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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寫商業計畫書了

2007-09-27 22:56迴響:7點閱:4783

上海是中國經濟的縮影,是機會之地,編織中國夢的搖籃。許多人到了上海,不由自主就成了創業家,或做起創業的夢。

一位做廣告的朋友,很有生意頭腦,和他碰面聊天時,他都很認真從包裏拿出筆記本電腦,手指飛快地把談話內容記下。兩天後,一份商業計畫書的草案成形,他請我幫忙看一下。我很訝異他的思考速度和工作效率,運轉地比英代爾最新版的CPU還快,每次聊天內容都能很快轉成一份計畫,附帶計算詳細的損益表和現金流量預估。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這位老兄的興趣就在於寫計畫書,再往下去找投資人以及組織團隊成員這些工作,他沒太大興趣,以至於他有很多好的創業想法,但很少有機會落實。

就在我為這位朋友感到惋惜時,另一位做旅遊的朋友打電話來約時間碰面。一坐下來,話沒講三句,他同樣拿出筆記本電腦,從一大堆檔案裏找到一份放到桌面,打開來也是一份商業計畫書。一時之間我不禁好奇,這年頭有上進心的人是不是都得隨身帶一台筆記本電腦,裏面再準備一份商業計畫書,以便一有機會就能做簡報。

聽完之後,同樣是一份想法縝密、附帶詳細財務規畫的方案。但是回頭想想,兩年內這位朋友已經提過四次商業計畫書了,同樣沒有一次付諸行動。

請容我這麼形容他們:寫商業計畫書的專業戶,卻是業餘的創業家。他們對創業這件事的樂趣,不在過程,也不在結果,而在開頭,或者這麼說,就在那想像階段。因為沒有採取行動,也就無所謂遭遇挫折或失敗。每天天亮後,他們照樣起床去上班,照樣被老闆罵,然後暗地裏咒駡老闆,並在心裏開始又蘊釀一個新的商業計畫書,趁著晚上回家寫在筆記本電腦裏,等待有機會向別人展示自己的才華。

但是,接下來你也知道是怎麼回事,喝完咖啡,合上電腦,回家之後一切照舊。隔天天亮後一樣去上班。不同的是,電腦裏沒刪掉的商業計畫書檔案越來越多,而且很快又會有新的。

這麼說其實有點刻薄,但創業就像搞革命,是要改變現有行業和市場規則,你得去打破別人手裏捧著的飯碗,甚至重塑消費者的使用行為和價值觀,這種事絕對不是請客吃飯,喝杯咖啡聊兩句事情就會發生。

不過,要期待每個創業家都像奧運會的十項全能冠軍,既能跑百公尺又能丟鐵餅和撐竿跳,從頭比到尾樣樣都擅長,也太不現實。創業更像接力賽,不管是四百公尺或一千六百公尺,得靠一個團隊,每個人盡力跑完自己的那一段,再交棒給下一個。

因此,育成中心(incubator)的存在和成熟,對落實創業想法非常重要。兩年前,我去拜訪在矽谷的一位朋友,他剛獲得當地的聖荷西市政府同意,搬進市立的育成中心。那是位於郊區的一棟四層樓建築,裏頭分隔成許多不同的小單位,專門用來租給經過市政府審核同意的新創公司當辦公室。

育成中心有統一的前台和行政部門,辦公室裏的電話線、寬頻、傢俱和簡單的實驗設備都是現成的,還有共用的閱報室、交誼廳和廚房,對新創公司非常方便,只要人進來就能工作。

行政部門則提供法務諮詢和創投諮詢,經常舉辦各種課程,並請外面的專家來開課,教會這些創業家,成立公司該注意那些事,有那些法律相關責任和義務,以及和創投的人談投資該注意那些事、商業計畫怎麼寫、如何交涉談股權等。

如果這些創業家最終真地拿到資金成立公司,他們只需回饋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不等的股權給育成中心,如果未能順利成立公司,也只要交房租就行,而房租則比外面便宜許多。

教別人做生意的本身就是一門生意,同樣的,教別人創業的本身就是一種創業。矽谷的育成中心本身就是在做投資,他們每一輪幫助成立的公司,只要有一家順利成功上市,投資就回本。除了財務報酬之外,這種單位的存在,大幅降低創業的門檻,並藉由許多經驗和人脈的交流,提高成功的機會。

在這過程中,每一環節的人都得到好處:創業家獲得許多資源、育成中心得到股份、來上課的律師和創投業者有機會找到潛在客戶。當然,這也得在矽谷這樣資源豐沛的環境下才起作用。我曾在臺北見過幾家育成中心,但都只是當房東提供辦公室,沒有其他附加價值。

在上海近年風起雲湧的大創業潮中,未來可以預期會有一批批成熟的成功創業家,以及律師和創投等因素逐漸成熟,在他們本身的利益可以得到體現的前提下,來分享經驗和人脈幫助新創業家。

最起碼,我該把那兩位擅長寫商業計畫書的朋友組織起來,幫別人操刀寫商業計畫書,在創業趨向專業分工的潮流中,可也是個好生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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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john5921/archive/2007/09/27/200898.html
2007-09-27 22:56作者:王志仁分類:來賓部落格迴響:7點閱: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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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別再寫商業計畫書了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http://blog.kaishao.idv.tw/?p=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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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1.southnews.com.tw/snews/Myword/04/0400/04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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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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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http://blog.kaishao.idv.tw/?p=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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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9 03:54 ing Meowing 17ing ASIPMDOAHHing

回應: 別再寫商業計畫書了


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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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9 03:54 ing Meowing 17ing ASIPMDOAHHing

回應: 別再寫商業計畫書了

看來是要在上海搞個育成中心聯盟勒!!

2007-09-28 15:31 mimi

回應: 別再寫商業計畫書了

看來是要在上海搞個育成中心聯盟勒!

2007-09-28 15:30 mimi

回應: 別再寫商業計畫書了

您的標題跟您的結論似乎對不上哩.

2007-09-28 11:10 chain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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