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不諱言，我不喜歡蔣介石；我更不否認，如果一切程序正義齊備的情況下，「中正廟」當然要有所改變，民主國家有個個人「神社」，真是諷刺！

所以，我雖然在台北打混了二十幾年，我從不踏進「中正廟」那個「神龕」一步，那個高高在上的威權身影，讓我痛恨之極。

我痛恨蔣介石的是他那種威權統治，把所有的憲政與民主當成工具耍弄；我痛恨蔣介石的，並不是他個人，而是那種「朕即天下」的戒嚴惡靈。

這種惡靈，似乎又回來了，這種以法玩法，濫用公權力的模式，正在重新上演，「蔣介石」的幽靈，竟真的如他的遺言所稱，和台灣人民「長相左右」！豈能不慟‧‧‧

《本文原發表於2007/04/06中時電子報『網路主筆室』》

十八世紀民主啟蒙年代，一位法國的思想家曾說過，社會發展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將不合理的特權日益削薄變少；一種則是有更多的人爭相去搶奪已往祇是由少數人壟斷的特權。

古今中外，民主與選舉，並不保證社會必是上述發展中的前者，當社會往第二種局面發展時，更可能的場景是：一群群富可敵國的工商鉅子、一個個誇言浮詞的政治獵人，一批批肆無忌憚的官僚惡吏，透過操弄民粹的選舉制度站上舞台，他們疇躇滿志，自認是「成功」的定義者，創出「適者生存」的「適者」規範：「上帝不存在，一切皆可為。」

因為當新的權力追逐者，促使他積極努力的動力，不是來自對國家社會更上層樓的熱情，而是來自對原有特權者的權力和利益的覬覦之心：痛恨我為什麼沒有分到！這才是他內心最深刻的渴望，他絕對痛恨舊特權，非要把舊特權毀之、葬之，但也非要比舊特權拿的更多，才會衷心舒暢。

這種人曾經痛斥別人吃鮑魚，等到他有資格吃鮑魚的時候，那些過去害他吃不到鮑魚而滿心自悲的舊特權，一定要澈底剷除，也惟有把所有的鮑魚都吃到絕了種，他的自悲心才有得到救贖的可能性。

並不是危言聳聽，春節以來，台灣當政者最熱衷的話題，就是一直圍繞在「蔣介石」這三個字當中，儘管一些深藍群眾積極在護衛蔣介石，但歷史的客觀事實仍是：蔣介石的那個時代，政治權力無限擴張，台灣人民的憲法賦予之基本權利和自由，基本上都是被剝奪了，並且活在隨時可能因言賈禍的白色恐怖氛圍中。

沒有錯，蔣介石和宋美齡幾乎沒有「貪污」的罪行，但不是他們不知中飽私曩。那個時代裡，朕即國家，普天之下，皆為蔣介石的家業，要什麼就有什麼，當然沒有想到拿到自己口袋的無聊念頭了。

不正是這樣嗎？蔣中正的家臣和侍從，祇要蔣介石高興，就可以派出來當財政部長、央行總裁、總司令和參謀總長嗎？蔣介石的文墨秘書，不是就可以當個故宮院長幾十年嗎？故宮的國寶，宋美齡有沒有盜走？一直是爭論話題，尚無定論。但動不動就拿到家裡客廳擺一擺，不也正是把國寶當家寶的心態嗎？蔣介石從來沒有購豪宅，因為祇要是好山好水，他看中了，國家哪能不趕緊蓋個行館給他住，慈湖、涵碧樓、士林官邸‧‧‧十數座宮廷，有哪一處，蔣介石家族出了一分錢，一顆石頭？

至於「創造」台灣經濟奇蹟？說是蔣經國的功蹟，有其道理，也符合歷史客觀事實，但蔣介石時代，靠的，可是美國老大哥的美援在支撐吧！

前駐美大使周書楷在他的傳記中，有一段記載深刻地描寫了蔣介石時代的精髓。那是一次他和正訪問美國的宋美齡的對話。當時，宋美齡要周書楷替她辦一件個人私事，周書楷不願意，回了嘴，大意是：我是替中華民國在辦公事的，不是為蔣宋美齡辦私事的。宋美齡立刻賞了周書楷一個耳光，怒斥：「我就是中華民國！」

「我就是中華民國！」何其傳神的口氣！讓台灣後來的多少政治人物覬覦之、忌妒之、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渴望呢？

一朝權在手，當道表面上雖然拼命想要把蔣介石的惡靈趨趕出去，但作法卻和蔣介石在默默較勁，自己的女婿，當然也可以到處喬一喬事情，當年蔣家的孝文、孝武這些「金孫」，不也是權傾天下嗎？非正式權力常常橫行無阻，國家機器不敢多言嗎？

蔣介石時代，法律為國民黨服務，現在，當然也要行政、軍警、司法檢調統統要替當政者服務才對！用人，也不需要什麼專業，蔣介石愛怎樣用人就怎樣用，現在，當然也可以用金主當財經首長，把公銀行庫分給當權派喜愛的財團。

同樣的，蔣介石時代，雷震亂說話，就可以關起來，柏陽的漫畫圖文有隱射，也可以關起來。現在有一些媒體天天唱反調，當然也應該要關起來！蔣介石時代，動不動用「匪諜」羅織政敵入罪，現在，反對執政黨和總統的人，稱他們是「統派」、「中國同路人」，有什麼不可以！

就這樣，台灣看到了最荒誕的戲碼，蔣介石果然如他的遺言所稱，會和台灣人民「長相左右」，蔣介石的惡靈已等同地附身在台灣的新當權者身上，只要這個當權者所宣稱的改革與進步，不是他的真心信仰，其實是出自他的覬覦之心的話，「蔣介石」就有復活的機會。

恐怕這已是台灣當前的寫照，近幾年以來的發展，蔣介石的威權與濫權惡靈常在，社會依然沒有章法，不論是政治、經濟、金融和司法檢調，都不斷發生紀律、規範、道德退位的潮流，一切都是以權力為中心，特權者主控一切，能吃就吃到絕種，能啃絕不留下骨髓。

反正，每一件事還不都是一陣喧嘩、一陣狡辯、一陣掩蓋，就煙消雲散，沒有人負責，當然不會有人自殺，連最低度的謝罪，或是口頭道歉都不必了，有這麼「美好」的獵殺生態，人民個個恰是溫馴的小綿羊，台灣怎能不成禿鷹、土狼的獵場呢？

這樣的社會恰好就是法西斯的溫床，一樁接一樁的亂象和不正義，都不會受到真正的懲罰，像是快速通過又馬上消失的畫面，人民祇有一掠而過的是非心與正義感，很快變成了沒有是非心和正義感，冷漠已成了縱容的藉口，讓知識份子和媒體患了「公共事務無能症」，有些人，甚至乾脆加入禿鷹、土狼的掠食行列，以手中的些微權力分一點羹。

冷漠會侵蝕民主與改革的成果，德國威碼民主產生希特勒的教訓就是：民主也可能選出新皇帝、新威權。世界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河流中，雖發生過三次民主化浪潮，但同時也存在「民主退潮」的危機。

第一次民主化浪潮開始於十九世紀初到一九二○年，三十多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由於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威權主義的興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二年出現第一次民主退潮，民主國家祇剩十二個。二次大戰後到一九六○年代初，民主國家發展到五十多個，但經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四年的第二次民主退潮，民主國家又祇剩下三十個。

台灣搭上了一九七四年重新開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這本是台灣的歷史契機，不應是讓覬覦者成為特權的新階級，而是要透過制度，讓公共行政提昇、國家道德向上，人民享有更多福祉。

但當新舊交替時，打破舊權威也同時打破了所有規範，祇剩下赤裸裸的權力徵逐，禿鷹和土狼因此當道，一再發生的劫掠事件，透露出，當禿鷹肆無忌憚的遨翔天際、土狼成群結隊在大地狂奔，宣告了大掠奪、「朕即國家」的「蔣介石幽靈」已在福爾摩沙上方躑躅徘徊，台灣人民可能得付出民主最昂貴的「學費」。

台灣雖還很幸運尚未產生真正的、新的希特勒和新皇帝，但日漸敗壞的社會已露出警訊：台灣已在「向上提昇、還是向下沉淪」的關鍵十字路口了！人民和知識份子與媒體再冷漠下去的話，民主退潮的惡靈很快就會來敲大門了。

蔣介石的威權惡靈，也真的會不幸而言中，將永遠和台灣人民「長相左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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