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我受邀參加比爾．蓋茲在香港的演講，這是他六月底退休後的首次公開行程。臺上與他一起座談的，還有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他們以流利的英文交談，連問答時間台下輪番提問的學生，英文也非常流利。

第二天，一位微軟的主管和我聊起，臺灣的大學校長是不是也常出來參加活動，他們的表達能力怎麼樣。我經常在臺灣主持活動，印象中很少碰到大學校長，碰到的多是教授，而臺灣學者的表達能力，起碼以英文來說，和香港不好比，儘管許多也是自美國或其他英語系國家拿到學位。

大學校長要具備的條件很多，養成時間也長，如果校內和本地沒有這樣的人，最快的就是從國外找。劉遵義和朱經武都是香港政府從美國延攬而來，他們各自在經濟和物理領域，都是國際頂尖學者，到香港後帶進很多資源，讓學校的能見度和競爭力迅速提升。

最近幾年，大陸許多考上清華和北大的學生，寧可選擇到香港讀大學，因為更有機會上到一流學者的課或講座，如果成績優異，將來可能就直接跟著老師回美國或英國，或申請一流學校的研究生也容易許多，即便畢業留在香港，工作條件和環境也很不錯。

也不過就在幾年前，香港還在擔心，學生開始北上，到大陸各大學就讀，會造成香港人才被掏空，但經過這一波轉變，反而是大陸許多頂尖學生流到香港。臺灣近幾年也擔心人才外流，但是做的事卻和香港相反，結果也天南地北。

在四年前一場我主持的活動上，張忠謀曾感慨地說，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學院一年研究經費是十億，單位是美金；香港科技大學一年研究經費是十億，單位是港幣；臺灣的清華大學（我的母校）一年研究經費是十億，單位是台幣。

這種比較並不是說臺灣的大學在經費上拮据，而是突顯在用錢態度上的差別。臺灣習慣把錢當錢，視現金為最重要的資本；香港則更重視時間，如果花大錢能更快讓事情辦成，而且辦好，那時間就是比錢更重要的資本。

香港人口僅七百萬，臺灣則是兩千三百萬，不及臺灣的三分之一，香港的大學不到十所，遠少於臺灣的一百七十多所；但他們很精明，請大師比蓋大樓重要，集中資源搶人搶時間，比蓋一堆大學招不到學生有效果。臺灣今年大學聯考錄取率將近百分百，人人都能上大學，花在高等教育的經費比香港多，但未見肯定，反而被批評為浪費社會資源和大學生素質下降。香港地方小，但高度全球化，要和世界競爭，就必須搶時間。

香港的市區規畫和工作環境呼應了這一點。從香港機場可搭機場快線直達市區，不管到九龍或香港本島都很方便。我到一位在投資銀行工作的朋友家裏拜訪，更是驚訝。他住在機場快線九龍站馬路對面的社區裏，他有好多同事都在這裏買房子。投資銀行家經常出差，他們如果一早要去機場，可以直接從家裏過個馬路，就搭上機場快線。她的女兒就讀附近的國際學校，班上十四個學生僅兩個是香港本地，不用擔心不會講廣東話。

隔天，他請我在中環辦公室的樓下吃飯。這棟樓稱為國際金融中心，裏頭大多是跨國公司和投資銀行。一樓就是機場櫃枱，可以直接辦票，地下二樓就是機場快線起站。他們隨身帶著護照，如果臨時有事，從辦公室坐電梯下去，就可直奔機場。臺灣也在談建機場快線，但是幾年過去沒有進展。

這種對時間的斤斤計較（應該說毫釐計較），在臺灣看來是匪夷所思，卻是這個方寸之地立足全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