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治理造成影響最深的，在政商金融的控管中，最令人囑目。

想要掌控金融體制，一向就是台灣政治體系，確保統治優勢的重要手段，一九八九年以前國民黨威權體制時，國民黨就是以「家族帳房體制」，由蔣家絕對信任的俞國華，長期主控央行與財政部，而且嚴格管制私有銀行的興起，全數是公有行庫控制的金融體系，那是一個金、權完全融合的年代。

政治戒嚴時代國民黨以金融安定的理由，嚴格管制金融業的自由化，但同時又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的腳步，藉著黨營的投資公司不斷介入新興金融營運版圖，繼續進行壟斷。如在一九七六年，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公司聯合了台灣銀行、土地銀行與華南銀行三公營行庫成立了當時壟斷國內債券與商業本票發行的票券龍頭中興票券。

又在一九七九年，國民黨的光華投資聯合證交所、台灣銀行、土地銀行成立當時壟斷資本市場融資融券業務的復華證券公司，甚至國內最早扮演投資銀行的中華開發信託，也是由當年的霍寶樹、俞國華與林伯壽等人出面成立。不過，當時國民黨掌控金融的牟利動機並不明顯，主要是利用各種管道掌控國家資源，並藉此豢養地方派系、民意代表與高層黨員。

從反對時代，就對黨國政商體制持續批判的陳水扁與民進黨，執了政，當然會把這體制當成非要處理的重要任務。

問題是，想要解決？還是想要如法炮製？或者是，從中牟利？

政黨輪替初期，陳水扁的新政府由於長期欠缺和金融圈的淵源，第一任的任期內，陳水扁掌控金融的布局並不順利。陳水扁並沒有足夠分量的金融大老相挺，被視為扁朝金融國師的林鐘雄中風臥病，和陳水扁長期相熟的金融圈人士，除了誠泰銀行的林誠一外，不論是龔照勝、呂桔誠、陳聖德等人，都是金融專業經理人，資望都不足立刻替陳水扁扛起金融大旗。

陳水扁一度也想比照李登輝模式，掌控中華開發，推出胡定吾卻不敵劉泰英。

同一時期更大的變化是，金控公司成立，大型的民間金融勢力，如新光、富邦、中信等都擁有上兆元的資產，成了主導金融版圖的新勢力，這時候的金融版圖政商規則，已經由蔣、李時代的「政治領導市場」，在民營資本挾鉅額資本下，和政治勢力成了結盟關係，如開發金控董座爭奪戰，不論是辜家還是陳家，主動又都爭相到官邸尋求同盟。

這種關係在陳水扁續任後，一統公營行庫人事布局下，徹底清除舊勢力，改了觀。一九九○年以來，公營行庫盛況不復過往的寡占金融版圖，個別資產和民間的金控規模也相形見絀，陳水扁挾勝選餘威，一舉破格部署扁家軍全面掌控公營行庫，加上兆豐金控有鄭深池把關，陳水扁至少掌控了七兆四千億元的新「超級金控」，這是一家比任何民間金控資產都大許多的新金融體系。

這家等於是以陳水扁為「共同董事長」的「超級金控」，和民間金控結盟時，又挾更多資源放大分貝，陳水扁得以在台灣發動起第三波的政、金複合體的新統治模式，也就是所謂的「二次金改」，「吳辜蔡」成了超級金融巨獸，又和官邸「後門」扯出瓜葛，崩壞更甚。直到2008年1月，都還未放棄將彰銀併給台新金，謝長廷派親信人馬呂桔誠和董瑞斌，接掌兆豐金。重點都在於，只有「自己人」才放心。

問題是，這些「自己人」掌權的原因，「專業」從不是首要要項，「關係」才是重點，怎能不形成更扭曲的結構？

〈以上文章摘錄自『哭泣的台灣』，INK，2008/02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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