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士．富利曼今年出的《世界是平的》這本書，好評如潮，銷量也很好，最近還得到〈金融時報〉的一項大獎，而參與評選的一名高盛証券董事，甚至以「看了這本書之後，想儘快幫兒子辦轉學，從美國遷到中國或印度去唸書」，來表達對富利曼的敬意。
我沒有看過這本書，因為它的中國版還沒出來，但是我在〈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上頭已看過很多篇介紹和書評，包含郵箱裡也收到多封朋友轉寄來的關於這本書的重點摘要。總而言之，這是一本你不想注意也不行的書。
富利曼提出一個觀點，我們正進入全球化3.0的時代，是由1994年網景這家公司成立後，由互聯網帶動的全球訊息串聯所肇始。之前的1.0是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工業革命，2.0是從工業革命到網景成立之前。這個議題之所以這麼熱，是因為不管喜不喜歡，受益或受害，全球化都是我們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一生中所見証的最大變化，倒不是富利曼的文采或觀點有多深刻。事實上，在他的書剛出來之時，〈金融時報〉就做了一次介紹，當時評價不是太高。
富利曼的書，完全是從西方的角度來看全球化，甚至可說帶有非常強烈的美國價值觀。當然，推動全球化的動力之一，來自十六世紀開始的那些航海家，而得到最多好處的，則是其後大行殖民主義掠奪資源的那些歐洲列強。到二戰結束後，主導全球化的發言權交到美國手上。
從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和目前的美國來說，都從全球化受益，無怪乎英國的〈金融時報〉和美國的〈紐約時報〉都大加鼓吹這種價值，富利曼和馬丁．伍夫（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議題以全球化為主）就是這兩大報的代言人，這是我們在看他們文章和觀點前必須先弄清楚的。
做為一個長期報導科技產業的新聞工作者，我認為富利曼的觀點出奇而不深刻，最多是把這幾年已發生的事情，如網路、工作外包、跨國企業和協同運作這些東西整理起來，再冠以一些名詞特殊的理論包裝，推到市面上。這本書的影響和啟發，我覺得遠不如同樣來自美國、在二十多年前寫成的〈第三波〉和〈未來的衝擊〉等書，富利曼的視野和深度也遠不及艾文．托弗勒。但拜全球化之賜，現在要炒作一個作家和書都容易許多，而富利曼正是受益者。
全球化好像愈來愈成為一種價值，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真地是這樣嗎？最近，韓國總統盧武炫在APEC會議期間發表的看法，讓我印象深刻。他的意思大概是，韓國不會全盤無條件接受全球化，因為這會讓韓國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這是一位懂經濟而且有擔當的領導者所說的話。
全球化讓資訊、資源和資本能跨越單一國家和地區，進而在大範圍流動，因此產生商機，也創造就業機會並提升生產力；同時，藉由個別國家串聯成一個大經濟體，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下，資源會往最有效率的地點移動，最終促成進一步的專業分工及產業聚落，生產力將進一步提高。
但是，有關這些成果的分配，是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的嗎？目前看來顯然不是，贏家拿走愈來愈多，愈靠後的分的愈來愈少。另外，對於在這個過程中被淘汰的人，是否有一個機制來補償或救濟他們，目前看來也是付之闕如。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同一個小學的班上，有二位同學，一位智商一六０，成績第一名，另一位智商一一○，成績第十名。如果把成績比較擴大到全年級，這位第一名的還是第一名，原來第十名的可能掉到第八十名。如果比較基礎擴大到整個縣城，這個第一名的可能還是第一名，第八十名的這位掉到二百八十名。如果再擴大到省裡比，差距就更大，如果擴大到全國，差距再拉大，如果來一次亞洲大會考，差距會再拉大。對成績好的那一位，他的舞台愈來愈大，對成績一般的人來說，可能根本就不想再唸書。
舉一個例子，現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國NBA職業籃球賽和好來坞電影。在NBA裡的頂尖球員，像俠克．奧尼爾和卡文．加內爾這些，年薪都將近三千萬美金。我到洛杉磯Staples去看過球，那裡最多能坐一萬四千人，一張票從三十美金到二百美金都有，平均算一百好了，一場坐滿也就賣140萬美金，而且算主客兩隊五五對分好了。每隊不算季後賽，例行賽大概打八十二場，場場都爆滿，一季下來也就收入5740萬美金，光一個奧尼爾就分掉一半，那其他隊員不用賺嗎，球隊老闆又賺什麼？說白了，球票收入只是小意思，電視轉播權才是重點，特別是海外轉播的收入已超過美國本土，這是現任NBA主席大衛．史騰的功勞，把這項運動變成全球收視，頂尖運動員才能領那麼高的薪水。
但是，回過頭來，世界各國的好手都想去打NBA，這使得世界各國國家籃球隊，都像在為NBA育才，自己國家的職業籃球反而發展不起來，因為有了NBA這樣的水準，誰還會想看自己的籃球賽。
好來塢也一樣，當美國電影藉著強大的美國影響力而行銷世界，各國的電影工業就算不被判死刑也是無期徒刑，只能有零星佳作出現。這絕對不是喜歡電影的觀眾之福，但是世界各地有許多好的導演和演員，但是進不到好來坞，也就沒有機會進軍全球，好來坞幾乎攏斷電影工業的全球化話語權。我在台灣認識幾位對影像工作極有理想的朋友，但在台灣電影工業已被徹底摧毀之下，只能另尋理想。
全球化和地方化，應該是並行的兩條線，有夠殷實的地方特色，並發展成地方文化，在接受全球化時，才能有所交流，而不是被吞噬，甚至這些地方特色還能搭上全球化平台，擴散到其他地方。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只有全球化，少有地方化的聲音。當我們所在的環境，因全球化而消除藩籬並不斷擴大時，那些跟不上腳步的人，該怎麼辦？喜歡打籃球，卻進不了NBA，是不是就不要打球？想拍電影，進不了好來坞，是不是就該放棄這條路？同樣的問題，對那些因其他地區提供更便宜糧食和勞動力、因而失業的農民和工人來說，下一步又該做什麼？富利曼的書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他的內容更像是為前面提到的那位智商一六○的學生做準備，馬丁．伍夫的書也是。西方國家是過去五百年來全球化的主導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對亞洲國家而言，去對抗或阻擋這股潮流意義不大，但必須更深刻思考為何及如何融入，以及過程中如何解決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的問題。
所謂的全球化3.0版，除了富利曼提到那些，更應該強調促成一個平等對話的機制，而不是主導者和被主導者的關係，以免衝突持續擴大。在APEC會議前，香港的利豐集團老闆馮國經就發表一篇文章，呼籲與會國重視多邊主義，而非雙邊主義。這其實就是在指今年的中美紡織品貿易大戰。美國覺得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太大，今年中美逆差可能達二千億美金，所以美國就拿紡織品開刀要對中國設限，這是明顯的雙邊主義，以你和我作多少生意、賺賠多少來算。從多邊主義來看，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紡織品中，可能有日韓或英國的成衣公司來設廠，向巴基斯坦買羊毛、向德國買染料、最後在中國生產，再出口到美國，表面看似是中美二國之間的事，其實卻牽涉到多國業者的參與，這也是全球化的結果，美國不能只採對它有利的說，把不利之處就用簡單的貿易逆差的雙邊主義邏輯來處理。
全球化是很有趣而複雜的議題，但期待能有一本更深刻而客觀的書出現。目前看來，如果真有這樣的書出來，應該是來自東方世界，特別是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