坐牢長達十九年。在印尼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不折不扣的人權、自由鬥士，在國際人士的心目中，他則是「印尼的良心」。
事實上，「普魯島四部曲」即是他被關在荒遠的普魯島時，一邊構思一邊說故事給其他囚犯聽，結果聽的人深受感動，自願代他承擔牢裡的苦工，讓他專心一志完成著作。
帕拉莫迪亞目前和女兒卜居於靠近茂物的鄉間，身體十分衰弱，已經無法在從事寫作，但是在提起四十年前的那場牢獄之災時，他還是難掩憤怒，握著拳頭用高昂、堅定的語氣說，「蘇哈托，絕對不可以原諒他，一定要把他抓起來審判」。
帕拉莫迪亞第二次入獄是一九六五年，當年印尼發生「九三零事件」，帕拉莫迪亞被當成印尼共產黨份子而遭受逮捕。他說，「我跟印共完全沒有關係，但是我承認自己是自由派人士，當時突然被捕，所有財產被沒收，書籍、文件全被燒毀，也沒有經過任何審判，就這樣被關了十四年，前四年在雅加達，後十年則被移往普魯島」。
帕拉莫迪亞雖然在一九七九年出獄，但是並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事實上是被軟禁在家中，每週必須向當地警所報到。「普魯島四部曲」第一本「人世間」於一九八零年八月出版，立即洛陽紙貴，初版一萬冊在三個星期內就銷售一空，接著在五個月內再版四次，可是到一九八一年五月就被禁；一九九五年，帕拉莫迪亞獲頒菲律賓馬格賽賽獎，但是印尼政府不允許他前往領獎，一直到蘇哈托垮台後，才在一九九九年獲准出國。
那麼，這麼多年來，他是憑藉什麼力量的支撐來與命運中的逆境對抗呢？
帕拉莫迪亞表示，他的個性是愈遇到困難，就會讓他更加努力，所以雖然身體被囚禁在獄中，他卻一點都不怕，反而更努力寫作。他說，「我們是獨立自主的人，到哪裡都一樣」。
最近，帕拉莫迪亞要求平反當年冤獄的案子遭駁回，但是他顯然並未屈服，又已經提出了上訴。他說，「現在很多人還是不敢提當年的事，因為蘇哈托的力量還在，但是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