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菱電子從來就不只是經濟部公司登記中的一個名詞。在跟這群抗爭工人相處的過程中，他們總樂於跟我分享許多「寶貝」：一株在抗爭初期種下的芭樂樹；過去上班時使用的報表、印章，還有那些「如果還在用，就很值錢」的各式機具。那裡有太多工人勞動於其中、生活於其中的記憶，而後更因為資方「惡性倒閉」所引發的愛恨情仇，讓「東菱」這個名詞顯得饒富意義且沉重異常。

有一回(東菱自救員會員)阿仙帶我走到她們以前的員工宿舍，細數她過去在此處的記憶：「那時候從南部的小工廠到台北的大工廠，很不適應啊，每天下班只會躲在宿舍裡聽收音機。」「在公司停發薪水的那半年，我們這些社會人士都會出錢買米買菜，煮給建教生吃。我們很可憐，但是他們更慘。」我一邊望著眼前早已不知轉了幾手，供其他公司作為堆放貨品的這棟建物，一邊想像那曾經出現的畫面：一批又一批從鄉間流向都市的青年男女，每日在宿舍與工廠間往返，編織著生活溫飽的平凡夢想。

「走，我帶你去看『黑店』。」阿仙指著對街的一間雜貨店，聽說這是她們當年最常光顧的消費場所。「阿仙姐，妳在宿舍住多久？」我邊走邊問。「一進來東菱就住啦，十年啦。」「那加上這幾年，不就快二十年了？」「對啊，其他更資深的員工就不只囉！」一進店門她顯得很開心，問老闆：「還記得我嗎？我之前在東菱上班啊，常常跟你們買東西啊！」記起來了，老闆有些驚訝地問：「都倒閉那麼久了，妳現在怎麼樣啊？」「還住在東菱裡面啊！」老闆的眉頭皺了起來，「怎麼不去找房子，那麼沒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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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眼裡，或許會跟「黑店」的老闆有著相同，至少是類似的疑問：「又不是沒地方住，幹嘛一定要守在裡面？」其實，「如果不是遇到這種事，怎麼會住在這裡？」那天阿仙在離開「黑店」後，相當生氣地跟我訴苦。

「如果那時候沒有回來，我就跟東菱沒關係了。」互助會前身「東菱電子自救會」會長吳菊梅感嘆。關廠前一年，已辦理辭職的她到另一家公司上班，但在東菱主管跟同事的勸說下，又回到東菱工作。一念之間，讓她的命運上走向抗爭這條岔路。

回顧命運的掌紋，東菱互助會甚至所有遭遇惡性關廠的勞工，他們的命運恐怕在踏進工廠的那刻起就已注定。東菱電子廠的抗爭工人，在認命之後，決定不要自怨自艾，而是走向更艱辛的抗爭：將老闆拋棄的廠房、被銀行閒置的土地「撿」回來，用雙手把當年眼前的破敗打造成可以安身立命的家。

這一「撿」，就是九年。

互助會會員陳麗絲曾經這麼訴說對東菱的情感：「抗爭到現在，我可以任何補償都不要，只要能讓我在這塊土地再待上八年。」情緒來了，她燃起一根菸：「因為我知道這裡是怎麼從荒地，一點一滴地變成現在這樣。」

於是我相當好奇，當初一手創立東菱的老闆，會如何看待東菱互助會？他會不會很驚訝，這群老員工居然用這種方式實踐，過去他所拿來再三訓勉員工的「以廠為家」？

不過我想他並不在乎，畢竟那塊廠房、土地，早已讓他在抵押給銀行後換取現金。而在2005年2月，東菱電子廠也已被台灣金融資產服務公司順利拍賣標售，並將在8/17由法院進行點交。「過去，算國家對不起你們。」面對東菱自救會的憤憤不平，執行點交的法官適度地表達他的善意，但隨即強調「可是很抱歉，還是希望你們在點交當天，能自己離開廠房，配合我們的執行。」

這塊能留住記憶的空間，馬上就要「回到」資本的懷抱，不談感情，只講利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