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武士周報Beta---No9》封面主文
====「台灣之失落十年」系列完結篇
前言：寄望新的一年，願「馬英九」不要再寄望與追逐「馬英九」能得到多少愛戴？用心去當好受人民信賴的「馬總統」，更實際！
「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誓。」
這段話，明載於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八條，也是馬英九宣誓就任時最莊嚴的承諾。
請注意，這段話中的「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意思是在「總統」不是至高無上，在「總統」之上，還有「國家」。
「國家」不等於「總統」，更高於「總統」，「國家」才能制裁「總統」。
「國家」是誰？是人民，所以，才有「人民主權」的崇高與神聖。
宣誓後的「馬總統」千萬記得，「總統」只是是「國家」與「人民主權」的「代理人」，當了總統之後，就不能和陳水扁一樣，有「統治者的幻覺」，以為自己是「國家」的「所有人」。
馬總統，只是一個身分，是國家的授權代理人！
從就任那一天起，「馬總統」所言所行，都是在扮演「總統」角色，今天起，直到卸任那一日，請不要還用「馬英九」的身分在行事，也不要用「馬英九」邏輯在思考。
只要「馬總統」在任一天，台灣就暫時沒有政治明星「馬英九」，也不能有一個「馬主席」凌駕在「國家」之上！
什麼是「馬英九」？他是一個可以對粉絲「王媽媽」噓寒問暖的政治明星，他是一個可以寫E_Mail給姐姐抱怨：「哼，好人沒好報！」的委屈男孩，他是一個可以捐二十萬元給弱勢團體的「善心人士」‧‧‧
身為「總統」，國家機器就是該「總而統之」，一切概括承受！在他的語言裡，從來就不該有「我」和「他們」的區別。
從「扁珍之亂」的「不可治理」之害中，新總統新時代，絕對需回到民主和選舉的本質，更重要的是要擺脫民進黨和陳水扁那種「統治者」的幻覺。讓「國家」和「總統」回到正常的相對位置。
陳傳興在他的著作《道德不能罷免》（2006年10月初版，大雁）特別指出民進黨政府的「統治者幻覺」：引用一段如下：
「政府‧‧‧將原本是一種受託執行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的這項定義特質，錯誤地看待成是權利‧‧‧甚至由此而產出想據有主權的幻想；逾越了社會契約的基本精神，導致政府原本的中介位置與角色，欲求從治理者這種法定責任與義務的承擔者，轉換成統治者。」
也就是說，在「統治者幻覺」中，執政團體不由自主的將「經營代理人」自我想像是「產權所有人 」，變成了是一種「剽竊人民主權」的「主人」狂態。遂忘了，總統、行政院長、部長、甚至是科長與科員，都只是「受託之功能代理人」，都該在制度下擁有他的權責。也該受到同樣的尊重。
民主憲政中，總統與政府應只是「受託執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國家機器分官設職，都是制度一環，也都是依法授權的「功能代理人」，都受到法令的制約與保障。
任何一個執政者要是自我沉溺在「統治者幻覺」下，將扭曲「權利」與「權力」從「代理人」變成了「所有人」。
這就會有種「家天下」，國家是「家業」，官位、資源，當然可以「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壞事情都是壞官員害我的」，「功能代理人」成為補獲品，淪為「政治獎賞」或是「卸責道具」也不以為忤了。
「自我感覺良好」與「崇禎自戀症候群」，都是因為有了「剽竊人民主權」的「主人」狂態。
身為「馬總統」，就不該再有「馬英九的自己人」和「聽馬英九命令的外人與舊官僚」兩種差別。
台灣政治喜愛搞圈圈，不只是陳水扁，先前有「連家班」、「宋團隊」，台灣政壇這些年，特別喜愛搞「誰家軍」、「某團隊」，「自己人」文化當道，這種「幫派政治」已證明了既不能納百川，也無法給人民許諾。
馬英九是否以扁為鑑，跨出「自己人」與「統治者」思維的呢？
七百六十五票曾經期許，以「崇法」自持的馬總統上任後，一切都以回到體制內為依歸，尊重各種分官設職的設計本旨，建構一個決策更透明，程序更明朗的運作機制，先守各自法理上的分際，讓崩壞已久的國家機器能恢復運轉，離散的體系重新連結。
然後，在民主機制與資訊透明中，該改則改，該修則修，不合用的人依法處置，不該用的人就不要讓他越了權；不該出現的人，就不能指揮國家機器。
「馬總統」要尊重所有成員，需知，上至總統，閣揆、部長‧‧‧下至科員都是同等本質之「代理人」，都需在法定職權中行走，這樣，一個讓人民覺得有希望的新國家機器，也才可能逐漸地浴火重生。
不管「馬英九」的可以幫忙與諮商的好朋友有多少？就任之後，「馬總統」一切權力行使，都只有「國家體制」，不要再有體制外的「代理人」或「傳話人」，就算他們的意見，「馬總統」接受了，也是「馬總統」自己依法和相關官員去傳達，而且需記得這是「馬總統」的意見，不是「某某人有這樣的看法」。
陳水扁時代，「朋友」滿街跑，好像都可以和陳水扁分享國家一樣，這就是「扁珍亂政」之源。
「馬總統」就任後，要追問的是：台灣真的就再也沒有「馬英九的朋友」這詞兒，可以在公門中指三道四的嗎？
坊間有書，「領導學之父」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的「領導者該做什麼」（On Becoming A Leader），班尼斯整理了「領導者」和「管理者」兩角色，差異是巨大且關鍵的：
管理者是執行者，領導者是改革者。
管理者人云亦云，領導者獨樹一格。
管理者視野狹窄，領導者的視野寬廣。
管理者問怎麼做和何時做，領導者問是什麼和為什麼。
管理者眼光總是在眼前，領導者的眼光在遠方。
管理者接受現實，領導者挑戰現實。
管理者把事做對，領導者做對的事。
班尼斯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是一九八九年，當時美國政商醜聞不斷，政治開始陷入惡鬥的困局，政客們天天搞撕裂與製造對立的遊戲，班尼斯百感交集，心情苦澀，為美國沒有好的領導者而嘆息，也寄望有領導者出現，引領美國「跳脫瑣碎的格局，超越撕裂社會的衝突。」
班尼斯當時的痛苦，台灣人應該不陌生！
正因為台灣，政黨之間及國會之內，曾因藍／綠結構早就被權力和利益所「綁架」無法解決民意對「責任政治」的追究聲浪，才讓人民渴望「改變」。
改變什麼？不是要為了「馬英九」去刻意討好五四四萬沒投他的人，而是要「領導」台灣走出對立夢魘，這是「馬總統」的責任，而不是為了競選連任的算計。
所以，一切作為，都不是為了「投馬英九的765萬」或「不投馬英九的544萬」當衡量基準。
「馬總統」所考慮的只有一個，「馬總統」該怎樣「領導」台灣脫離對立，和選票無關。
還有，「馬英九」守法是教養，但「馬總統」則是非得站在「國家」代理人身分上，依法行事。
非民主的時代，統治者是「征服者」，所以，統治者制定了許多「法典」要求人民「服從」，「法」的目的是要「約束被統治者」，以確保他所「統治」的區域內不會生亂，方便他榨取民脂民膏。
但從英國的「大憲章」開始，民主時代的「法」，是人民要求「治理者」必須簽訂的「契約」，「法」的目的是要「約束統治者」。要深入討論這種「法哲學」，千言萬語也不夠用，但用最簡潔的語言來說，「憲法」和「法律」，是在約束「治理者」，是要確定治理者對人民的承諾，並不是要用來「約束人民」。
憲政主義、民主時代的各種法令，「依法行政」是要求政治力不能妄為，不是用法條在限制人民。
所以，越有「權力」，越需要受到「法規範」，扮好「角色」，而不能再是一個「偶像」或「明星」的「個人」。
馬總統時代到來，寄望台灣有一個「馬總統」以身作則的「依法行政」的政府，照章行事的「馬總統」。
至於那個偶像「馬英九」？就暫時消失四年，或八年吧！
這不是刻意要貶低「馬英九」，而是建構台灣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請注意「正常」兩個字很重要）的一個新機運。
在2006年5月25日趙建銘演出那幕「回首看藍天」經典畫面時，陳水扁的統治正當性，從此就換成「二二六○」與「二一八五」了，一個正常的民主體制領導人早就自動下台了。
陳水扁沒有，民進黨也沒有。
「正常」的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的做法和說法，台灣都發生了，終於讓這二十年來，一直自傲的「民主」奇蹟現了形，台灣人因此知道，台灣的民主仍不完備；真正的「主權在民」，在台灣仍有待努力。
陳水扁的負隅頑抗加上民進黨的護短茍且，還有馬英九和國民黨的罷免虎頭蛇尾，加上宋楚瑜與親民黨想要趁火打劫；以及李登輝和台聯黨打算「借屍還魂」‧‧‧
台灣人民看足了政治上各黨各派、各個領袖的真面目和醜態，動蕩之中，台灣人民終於重新體認到：改變，祇能靠自己，讓渡權力給政治力量和政治明星，受害的終究是人民。
回顧台灣在一九八○年代起，人民終於自覺，想要擺脫那個由「軍隊」和「警總」宰制的威權國家，血淚與汗水交織中，台灣成功完成了一次「寧靜革命」，人民的力量，自己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國家。
但這個第一階段民主建國運動，從一九九四年第一次省市長大選就變調了，在「救世主」政治明星的期待中，台灣人民放棄了民主建國時期的「自信與自救」，對政治力量變成了「自動繳械」，選民成了被「政治板塊」綁架的肉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變革，都放任政治力為所欲為。
十二年的時間，台灣人民忽略了民主體制脆弱的本質，放任政客為了私利，把國家體制修得亂七八遭，七次修憲，讓台灣的總統再度成了憲政怪獸，終於，在過去八年間，肆無忌憚地讓台灣人民嘗到了痛澈心扉的苦果。
從這角度看，還真要感謝陳水扁遲遲不肯辭職！
他拖著，就逼台灣社會認真想──我們願意付多少努力多少代價，換取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罷免機制；人民願意再付出多少關注，去重新建立合理的制度；人民又有多少覺醒，從此不在迷戀「救世主」，不會再「自動繳械」讓政客得以胡做非為‧‧‧
二○○八年之0112和0322，正是人民不再受綁架而自救的意志展現。
既然人民已經重新覺醒了，不可能再讓渡權力給「明星偶像」與「救世主」了，馬英九與他的團隊，卻還沉緬在「馬英九」光環，虛度了六百多天。
寄望新的一年，願「馬英九」不要再寄望與追逐「馬英九」能得到多少愛戴？用心去當好受人民信賴的「馬總統」，更實際！
天佑中華民國，天佑台灣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