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棒球不只是棒球。果然錯誤比完美更能激起火花，不管是人生的，知識的，或是情緒的。所以犯錯而被人指正有什麼不好呢？我的上一篇文章MLB洋基紅襪芬威對戰快報，又被讀者指出一些錯誤和非錯誤。我非常樂意回應。

　不過，在回應讀者的mail之前，我想運用一點類似像棒球電視轉播講評員的特權。講評員跟報導不同。報導必須盡量維持客觀型態，但是講評員則在口述棒球比賽現場動作的同時，還「必須」突顯個人觀察和觀點，否則觀眾會覺得你很平庸。而電視講評員的特權是，在某些換投手、汽球掉進場內等空檔時間，可以隨便什麼主題都可以亂聊一通。我現在就要運用這樣的特權。以下言論決不代表中國時報，或中時電子報，或任何官方，或任何非官方，或任何資方，或任何勞方，或任何記者，或任何編輯，或任何非記者非編輯立場。

　我要聊我的困惑。關於昨天醫師走上街頭讓我產生的困惑。我不知道這些困惑，是不是有人可以給我答案。很希望有。

　第一個困惑：醫師為什麼要走上街頭？或者其實我更應該問：台灣人為什麼愛走上街頭？在國外，除了像紅襪隊得總冠軍或者皇家馬德里隊得歐洲杯足球冠軍之類的遊行，民主國家現在一點都不流行走上街頭。街上又沒人，都是車，不然就是樹，人都躲在大樓裡上班，走，要走給誰看？

　那麼是要搶新聞、佔版面嗎？電視就不用說了。今天各大報製作的焦點新聞，除了「可以咬一口的那個報」是把醫生遊行作頭版頭之外，大部分是「掌摑警察酒國名花身世之謎」。一萬到五萬個醫生（各媒體報導人數不一，不過這差距好像也有點太大了吧）花了一天上街，如果算「工資」的話，應該可以買得起至少一輛那個小姐開的紅色保時捷跑車了，但是這麼多人所攻佔的新聞版面卻遠遜於一個人。

　真是醫生不如酒店小姐。

　第二個困惑：我為什麼要繳健保費給一個快破產的健保局？我承認，我是一個對數字毫無概念的死老百姓上班族。昨天醫生上街，我才把我的薪水單拿出來看，發現每個月我要被扣658元的「健保費」。據我所知，幾乎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全國同胞不分男女老少婦孺殘疾，連繳不起所得稅的，每個月也都要被扣健保費。雖然我是死老百姓，不過我有朋友在做保險，他們告訴過我一些保險的概念，然後千方百計叫我投保。如果把這樣的概念運用到健保，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我付健保費，買的是「健康保險」，是日後的健康保障。

　所以，我的疑問是，有人會向一個破產的保險公司投保嗎？這不是很矛盾？如果這個保險公司都快倒了，怎麼能夠保障我的未來呢？可是媒體三番兩次就報導健保局快倒了。而且，健保局還要求民眾加錢投保。這也是非常奇怪。我投保任何民間公司的壽險健康險意外險，從來沒有中途更改契約說，要加錢投保才能保障我的未來。如果是這樣，誰知道契約會更改多少次，到底要加多少錢？可是，全中華民國國民，都在「投資」這個詭異的「保險公司」─瀕臨破產的，不斷要更改契約的，不斷要加錢的，卻又聲稱可以保障我們未來健康的─健保局。

　第三個困惑：什麼是健保總額支付制度？醫生走上街頭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抗議這個。可是「健保總額支付制度」又是什麼？我很好學的看了各大報，結果一頭霧水。我又很好問的問了報社同事，熱心的同事跟我解釋了半天，我才似懂非懂。我的結論是，我這麼好學又這麼好問，又身處全台灣資訊最多的媒體中心，如果連我都搞不清楚，一般社會老百姓怎麼能夠明白什麼是「健保總額支付制度」？

　第四個困惑：我的就醫品質會受到什麼影響？我讀了很多報導，感受到，報導這個事件的意識形態，是媒體擅長的（暗藏的）道德評價：「（有錢的）醫生上街抗議（自己賺的錢變少，可是誰理你）」。道德評價經常是簡化事實的最恐怖的污染源。醫生上街被簡化成「不道德」。醫生該不該賺「那麼多」，到底是要由市場係數決定，由專業係數決定，由風險係數決定，還是該由健保局決定？如果政府決定酒店小姐賺的錢，不得高於小學老師的薪水，那麼酒店小姐該不該上街抗議？

　但是對於每一個繳不起稅也要繳健保費的中華民國國民來說，更重要的立場可能不是醫生的立場，而是「我」的立場，換句話說，醫生受到影響，醫院受到影響，那麼，病人，或潛在的病人─就是我們─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只有小小的一篇提到一件事，有醫院開始要求供應「血袋」的單位要降價。這雖然是一件小事，我卻看得寒毛直豎。沒錯，過於神經質又太會想像的我，感覺已經看到一座大冰山。如果醫院不敷成本，就會像飯店不敷成本一樣，你會不知道你吃下去的是什麼。意思就是，就算醫生不滿的情緒先存而不論，醫院種種醫療設備和藥的品質，到底是會向上提升，還是會向下沉淪呢？照醫生的說法，是會向下沉淪。照健保局的說法，是「不然還能怎麼辦」。沒有健保的時候，我生病，可以按照我花的錢的等級，得到我應得的就醫品質。現在有健保，我花了錢，卻可能得到「對不起大家一樣爛只是你不知道」的就醫品質。這是我應得的嗎？

　以上的困惑，並沒有隨著醫生停下腳步而消失。開頭說到國外民主國家的職業團體很少走上街頭，因為他們不需要。他們的方式是更直接的訴求：罷工。但是，在罷工以前，他們會拋出議題，形成公共論壇。想想看，如果是醫生一邊在開刀房開刀，一邊討論這個議題，這樣的鏡頭力量，是不是比上街被風吹雨打更有力呢？公共論壇是重要的，因為必須讓社會大眾，明白原來自己跟這個議題是切身相關的。公共論壇，包含了各種角度的討論與辯論，也包含了「長時間」的過程─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民眾才會注意、了解、思考、採取立場。沒有這樣的過程，光走上街頭，是不會達成共識，更很難引發迴響，其結果就是遭到孤立，被簡化的道德評價所污染。

　「健保」當然是，而且必須是，一個花大量時間討論的公共議題。從精神，到政策，到執行，到反思，到政策改變。如果是健保是「保我」，那對不起，健保局現在完全不及格；如果是「保別人」，那政府就是變相加稅。兩者的方向完全不同，如果政府不說清楚，首當其衝的醫生，何不利用這次機會，運用廣大影響力（總統也要看病，不是嗎），形成公共論壇，把整個健保制度從頭到尾翻來覆去給他狠狠的談個透徹？

　而媒體是不是更應該積極扮演轉譯盒的角色，把複雜的政策，抽象的數據，轉譯成民眾可以了解的語言，讓社會能夠對諸如此類的事件起反應─如果不懂，當然就不會有反應。如果沒有反應，那麼受不平者會以為，只有用「具體簡單行動」社會才有反應，於是一要抗議就走上街頭，但是其實走上街頭是最不具溝通性的，因為走了一萬次還是沒有人懂，而且就如前面所說，又立刻被負面化道德暗算。如果說媒體具有社會教育功能，轉譯應該是非常關鍵的正面作用。轉譯，能促使雙向對話溝通。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件大事。病，又是連繫生老死的橋樑。而「醫」則是支撐這座橋的墩柱。橋的墩柱，現在卻搖搖晃晃。站在橋上的我，茫然不知道能走到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