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代克勞德․李維史陀跟著印地安人一起居住的經驗將提供他未來所有的作品的養分。今天，這位人類學家進入 « la Pléiade » 系列的殿堂。
很少有社會科學的著作用最初的幾句話就能印記在集體記憶裡面，如同普魯斯特 (Proust) 的「一直，我都早早就寢。」(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 但至少，我們還能舉出一例：《憂鬱的熱帶》，它蜚揚的開語詞：「我恨旅行，以及探險的人。」(Je hais les voyages et les explorateurs.) 當（《憂鬱的熱帶》）一九五五年出現在「人類大地」系列 (Terre humaine) ──人類學家兼作家尚․馬洛犁 (Jean Malaurie) 剛剛才在 Plon 出版社創立的書系列──時，克勞德․李維史陀時年四十七歲，這本書在他那一整套雄偉的著作集中，成為最知名的一本，同時也是其中最容易閱讀的。但也是這位偉大的人類學家最私人的跟最主觀的一本。一整本都很科學的著作，同時也深湛地深思：當時仍是一位年輕的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八年之間，數度前往巴西的聖保羅、亞瑪遜河地區跟 Caduveo、Bororo 等印地安人一起過生活；這些生活經驗在二十多年後給了這本著作養分。龔古爾文學獎的評選委員們對這本書充滿熱情，考慮過要把龔古爾大獎頒給《憂鬱的熱帶》；終究他們還是放棄這樣做，這本書的子裔跟聲名也並未因此受害：是這本《憂鬱的熱帶》讓社會大眾認識了克勞德․李維史陀，他們一致地肯定這位人類學家的成就，為他立下最初的幾根標竿，視他為二十世紀思想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帶有道德學家身分的科學家，身負作家的天分──我們常從他的主題揭露出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 跟波緒埃 (Bossuet) 的風格。
他就是我們已經長久注視的那位，而且，常常是我們違背他本人的意願，把他命為「結構主義的教宗」(le « pape du structuralisme »)；不管是在法國還是是在其它地方，其著作、其方法都影響了一整代的知識份子，況且這些知識份子常屬於不同的學門，不管是哲學也好或文學評論，還是社會學或者是歷史學──羅藍․巴特 (Roland Barthes) 寫說，「他的作品會讓人思考，而且是無休止地思考下去。」(son œuvre fait penser, et penser indéfiniment) ──，今年秋，他就要慶祝他的一百歲生日了。從今天開始，請注意出版界給他的慶賀：「七星文庫」(la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出版一卷本的《作品集》(Œuvres)，從他多種的、睿智的著作裡選出來。曾經，他總結地說，這些著作在他一生中僅只有單一一個、獨特的目的：「瞭解人類精神是如何運作。」(comprendre comment fonctionne l'esprit des hommes.)（原註一）
（原註一）一九六七年跟黑蒙․貝路禾 (Raymond Bellour) 的訪談所提到的句子。當初發表在學刊《法國文學作品》(Les Lettres françaises)，現被收錄進「七星文庫」的《作品集》。
所以，一切都是從一百年前開始：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號，克勞德․李維史陀在布魯塞爾出生（譯者註：但其父母是法國人），家庭背景是資產階級的，愛好審美，比較偏向保守派。他父親是繪畫藝術家，他的其中一個祖父是凡爾賽的拉賓 (rabbin)（譯者註：尤太教教士），家族裡面還出過一位音樂家的祖父，在拿破崙三世 (Napoléon III) 時代是位技藝出眾的小提琴家。克勞德․李維史陀他自己則轉向文學領域，然後再轉至法律跟哲學──為了準備教師資格考，他跟西蒙․德․波瓦 (Simonde de Beauvoir) 以及莫黎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常有接觸──然後進入教學工作，一邊教書、一邊在 SFIO 當志工。（見譯註一）他常常講述一個小故事，說一九三四年秋的一個禮拜天早上九點鐘，他接到一通電話，向他建議到聖保羅大學擔任社會學的教職。他發覺他在智識上已經打定要投入進去的哲學並不能完全地滿足他──他就是覺得哲學已經被縮減至「一種經由意識的美學沈思後的『意識的美學沈思』」(une sorte de contemplation esthétique de la conscience par elle-même)，在《憂鬱的熱帶》他是這樣寫的──，所以經由保羅․尼贊 (Paul Nizan) 的建議，他開始對民族學產生興趣。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啟程前往巴西。日後，他談到從法國出發的事，他給出一個解釋（有點太乏味，所以不算很真誠）：「我讓自己隨著波向前行，因為當時我渴望瞧瞧世界，而且我喜歡露營，我喜歡走路，我喜歡登山……」說到底這也是李維史陀他這一生中的在地經驗。他沈浸在差異裡面 (De l'immersion dans la différence)（譯者註： « immersion » 除指『沈浸』外，它還有另外一意，就是『完全處在外語的環境』），面對直接的對抗，感知到他者 (saisissante à l'Autre) ──他的生活條件（：複數），他瞧這個世界的方式，他思考這個世界的方式。這一段時間對這位研究者來說，算是很短的：第一段和印地安人一起生活的探險歷程是在一九三五年冬天，第二段是在一九三八年，為期九個月。但在這幾段時間所進行的觀察，將提供未來所有的知識作品養分──這些標竿，是由以下幾部作品立下的：首先是《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1949)，然後，當然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 1955)，再來是《結構人類學》(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1958 et 1973)，《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 1962)，四卷本的《神話學》(Mythologiques, 1964-1971)，《瞭解面具之道》(La Voie des masques, 1975)，《猞猁的故事》(Histoire de Lynx, 1991) ……
（譯註一：SFIO，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工人國際法國分部，1905 年創，1969 年轉型成法國社會黨。參見法文版維基百科：http://fr.wikipedia.org/wiki/Section_fran%C3%A7aise_de_l'Internationale_ouvri%C3%A8re ）
一九三九年，克勞德․李維史陀回到法國，然後又在隔一年的時候因應納粹的威脅，流亡到紐約。他在紐約一直待到一九四四年，常跟很多和他一樣也是流亡到美國的歐洲藝術家跟知識份子會面，他也碰見這兩位超現實主義者：安德黑․布烈東 (André Breton)、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但特別地是他認識了俄羅斯裔的語言學家羅曼․雅可布遜 (Roman Jacobson)，後者的研究工作將對他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的確，雅可布遜引領他進入結構語言學，就是這樣的一步啟發了李維史陀要建立結構人類學。
（待續）
翻譯：周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