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黨輪替後，有獨創的「置入性行銷」，有著掌握金權對媒體選擇性的收編、鼓勵和懲罰的事例，還有政府高層出面要國營事業用公帑扶持對政府一向「配合」的報紙，政治文化中更充斥著民粹式的操控文化。稍有退讓，權力猛獸就如同猛虎出柙，媒體要是又被迫回復到威權時代的「自律」，脆弱的民主成果終究逃不出被威權幽靈吞喫的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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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雖然是一個形式上民主的國家，在精神上依然保存著「封閉」的狀態，封閉社會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社會上到處可以看到借用國家公權力，來貫徹自己的喜惡偏好，評斷是非，還積極要求他人服從的「指導狂」。

骨子裡迷信「指導」的這些人深信：自己永遠比別人更瞭解是非對錯，所以他們可以「自由」地擁有權力，來「指導」這個社會，因此可以「保護」社會，進而可以「改造」與「淨化」社會。

指導狂逞威，受虐狂呼應

這些人已經忘了，是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有千萬人曾經為此流過鮮血，人類才發現︵或發明︶民主的最後防線與真締：「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界」，沒有一個人可以用任何理由，不管是宗教的天啟、自我的價值偏好、或是科學真理還是所謂的「社會需要」，以遂行強制別人、危害別人自由的自由。推而廣之，民主要求的是群體的、相對性的自由，不能有一人、幾人、或少數人可以比別人更「自由」，因此有了程序正義的設計，一切都要依法定程序，限制公權力的「權力邊界」，以免「指導狂」的「自由」被放大、擴大，反而傷害了整體民主。

「指導狂」能夠繼續逞威，則是因為有更大的一群「受虐狂」在呼應，當壓力罩頂，這批人就算明知依法無據，仍是「習慣性」地屈服，還會自動找出一大堆「原諒」自己的理由：形勢比人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誰知道後面還有什麼更激烈的手段、想一想自己也許真的有所不對、因為心虛所以也不敢理直氣壯啊：：：。

這些「受虐狂」也忘了，也是經過數萬代人的悲劇、流過億萬人無奈的鮮血與教訓，人類才體認到「茍全性命」︵survive︶非但不能讓施暴者因此慈悲，祇會鼓勵「指導狂」近一步逞威，受虐者將更無所逃被虐之宿命。祇有當受虐者集體起而抗爭，反對「指導狂」的張狂，才能夠讓「自由」回到平衡狀態，翻開世界史，不論是國家的民主化、人民各種權利的申張，「抗爭」，才能讓「指導狂」節制，習慣性「受虐」，祇會受到更多的暴虐。

不集體抗爭，「死亡」危機就逼身，一個社會要是步向「指導者」逞能，「受虐者」低頭，就交織出一個是非對錯，不是靠內容來決定，而是根據陳述者的身分與地位的「位子先決論」的社會：「對」的身分和地位，所言所行就是對；「錯」的身分與地位，言行當然都是錯。更進一步的發展，就可以看到取得了「對」的身分與地位的人，就認定自己有權力「指導」，有了命令他人之權力，而且忙不迭要大張旗鼓地運用這種權力，以凸顯自己的身分與地位。

有線電視換照風暴，演出的正是這種「指導者」張狂，「受虐者」張惶的戲碼。

新聞「他律」，媒體「自宮」

新聞局長姚文智，對於電視台換照又是「聯考落榜」、「衡量媒體長期投資」用東森S台換東森新聞台，還指導媒體成立自律組織、「未來每個新聞台要在每周主要時段，有一個小時的新聞討論節目」，最後還祭出了三個月仍可能被撤照的「留校察看」，都不知是誰賦予他權柄，可以講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怪論。姚文智還公開推說這是審議委員的意見，審議委員也陸續公開陳述「﹃新聞自由﹄不能當做媒體的不壞金鋼體」。

因為有社會對媒體亂象早就批評不絕的土壤，「指導者」個個顯得義正辭嚴，他們有著「正確」的身分與地位，急著用公權力來「保護」社會，民主ABC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如法規中，新聞局六年一度的「形式審查」，怎麼就偷天換日地變成了是「內容審查」、誰給了審議委員權力來界定「新聞」好不好、對不對？依法行政的民主國家，又是哪一條法規，給了新聞局和審議委員有「但書」的權力，要求媒體要怎麼開節目，還能夠有「留校察看」的恫嚇權柄：：：。

媒體面對「指導狂」的張狂，祇是更凸顯自我的悲哀，竟沒有一家媒體敢質問：憑什麼有權力要求我做這做那？要求的事項有哪一條是法規中的法定條件？平日咄咄逼人的媒體，審查過程中沒有人翻出民主ABC反問：「憑什麼？」。媒體祇表現出習慣性地「受虐」，有線電視台明明有一個頻道委員會，平日分廣告，搞政商，威武得不得了，這一次卻是無聲無息了。審查過程中，個個名嘴也收起了平日在螢幕上的犀利，祇是像小媳婦般，在審議委員會上，乖乖接受「指導」。

這種「指導」還有續集，好不容易拿到執照了，為了三個月不知語出何典的「留校察看」，「受虐狂」逆來順受，仍不敢抗爭。還顧點顏面的，推出了「新聞檢驗室」、「面對觀眾」恰好回應了新聞局「建立公共參與及公共監督機制」的指導；顧不得顏面的，盡是些高官儀式活動畫面，讓螢光幕果然很「淨化」。竟無一家媒體，本著媒體的監督和批判天職，個個在壓力下，變成了溫馴的綿羊。

電視台沉淪，公權力逾越

電視新聞變成了綿羊，可不是電視變「乖」了，社會就「淨化」了這麼單純，套句街坊語言，現在的電視媒體確實是「很濫」，不但不能透過自由的新聞報導，讓閱聽眾因此知曉公共事務的真相與全貌，在自由的空間裡，進行深刻的意見表達與溝通。現在的電視台，對於公共領域的探索與監督，絕大多數都疲軟無力不說，反而還常扮演起操縱民意與扭曲人心的角色，對於推動社會進步，常是落後在社會進步的腳跟之後，不但對於理性空間的創造無可觀成效，還經常帶頭鼓譟，挑起激情。更在所謂的「收視率競爭」藉口下，腥羶不忌，甚或還會捏造炒作。

任何一個社會，對於這種亂象當然都不應容忍，但一個「開放」的社會，都不會把「制裁」的工作交給政府，開放的社會深知，經過美國在一八六五年到一九二○年代的黑暗歷史教訓，新聞媒體的產生是現代公民社會最重要的一環，因當代性格新聞媒體的誕生是為了防止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權勾結，以利分贓劫掠的防線。

當然，新聞媒體也可能會因權柄在手，有沉淪的危機，開放的社會深知，新聞媒體當然不能完全放任市場機制，它需要具備基本價值新聞觀的公民與純粹公民自發組成的組織；新聞媒體也需要更細密的收視率與廣告主互動關係，當然也要往更嚴謹的新聞技術與專業道德訓練，但是，公民絕對不能因此「偷懶」，祇想靠政府公權力來管轄，就如同日前美國消費者群起施壓寶鹼公司，以抵制商品的方式，迫使寶鹼公司撤下對不良節目的廣告，讓該節目死亡，公民主動組織才是主體，政府不能，也不會進行管轄。

因為一個被政府所管轄的新聞媒體，將會失去監督政府的爪與牙，特別是台灣有威權統治近五十年的政治傳統，新聞媒體長期掌握在政經支配結構之中，體質先天異常脆弱，由於新聞意見的予奪取捨一向受制於外在力量「他律」，造成了媒體長期以來所知的「自律」，都是小心翼翼地自動過濾新聞，自動剪裁意見，甚至曲意奉承當道，以求通過官方所喜好與容忍的窄門，配給人民片斷的資訊，更可能是片面的意見。

新聞不自由，社會更封閉

一個資訊流通及意見表達受限的社會，就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加上一個「指導者」猖狂的環境，民主憲政最基本的限縮政府干預、清晰界定政府權力邊界的ABC將會棄守，取代的是都政府權力邊界堤防因此有了缺口，「指導狂」濫權洪流隨時有溢流的危機，這樣的社會，將不可能是有堅實的民主基石，也不可能因而產生穩固的正義結構。

特別是台灣，政黨輪替後，不但有獨創的「置入性行銷」，還有著掌握金權對媒體選擇性的收編、鼓勵和懲罰的事例不絕，更有政府高層出面要國營事業用公帑扶持對政府一向「配合」的報紙，政治文化中充斥著民粹式的操控文化。要是公民稍有退讓，權力猛獸就如同猛虎出柙，要是媒體又回復到威權時代的「自律」，越發管不住「指導狂」，溫馴的綿羊終究逃不出被吞喫的噩運。

這種的危機正在逼近，卻見到一個個自甘被政府「砍頭」的媒體，既不會發揮集體力量加以依法反抗，也不會依理抗辯。不會集體抗爭的溫馴綿羊，終會個別被狼群宰殺吞吃，哪能再談什麼新聞自由，不如先自唱輓歌，還比較務實吧！

﹝本文章發表於《新新聞》九六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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