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總統大選結束後，藍綠對立暫告一段落，但媒體惡鬥繼續延燒。關於大話新聞這檔節目和鄭弘儀在主持上的立場是否會調整，成為近日的熱門議題之一。這是否意味著，如果換成謝長廷當選，TVBS和中天的某些節目的立場，也要跟著調整？

這種討論有其意義，但沒必要在媒體上進行，因為這與公眾利益無直接關係，而牽涉公眾利益與否，則是媒體選擇報導題材的原則。但在這個議題的背後，再次反應媒體究竟是社會公器，還是企業獲利乃至政黨宣傳的工具。

大多數在台灣媒體行業工作的同業，都畢業自新聞、傳播、廣播、電視和廣告等科系，《大眾傳播理論》都是必修課，儘管裡頭教的〈火星人進攻地球〉和〈魔彈〉等案例既舊且不適合台灣，但〈議題設定〉、〈沈默螺旋〉和〈守門人〉等理論，以及媒體是為了公眾利益服務這件事，每個人都曾在考卷中答題以及交期末報告時，寫得洋洋灑灑；進入這個行業時，曾期許自己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那個重要力量之一。

的確，媒體曾經是推動台灣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媒體工作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今天我們還能這麼說嗎？尤其是電視和電視新聞工作者。透過他們的鏡頭和報導所建構的「媒體真實」，是反應了「社會真實」，還是遠離了「社會真實」？不只是電視，報紙、雜誌、電台和網站，都是媒體的一部份，只是電視的影響力更大 。

許多朋友都反應，如果他們對台灣的認識，純粹透過看電視而來，那根本不敢出門。新聞上到處是殺人、失火、跳樓、搶劫、車禍、立委打架、官員亂放話……。能說這些事沒發生嗎？不行，他們都有畫面佐証，但台灣只有這些事嗎？顯然不是，而且遠遠不是，透過媒體建構的真實，離多數市民的生活很遠。在傳播學上，這叫「認知不協調」，每一位傳播科系畢業的學生都知道，媒體真實不會等同社會真實，但要力求貼近它，減少媒體受眾的認知不協調，好讓他們對所在環境有更清楚的認識，以便於做出判斷，這也是媒體存在的價值之一。

但是，目前台灣社會的民眾，好像每個人都學會接受媒體真實和社會真實可以差別很大，然後每天在這種矛盾中過好自己的生活。但是，對那些生活在國外的台灣人，以及國外的觀眾透過電視來理解台灣的，媒體真實就等同於社會真實。

這就好比以色列。我在2001年底到以色列採訪，之前的那個遍地烽火、到處是自殺炸彈客的印象，來自國外媒體所建構的真實，等我親身到耶路撒冷和台拉維夫等地之後，才發現社會真實並非如此。以色列人覺得台灣是更恐怖的地方，兩岸隨時會開戰，他們的印象也是透過媒體所建構起來。

以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而言，是這些傳播科系的老師沒有教好嗎？未必。還是這些學生畢業後進入媒體工作給同化了？也未必。我認為問題出在媒體的定位不清：它究竟是社會公器，還是私人企業，抑或兩者都是？

如果它是社會公器，就不該成為政黨或利益團體的代言人，而是以公眾利益為主，但是在目前的資本市場環境下，很難生存下來。如果它是私人企業，那公眾人物和受訪者就沒有理由接受它的採訪，或成為它的報導題材的內容。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闆，要去採訪張忠謀，他沒有必要接受，但如果你是新聞記者就另當別論，因為你是代表社會大眾去提問。

媒體顯然同時具有這兩種身份，但最糟糕的就是濫用這兩種身份。當大眾要求你是社會公器時，你說你是企業得賺錢；當別人質疑你是企業身份只為賺錢時，又拿出社會公器的名義來掩飾。

台灣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過度相信市場化。市場經濟的理論始祖是英國的亞當．史密斯，他認為政府不需干預，市場自己會形成規則，背後自然會有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整。但是，他提出這個概念的時代，可還沒有大眾傳播理論，也不包含媒體在內。

依照市場法則，媒體就像企業，經營不善會重整，出售或倒閉，但實際上擁有媒體，可以開發本業之外的政商關係或其他利益，以至於即便本業不賺錢，都能靠其他業外補回來。台灣目前已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但平均收視率不到0.25%，調查的誤差實際上遠遠大於這個數字。從統計學來看，扣掉誤差，很多節目的收視率就變成零甚至負的(當然最低就是零，但如果誤差是3%，0.25%的收視率在統計學上是沒有意義的)。加上廣告市場近年一直在萎縮，根本不可能支持這麼多頻道和節目繼續下去。

也因此，節目的製作費不斷在砍，最便宜的就是用鏡頭去拍當天發生的記者會，以及開談話性節目。也因為如此，給了政黨和特殊利益團體機會，能花錢做置入性行銷，而媒體經營者也利用此來經營政商關係，並且賺取業外收入(或者這根本就已認列為業內收入？)。也因此，即便經營電視台越來越辛苦，但很少有經營者要退出，因為他們的利益體現未必是在媒體本身，但這傷害了媒體做為社會公器的地位。

亞當．史密斯的理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台灣在面對媒體市場也不該完全採自由市場做法。以台灣當初開放行動電話經營執照為例，目前已整合為中華電信、台哥大和遠傳三家，加上做PHS的大眾電信一家；之前則有東信、泛亞和和信。這才叫市場經濟，資源會往最有效益的地方流動。但台灣的媒體業卻未發生整合。為什麼發行動電話執照數目有限制，但電視頻道卻可以有一百多台？市場經濟並不是萬靈丹，特別是它很可能造成過度投資和重複投資，造成資源錯置和浪費，在媒體來說，就是社會注意力被過度和不當的消耗，以及媒體本身可信度的流失。

但是，台灣顯然是亞當．史密斯的忠誠信徒，而不相信另外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因斯的政府該適時介入做法。台灣的立法委員過多該減半，台灣的大學何嘗不是過多該減半，台灣的電視台是不是也該減半？

當然，政府要適時介入，得來自它的公信力取得社會認同，這是過去台灣自解嚴以來一直難解的問題，其結果就是假言論自由和市場經濟之名，造成目前媒體的環境：它本該為公共利益代言，卻淪為替不同政治立場和利益團體代言。

要靠媒體本身自律來走出困境，是緣木求魚；要靠觀眾用收視率投票，以市場機制讓節目和頻道調整，長期來看根本沒發生；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和新聞局，則是缺少公信力，那到底要靠什麼？理解並思考這個問題，遠比去要求任何一個節目調整要來得重要，畢竟，那是結果，不是原因。至於答案會是什麼，也許有很多可能，但千萬不要告訴我「讓我們拭目以待」，那是我認為最懶惰的新聞記者所能給出最懶惰的口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