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我剛投入新聞業，那是台灣財經媒體的黃金年代，比爾．蓋茲、安迪．葛洛夫、麥可．戴爾、約翰．錢伯斯和楊致遠等人，都會到台北來，我有80%的工作可以在台北完成，世界會自動走過來，新聞資源豐富。

如今，這些人很少到台灣，他們的繼任者也很少過來，但是媒體同業卻仍然留在台北，希望完成80%的工作。他們的工具更好，有錄音筆和數位相機，電視台記者則配備了SNG車，可以隨時直播新聞，卻面臨新聞資源比以前少很多的窘況，只能靠整點新聞一再重播同樣的材料。

企業也面臨類似現實。台北工作者願意被外派的比例，低於北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以經常移動方式工作的比例，也低於這四個城市。當越來越多高管的名片上印著兩個或三個城市的聯絡電話和地址，台北的高管大多只印著一個。當其他四地的高管，把頻繁地移動視為工作的一部份，台北的高管卻將之視為出差，心態上有很大差別。

經理人的價值，如果僅能在一個地方兌現，那上升空間就有限；工作半徑越大，代表價值被需要的範圍越大，上升空間就越大。你的工作半徑有多大？十公里、一百公里、一千公里還是一萬公里？你的移動頻率是多久？一年、一季、一月還是一周？

與其他四地相比，台灣經理人在工作半徑和移動頻率都落後，他們的薪水比不上香港和新加坡，領先北京和上海的差距也在急速縮小。他們就像「植物」，頂著頭上一小片天，雖然其中有一小部份是「礦物」，能夠被搬動，卻非出於自願，很少有主動到處覓食的「動物」。

最近我到深圳大學EMBA講課，班上都是三、四十歲的大陸本地經理人，其中有兩位的問題讓我印象深刻。

一位來自鞋廠，她的公司在西班牙設廠，她經常要到當地幫忙，但碰到夏天西班牙每天工作時間不到五小時，節假日又多，訂單滿載卻出不了貨，不知如何解決。另一位來自石化廠，他的公司在印度和韓國都有設廠，但印度當地的衛生條件差，韓國則是生活成本太高，他該如何說服同事過去。以我在北京和上海的見聞，我相信深圳這一班學生不是特例。

台灣有很好的創業傳統，從中並產生許多成功的企業家，但在培養專業經理人這一方面卻沒有跟上。台灣很少有能管理五十億美金以上規模的經理人，因為超過這個規模的企業極少只在一地運作，必然是跨國企業，需要大的工作半徑。

當世界距離我們更遠，我們只有跨出去走向它，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