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己經成為一門獨的藝術，而任何藝術作品的功能在反映人生、刻劃人生，進而批判人生；文學家運用文字呈現他們的內在世界，音樂家運用音符和聲音抒發情感，畫家用線條和色杉呈現世界，而電影導演，則用活動影像呈現。雖然這些藝術家所運用的表現媒介各自不同，但目的和作用並沒有兩樣，都在於宣洩情緒，提供人生見解（劉森堯譯，1991）。

　　而電影，和其他藝術創作一樣，與社會文化環境有關。電影，本來就不只是創作與觀賞這麼簡單，即使是最具個人的整體性的創作，都無法和文化背景與創作背景完全割裂（聞天祥，1999）。由上可知，電影的創作與呈現，和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甚至可以由電影中，窺知當時的時代背景。

　　也因此，一個社會有代表性的電影，可以視為文化的傳承與延續，甚至是力量的延伸。以好萊塢的電影來說，透過簡單清楚的敘事結構，精緻的製作，強大的行銷能力，襲捲全球，幾乎所向無敵；而好萊塢的電影，帶給全球觀眾的不僅是娛樂而己，還有美國式的思考模式與生活型態，以「文化霸權論」觀點來說，這就是傳播帝國主義，透過電影強迫全球都接受美國文化。

　　以台灣為例，台灣的電影市場幾乎被好萊塢電影霸佔。根據新聞局的資料，近十年來，台灣的電場市場，票房收入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外國影片的天下，而國片的市場佔有率，由民國八十五年至今，都在百分之一上下浮動，穩定而持續低迷。

　　如果進一步看待票房數字，就會發現看國片的人真的很少。以民國九十五年一到九月國片的整體票房來看，總計有一千五百四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五元。如果以每張電影票二百元計算，約有七萬七千多人買電影票進電影院看國片，也就是說，在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每二百九十八人中才有一人，在今年一到九月曾花了二百元進電影院看國片。

　　如果電影是反映社會現實，傳承文化的工具，一個國家是不是應該要有自己的電影？不過，由數字來看，台灣顯然沒有國片生存的空間。台灣觀眾為什麼不喜歡看國片？為什麼寧可多花五十元，甚至一百元，看一部聽不懂語言，沒有文化關聯，與相同社會脈絡的外片？或許由閱聽眾身上，可以找到答案，也希望藉由這個答案，提供國片業者拍片時的考量，讓電影可以更親近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