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陳水扁自爆「被恐嚇」的新聞，我忍著，不忍心寫文章評論。所有的暴力都該被譴責，陳水扁覺得驚恐，儘管他有那麼多國安特勤保護著，他會怕，是他的自由。

但當那個所謂的「恐嚇犯」被抓到了，竟是一個領有傷殘證明的弱勢民眾，我們的這位擁有最多權力與保護的總統，竟還振振有辭，說要為警政署長侯友宜「拍拍手」。

我真的很錯愕！怎麼一點點悲憫之心都不見了呢？小百姓的不滿，大總統的態度。我的腦海中，只有一個詞：背叛！

忍了幾天，不願評論，但我還是忍不住，因為，陳水扁真的就是在背叛他的出身。

《本文原發表於中時電子報2007/09/28『網路主筆室』》

「長大後要當有錢人，因為有錢人要買什麼都有」，這是今年中秋節過後的一則社會新聞，一個才過十五歲的小男孩寫在周記裡的志向，可惜的是，這個小男孩，永遠沒有機會長大了，他媽媽帶著他一起燒炭了‧‧‧

這個志向，除了結局迥然不同外，是多讓人熟悉啊！讓人想到了一九九四年選舉前半年，那位「三級貧戶」之子，不也是透過故事、小冊子和歌曲，告訴選民他的奮鬥史嗎，他告訴選民，他從小看到父母的艱苦，他因此立志苦讀，拚獎學金，積極努力，渴望有朝一日翻了身，擺脫貧窮，改善人生嗎‧‧‧

這個人，眾所皆知，他的名字正叫做陳水扁，四十年前的陳水扁，雖然貧苦艱難，但是，社會大環境也是一窮二白，但是，他沒有放棄希望，他的母親陳李慎也沒有放棄希望，他們從來就沒有選擇自殺，夢想也成真了。

除了這家人的主觀上堅毅不拔外，他們身處的環境，應該也可了他們翻身的可能機會。在那個時代裡，儘管許多人還要穿麵粉袋改製內衣褲，蕃薯簽配稀飯果腹，但整個大時代中，整個台灣社會中，都有一種信心：「明天會更好」，咬緊牙關拚落去，總有一日，我一定會成功。

這種信心，曾經是多麼感人的勵志故事，陳水扁翻身的故事，曾給了多少困頓中掙扎的人民感動與鼓舞，可是，當這個三級貧戶翻身了，在他領航之下的台灣社會，卻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明天會更好」，選擇了到另一個世界找解脫。

四十年後的故事是，雖然同樣有早熟且有志向的孩子，他卻沒有機會翻身了，中秋夜人團圓，居住在台中的三十七歲的黃姓婦人一家三口，卻選擇了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團圓了。

九月二十六日的媒體報導，黃姓婦人是被睡在另間房間的丈夫發現已經燒炭身亡時，她的雙腳還放在火爐上被燒焦，現場還留有安眠藥的空藥包，檢警因此懷疑她吃下安眠藥再燒炭，早已失去知覺才會如此。至於她十五歲的長子和三歲次女是否曾被餵食藥物，檢方仍將進一步查明。

黃婦的長子目前就讀國三，班導師在事發後說，他的學業中等、很熱心，因為家庭環境欠佳，曾在周記中吐露「長大後要當有錢人，因為有錢人要買什麼都有」，媒體刊登了字跡會整齊，文筆算流暢的周記翻拍照片，看了這條新聞，讓人心海翻騰，無限感傷。

根據媒體與檢方的報導，台中縣黃姓婦人疑因貧病交迫，曾向鄰居透露想燒炭自殺，中秋時分，鄰居曾見她買炭以為是要烤肉，竟沒想到她竟帶著長子與幼女，真的燒炭自殺，母子三人被發現時，均已死亡多時。

貧病交迫，就非走上絕路嗎？「多想兩分鐘，你可以不用自殺」，面對著台灣近些年持續發生的自殺潮，法鼓山聖嚴法師的勵志勸世語看板，懸掛在捷運車站、公共場所，甚至連國門桃園機場，都醒目地勸說人民，不要放棄希望。

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台灣自殺問題已是多麼讓人心驚膽寒，所以，要不斷地提醒人民，不要放棄希望，甚至連國家門面都要擺上警語，已不計較是否會讓外國人一踏入台灣，入眼第一印象竟是：「台灣是個自殺嚴重」之島？

宗教家於是苦口婆心勸世了，要眾生多思考，不要輕率。但是，有沒有另一種可能性，多想兩分鐘，越想越沒有希望，結果，還是選擇了絕路呢？

自殺行為的社會研究，始於十九世紀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涂爾幹於一八九七年完成「自殺論」的一書中，運用大量的統計分析方法，比較分析歐洲各種社會階級的自殺率，並從中說明社會力量的強制力。他認為自殺行為不能單獨以精神病、種族、模仿或其他個人因素、個人動機來說明。人為社會的動物，完全整合於社會群體當中，然而，社群結合的性質，不僅決定了個人自殺的類型，亦決定了個人自殺的動機。

其中，在涂爾幹歸結的自殺類型中，有一種「失調型自殺(Anomic suicide)」，特別讓人在現在重讀時，領會特別深。社會學宗師涂爾幹在他重要著作《自殺論》裡特別討論失調的自殺：這類自殺行為可能由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產生某些突然變化而導致。誘因可以與一連串的喪失有關，例如：失去工作、親人、遭遇巨變而帶來的孤獨、社交的隔離等。

涂爾幹說明，譬如說經濟大恐慌，或者經濟過度繁榮，都會導致社會原來的行為準則的突然消失，而產生比較集體性的「自殺潮」的現象。這不就正和台灣過去這兩三年自殺現象不斷地出現一樣，社會原有的規範秩序，脫軌失序，個人無所適從，導致自殺率的不斷增加，這種探討，應不是推給政黨惡鬥就能卸責吧，從學理根據上來看，這該是用一個社會事實來解釋另外一個社會事實，用失調來解釋自殺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應該是有根有據吧。

如果，根源是大環境使然為重要因素的話，光是宗教與道德的訴求有用嗎？個人的力量何等微薄啊！多想兩分鐘，多看世界兩眼，如果是更亂、更脫序、更滅絕希望，想越多分鐘，恐怕是絕望感的再擴大。

讓大環境更有希望，需要資源、需要整合群體智慧，當然是政府的無可推卸的責任，當然是執政者的天職，不然人民納稅幹嗎？幹嗎要給執政者這麼多權力與尊貴。但是，那位四十年前立志向上的小男孩，看看他正帶領那一群有權有勢的徒眾在玩什麼遊戲啊！正名、制憲、批中抗美、權位爭奪‧‧‧此情此景，能有幾個人還有信心去相信：明天會更好。

一個假設性的念頭不斷在腦海盤旋：如果四十年前，那戶住在台南鄉下的貧苦陳氏母子，是活在當下的話，儘管十來歲的陳小弟也有「長大後要當有錢人，因為有錢人要買什麼都有」的志向的話，但是，他有沒有機會長大後，得以高唱「春天的花蕊」，鼓舞人民「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呢？

不自禁地，我又想到了一九七○年代的另一個故事，那是精典日劇：「砂之器」，雖然是一部偵探推理故事和影集，但最震撼人心的是，那位出身貧賤的兇手，當他立志向上，終於翻身後，更想做的是徹底湮滅他自認不光彩的過去，他想忘掉過去，終於決心毀滅過去，精心策畫去殺害與摧毀那個在他的過去中最有恩惠的人與事‧‧‧

但願，這種「砂之器」的寓言，不要在台灣又要演出「二十一世紀台灣本土版」的重播，天佑台灣！

                                        《回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