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武士周報試刊18號》封面主文

前言：接下來，胡錦濤是行儒家的「王道」，還是在民族主義推動下，遂行「霸道」，在外交戰場上，籌碼越來越少的台灣，馬英九恐怕更需步步為營了。

不需要等到奧運閉幕式清點金牌總數，當近八十國﹝包含美國布希、法國薩克吉﹞各國領袖一一排隊等著和胡錦濤握手，這麼一幅「萬邦來朝」的景象，中國，就已經是2008年北京奧運的最大贏家了。

當胡錦濤擺出九大桌國宴宴請各國領袖的畫面，傳送到全世界的那一刻，這一幕「九九至尊」在京都「賜宴」萬邦的畫面，中國從一九九九年來的「大國外交」，已經完完全全開了花，結了果。

》》胡錦濤會搞「單邊主義」嗎？

從這一刻起，「胡錦濤時代」已不是只在中國領土中，可以這樣宣稱，在全世界中，既「大國外交」之後，透過奧運舉辦，宣稱已躍升「超強」的中國，更可能進入是「胡錦濤的主場時代」，中國會不會往「單邊主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繼續擴展其實力，更是全球未來局面的核心關鍵。

至少，台灣的馬英九就要非常注意，兩岸互動中，胡錦濤將更無忌憚，過去這段日子對台灣的「容忍與退讓」，是不是還會繼續維持？恐怕已是未定之天了！

不是危言聳聽，京奧前夕，胡錦濤接見台灣的連戰、吳伯雄與宋楚瑜三位泛藍元老時，胡錦濤雖然表面客客氣氣，但是，言語中，可是從來不稱「中華台北」，他說的是「我國的台灣選手」。

》》馬英九還能「一廂情願」嗎？

這樣的「主場宣示」，是否意味著，五月中旬和吳伯雄第一次見面時所說的：「台灣的本土意識和台獨意識不同，我能夠分辯得清清楚楚」這段話，只是「階段性語言」？只是為了「周邊無事」的暫時容忍？辦完了奧運，「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胡錦濤，對台灣與馬英九，是會更硬、或更軟？台灣與馬英九恐怕不能再一廂情願了。

馬英九此時恐怕需要謀定而後動，才能確保台灣更大的利益，什麼「兩個月直航截彎取直」、「遠翔權」等等，是否還依然如意？恐怕需要再詳盡評估了。

馬英九和他的幕僚，恐怕更需要仔細去思考胡錦濤的下一步驟，未必「中華台北」的「尊重」，與胡錦濤先前所言的的「台灣的國際空間可以談」話語，在辦完奧運，不需要忌憚國際抵制後，還一體適用。

胡錦濤此時，已經是完完全全對中國的「大國外交」有了無與倫比的自信了。

》》大國自信，胡錦濤志得意滿

中國「大國外交」戰略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由於綜合國力增強，已具有大國的能力，在歷史傳承的大中國思想與心態下，以崛起的大國自居，拋棄被壓迫的民族悲情，與西方社會接軌，以爭取在國際社會更大的發言權與相稱的影響力。

中國在冷戰終結後，學習運用國際體系向多極化，經濟向全球化、區域化及集團化發展的趨勢，以大國角色積極與其他大國交往，並藉此讓其他大國承認其大國地位，以實現其全球戰略目標。

在此同時，中國並未忽視與其他具影響力中小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連繫，廣泛建立起以地緣政治層次為架構的「夥伴關係」，企圖達成在國際上化解「中國威脅論」以及大國的牽制。

在國內，特別在乎制約分離主義（藏獨、疆獨，尤其是台獨）；在周邊安定的環境下加入國際體系發展經濟，使中國的綜合國力更加提昇，並在國際間營造有利的多極環境、分化美國同盟力量，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與影響力，最後達到成為真正「大國」的目標。

在中國的外交政策考量中，「地緣政治」是極重要的決定性因素──這是保衛領土主權、對抗外來威脅、維護國家的基本利益。所以不論是毛澤東時期的「兩大陣營」、「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理論或是「一邊倒」、「兩條線」、「一條線」外交政策，都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中國特別重視地緣政治

中國在80 年代之前的四次重大對外戰爭─抗美援朝戰爭（1950-1953 年）、中印邊境戰爭（1962 年）、中蘇珍寶島衝突（1969 年）及懲越戰爭（1979 年），地緣政治的因素都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到了鄧小平、江澤民時期，體察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改採「改革開放」，推動「大國外交」也都是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由於中國大陸的地緣位置，三面為陸地包圍，一面向海。中國的鄰邦都是與美國有著政治夥伴或軍事關係的國家，而且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對中國充滿善意。在這樣的地緣環境之下，中國如果想硬碰硬的突破地緣政治困境，建立其大國強權地位確實是十分困難。

因此與四周鄰國的睦鄰外交在中國歷來的外交戰略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中國認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升都需要一個和平的、友好的、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國只有在周邊環境和平安定的情況之下，才可以把勢力伸向更廣大的區域，進而經營有利於中國崛起的多極化國際環境。

而在這樣的基本國策中，欠缺現代化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素養的中國，哪會真正去體會與理解台灣人民的歷史體驗與情感？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INSS）曾於華盛頓舉行「中國崛起構成的挑戰：亞洲觀點」亞太情勢研討會，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外交戰略發展與困境，曾提出以下的觀察，節錄整理文獻記載鋼要如下：

（一）中國決意追求大國的地位，而欲達成此目標須先滿足兩項重要條件：

第一、建立起世界級的經濟與軍事力量。

第二、達成國家統一，含收回台灣與有領土爭議的南海主權。

北京不可能放棄此兩目標中之任一目標。中國應在解決完台灣問題之後，將注意力轉移到南海問題上。此兩議題均有可能朝向暴力與動亂方向演變；中國明瞭追求武力統一，可能對其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因此中國一直在採取一種平衡的作法，除非必要中國仍會動用武力達成統一的目標。

（二）中國領導階層雖然相當團結，但卻與廣大民眾頗為疏離；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缺乏讓全國團結一致的意識形態。而且中國的政治制度極其脆弱，中國的社會缺乏凝聚力；中國大陸內部相互競爭的民族主義之興起，是中國領導階層無法促成社會凝聚力的結果。包括以種族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如疆獨；以及以地域與經濟為基礎的矛盾，如北方與南方、沿岸已開發地區與內陸低開發地區的矛盾。中國將能達成目標，但過程將不平順。

因此中國未來的地緣政治發展可能面臨以下問題：

（一）中國追求大國霸權的地緣政治外交趨勢，將構成另一種危險，將使各國對中國提高戒心，有可能因而增加摩擦。日本可能會因而強化其軍事能力，並在本區域內扮演起更「正常」的安全角色。換言之，中國力量的增強，其後果可能是中國與日本將沿著亞洲邊緣形成更嚴重的對抗。事實上，日本防衛廳在2001 年12 月就通過下一個五年防衛計畫，除了國防支出高達2,330 億之外，更決定陸續興建兩艘輕型航空母艦與採購空中加油機。

（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之增大，將使國內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要求，與來自國際社會的要求之調整工作更形困難。在經濟方面，中國將與世界經濟統合，相互依存關係有所進展；但另一方面，在國內保持社會之安定，謀求思想統一工作，將更加困難，尤其加入WTO 之後，現在受保護之國際競爭力低之產業，將因關稅之降低及市場開放而遭受打擊。國際社會亦期待中國在加入WTO 之後，進行制度之改革及採取實際行動。這將是中國十七大後以胡錦濤為核心第四代領導班子的重大考驗。

（三）在破解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預防性遏制方面，從「中國威脅論」仍未根絕，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多次譴責中國大陸人權記錄、美國發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將中國列為美國未來的敵人、轟炸科索沃、藉反恐增加國防投入，加快軍事建設，提出「先發制人」新軍事戰略，以及在亞太地區增設軍事基地、在中亞長久駐軍、改善與印巴關係，而日本也擴大軍事活動範圍，企圖控制東南亞軍事安全命脈來看，中國破解西方國家遏制的目標亦未完全成功。

（四）台灣問題對美國而言是戰略問題，對中國而言除了是領土主權、民族尊嚴問題之外，更是「大陸中國」走向「海洋中國」的戰略要衝，對21世紀中國的崛起與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極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目前已使各國大都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也默許了中國為亞太區域的強權；但是由於台灣的地緣位置與經濟成就，仍然吸引各國與台灣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實質關係。美國非但未中止對台灣的軍售，2002年3月美國還出售162枚鷹式導彈給臺灣，更預示美國未來將繼續出售先進武器給臺灣。美日安保的「周邊事態」範圍也不明確是否涵蓋台灣，美國還準備將台灣提升到「非北約成員的主要盟友」，對中共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統一大業更增加不確定的變數。

當胡錦濤完成了「大國宣示」，自信滿滿之際，台灣問題，當然不可能會輕輕放過。

事實上，馬英九重要的幕僚，總統府副秘書長高朗在一場過去的演說中，就已經點出「中華台北」並不是中國能夠接受的定位。

》》中華台北，胡錦濤不可能接受

高朗是如此分析兩戰之外交戰的根源與發展的：

蔣中正時時期外交戰是「聯合國保衛戰」與「爭取邦交國競賽」，這段期間，台灣與中國外交戰打得最激烈，國民政府遷台後，花下22年時間，全為保衛聯合國席位。

蔣經國於1970年5月開始擔任行政院長。是台灣外交最黑暗的時期。最低時只剩下22個邦交國。機緣巧合是當時國際經濟環境出現鉅額改變，1973年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世界各國之國家間經貿關係為了面對危機愈來愈密切，恰好讓經濟有起色的台灣，有了「經貿外交」的國際空間。等到1979年發生第二次石油危機。全球經濟蕭條帶給剛完成「十大建設」的台灣創造新機會。在這時期的外交戰，台灣以「彈性外交」為主。

李登輝時期，正逢東歐變天，蘇聯解體。李登輝開始放棄「國共不兩立」零和遊戲，積極推動重返國際組織。這段時間內，原本李登輝一直希望採德國模式，但後來逐漸有變化，「兩國論」即源於此。李上台到下台邦交國增加不超過四個。從27到30最多不會超過30。中國則擴展到 160多個。

陳水扁時代，則用他的「衝突、妥協、進步」邏輯，大搞他的「峰火外交」，結局，舉世皆知，台灣一度被視為「麻煩製造者」，國際空間緊縮至今日之為難。

》》亞太能有「王道」新地緣政治嗎？

兩岸外交戰中，台灣原本的空間是建構在中國從毛澤東時代時，在兩岸問題上犯了三項重大戰略錯誤：韓戰、文革、89天安門事件。但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隨著綜合國力之增長，步步為營，台灣在外交戰中步步敗退。

高朗曾特別指出，台灣不管彈性外交或務實外交都有瓶頸，名稱都會被迫改變，國人會很不舒服。事實上，「1984年台灣重返洛杉磯奧運時，就有很多人對中華台北的稱號感到很不舒服。」

這樣的不舒服，在胡錦濤完全收割「大國外交」基本國策成果後，還會不會「容忍台灣」？應是台灣需要特別注意的發展。

台灣與馬英九真的不能輕忽，中國的「大國外交」雖是高度理性的國策，但受盡一百六十年列強欺凌的中國，也有高昂的民族情緒，接下來，胡錦濤是行儒家的「王道」，還是在民族主義推動下，遂行「霸道」，在外交戰場上，籌碼越來越少的台灣，馬英九恐怕更需步步為營了。

胡錦濤呢？是完全展現肌肉，挾著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恢復武力示威，逼迫台灣屈服，還是在「大國外交」收割成果後，真正學習奧運開幕式的「王道精神」，用更多的理解、更大的同理心，以「和」為貴，真正讓台灣心服口服，達到「近悅遠來」的亞太地區「王道」新地緣政治？全世界也睜大著眼睛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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