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一個爸爸。我們沒有血緣關係，但是他把我當閨女兒看待。我記得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通過之後，黨委書記要我發表一下感言，我忽然感覺眼眶溼溼的，我說：「我要感謝我在北京的爸爸。」這個爸爸，就是我的博士導師張仁里教授。

    我第一次見到張老師，是在○一年的聖誕節。那一年我從北藝大戲劇碩士班剛拿到學位，跟很多從這個科系畢業的學生一樣，不知道靠這個專業，在這個社會上能否有養活自己的能力？當時正是台灣人忽然察覺這個島嶼竟然能有如此不景氣的時刻，我投了幾份履歷，在一個月內找到出版行業的工作，便很感恩戴德的去上班。去上班，然後月底可以用金融卡在ATM取到薪水，好像我的人生就此與戲劇再無瓜葛。上了一陣子班，我的研究所同學楊小姐有天請我去後台幫她的龍套們化妝。畫好了妝，我走到觀眾席看戲，忽然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怎麼？今天是我同學在台上嗎？不是我在台上嗎？」所謂呼召這種東西，是追著人跑的，我在觀眾席坐定後，才發現坐在我旁邊的是我大學時期的恩師蔡欣欣老師。她很關心我未來的求學問題，但是我嘻嘻哈哈含糊帶過。我知道我的家庭環境不可能供我在國外昂貴的學費，更何況出國蹉跎個八年十年的青春為拿Ph. D.學位，回來也不一定有工作，這也不像是我的風格。蔡老師對我說：「為什麼不試試中戲？」

我想當他的學生

    要不是那天我進劇場幫人化妝，我也碰不到蔡老師，若碰不到蔡老師，我大概也沒有那個靈感到北京。劇場真是個奇妙的地方，人們來來去去總會轉回原地。我想我應該先去看看北京合不合適，很多人告訴我那裡壞人很多（現在回想起來我很想狂笑）。我知道中戲表演系曾有一位厲害的老師在北藝大客座，但我那時候年齡很小沒上到他的課。我想他對台灣學生比較理解，應該可以給我一些建議吧。聯繫好了，我就飛到北京。
   
倘若我當時在北京遇見的不是張老師，我大概也不會下定決心繼續求學吧。○一年的北京正是有點破，但一切的工地正在進行中的時候。胡同裡有灰顏色牆壁、只掛著一個昏黃燈泡，像是鬧鬼的廁所（直到○三年SARS風波之後，北京公廁的環境才有大幅度改善，有紅外線感應沖水，並供應皂液）。當時我對北京的印象，最早來自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王朔的小說改編成的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還有王小波的劇本張元導演的《東宮西宮》（又是公廁，公廁真是北京揮之不去的陰影呀），齊備了一切第三世界國家的元素。然而我一見到那位老先生，我就知道，那些都不構成問題了。對啦，就是他了，我想當他的學生。

差點被當成「一夥的」

    老先生有一頭銀白色的頭髮，皮膚白而泛紅。跟我握手的時候，我感覺他的手掌厚實而溫暖。眼睛大而感覺溫和，卻又透著藏不住的犀利。他穿著褐色大胖棉衣，頭戴著帶鴨舌帽沿的氈帽（後來我發現他很愛這頂帽子）。腳步穩健，但帶著一種心比腿還急的感覺。我誠惶誠恐，拿出寫好的博士論文提案，請他過目。他說：「很好，沒問題，你來考吧。」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論文題目沒問題，還是我的程度來考試沒問題。「外語怎麼樣？」他又問。我點點頭說：「英語沒問題。」之後他就再不提考試的事情，接著就是請我吃飯。只見了這麼一面，我們就決定互相是老師與學生了，不囉唆。

    第二年五月，我與二十幾名本地考生一起考試（藝術院校一般都是單獨招生、自定試題，對港澳台學生不另開考場），筆試連口試考了三天。為了避嫌，我到北京老師沒有跟我見面。我在考場感覺寫得挺順利，卻在考場外碰上了麻煩。晚上我回旅館晚了，竟然被公安連同一夥不知道哪兒來的人抓了。簡直像連續劇一樣，我走在胡同裡，忽然被前後各兩盞車燈夾擊，在我兩米外有三四個男人被打趴在地上。一個穿皮衣看起來像是頭兒的公安同志，輕輕的扶著我的手肘，有禮貌但是不容拒絕的說：「小姐，請您跟我們走一趟。」

    國家話劇院的招牌就在附近，我想：「你們是不是在演戲呀？」此時被抓的男人們再度被打趴在地上。我聽到某位公安厲聲問他們：「認識嗎？是不是一夥的？」天呀，他說的「一夥的」是包括我嗎？我只是一個無害的小女孩呀。我有點害怕了，我說：「我可以打電話給我老師嗎？」皮衣同志忽然態度轉變，問：「哪位老師？」我怯生生的說：「中戲的張仁里老師。」結果，皮衣同志連我的證件都沒看，就放我走了。

原汁原味的蘇聯表演教學體系

    原來我的老師這麼厲害嗎？第二天我把這驚魂事件告訴老師。老師忽然神色變得很調皮，他說：「公安同志認不認識我，我不知道。但是你去國話、人藝問，他們都知道我的。」好吧，也許在國話附近的公安同志一直對我老師懷有仰慕之情。同時，我開始覺得像中戲這樣，既是學校，又是整個中國戲劇影視產業流水線的重要環扣，很有趣，也放棄了到綜合大學看看的想法，直接離開北京到四川玩了一趟。那時候長江大壩正要興建，在四川各地可以看到整片聚落的人民遷出，僅留下空城，城壁上怵目驚心的畫了紅顏色的溢水線。這個天府之國要徹頭徹尾的改變了，我感覺到我的人生也要開始有所變化。

    像夢一樣，我真的考上了。○二年九月我到北京開始了我的博士修業。中戲的表演教育很特殊，她幾乎在建國的同時創校，一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蘇聯專家」空降到北京，複製了一個與蘇聯一模一樣的戲劇學校，包含硬體、教材、教學法都被完整保留至今。我的導師張仁里教授，就是第一批受惠於這些蘇聯專家的大學生。而這些「原汁原味」的教學方式，在文革後的八○年代面臨了挑戰，張老師當時在教學上的探索與改革，被沿用至今，則是戲劇學院內最常被拿來作為教學法的「人物練習」，以及學院外最為人所知的「小品」。這些小巧、精緻、機趣的作品，原本是為了滿足大型劇目排演，或演員創造角色時做的練習，卻因為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特性，戲劇衝突與人物形象明確，而廣受學院外的觀眾喜愛。每年中央台的「春晚」，最受歡迎的節目就是「小品」，並有一票演「小品」演出名的演員（比如宋丹丹、趙本山）。人們總是「小品」、「小品」的叫得很習慣，卻不知道「小品」這個詞就是出自戲劇學院。第一次面對社會大眾演出的「小品」，就是1984年的「春晚」，由當時還是戲劇學院表演系八○班學生的演出的《賣花生仁的小姑娘》。

    姜文、呂麗萍、叢珊這些文革後崛起的重要演員，正是我導師在八○班培養出來的學生。這位老人家，從事表演教學到今天已經五十年，現在依然在教，我想到就覺得太偉大也太難以想像。我能夠只做一件事情堅持五十年嗎？

成了支薪的表演教師

    有經驗的老教師，六七十歲教十七八歲的學生，在中戲是很常見的事情。越是無經驗的學生，越是需要資格老經驗豐富的教師。張老師一進教室，再吵鬧的孩子也會安靜坐好，點評的時候也很專心的聽，估計是他們都知道，這位老師德高望重，能來班上不容易。若有某個班的學生，特別難帶，系主任或院長就會把已經退休的張老師找來，一學期內就能見成效。我第一年跟著我導師的每一堂課，一年內學到的東西比我過去十年都多，中戲的表演課密度太高了，低年級每週12個課時，大三16個，大四20個，與台灣相關院系中表演課程安排的情況不同，是完全職業導向的教育。可以想見一個老人家在課堂上一坐三、四個小時是多麼的累。但是無論多麼累，他在課堂上精神一直非常好，專注而嚴格，一個一個片段接連著看，給學生說戲，幾乎不中斷，喝口茶就算是解渴加提神。下課之後，學生圍上來問問題，其中甚至有不是他的學生，他都一一回答，好像從不疲倦。事實上等學生散去的時候，他的肩膀已經累得垮下了。
   
我在北京的第二年他開始把一部分的學生交給我帶，排的是莎劇《哈姆雷特》與《奧塞羅》，這都是中戲的冷門劇目，我不太清楚他為什麼放心把這些劇目交給我。我排戲的時候，他不干預，也不下去調整，大概是看到我有創作衝動、頭腦清楚，他知道可以讓我放手做。看了期末匯報，他也不太誇讚或評論什麼，只是他開始打主意，問我：「待在北京吧？」接下來的學期，我就是支薪的表演老師了。

    就是在北京，我發現到我有當表演老師的能力。而給我機會磨練，並且開發我的可能性的，就是張老師。假如演員的創作，像是一台機器的話，那麼他的示範教學，就是把這台機器完全展示給我看，還附上操作說明與秘密攻略。所謂手把手的、師傅帶徒弟的、行業秘密一般的技巧與知識，在他的任何一堂表演課，都以大師工作坊的等級在我面前運作著。我很慶幸我沒有為了賺錢或其他雜務，像很多研究生一樣，只與老師討論論文，而不願實際參與教學與實務操作。我在北京四年，我就被整整灌頂了四年的大師課呀，再珍貴也沒有了。
  
最好學的「老頭」

教師的薪資不高，有些老師是教學當副業，外面賺錢當副業。但是張老師卻不：「我在劇組待得很難受，我就是喜歡在學校教學。」即便是冬天，也看得到他穿著大棉襖騎著電動車到學校教學。這幾年他年紀大了，眼睛不好，改坐出租車。我說：「你年紀大了，是該享福的時候了。」但他總說：「不好推掉。」的確，優秀的年輕老師越來越難找了。他的腰受過傷，這幾年又因為長期久坐落下毛病，沒休息好就疼得要命。他在學院仍有「看課」的任務──為年輕教師的表演教學擔任評量與建議者的角色，小孩們也殷殷期待他能到期末匯報看一眼、給點意見。我看到的張老師，真的是一位表演教育的天職者。有個研究生對我說：「像張老師這樣的資歷，他若想在學院外呼風喚雨，應該不是問題。」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很好的演員，但奇怪的是為什麼不「觸電」（指話劇演員或表演教師與電影電視行業的接觸）。他說：「一觸電就顧不了教學啦！」他也不太贊成表演教師同時做演員，因為這樣在教學的時候容易流於主觀，總是想著「我會怎麼演」，而忽略了學生有自己的一套。這樣的說法，當然很多年輕表演教師會持相反意見。然而，仔細想想，一個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而且要做到最好，將其餘的引誘斷絕，是必要的。如果我老師跑去拍電影了，他現在有可能就不是我老師啦！

他也是我見過最好學的老頭，為了寫書，七十歲開始學電腦。姜文催他寫書，買了電腦直接送到他家。他打字不太行，但是用漢王筆飛快，花了一年把書寫好。新書發表會在西單圖書大廈舉辦，他腰疼得要命，先去醫院打了止痛針硬撐著笑臉出席。他教過的學生，把整個大廳都擠爆了，這四十幾年的表演教師沒有白幹。他自己不當演員，卻成就了這麼多的優秀演員。

好奇心宛如青少年

學會用電腦做文書處理後，他也開始學著上網。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你在家嗎？你在用電腦嗎？別用電話聊了，我們用MSN。」我打字：「用視訊通話吧？您打字眼睛太累了。」他回答：「別！這樣挺有趣的。」他的好奇心宛如青少年。有一次他問學生：「什麼是PK？」

我還記得，我在北京的最後一年。每天早上我到他家門口等著他出門，一起搭車去學校上課的日子。師母幫他穿好外套，遞給他書包和口杯，送他出門。我們在車上什麼都談，最近上演的戲、教學的問題、學生的期末匯報、北京的交通、兩岸政治、天氣、某導演在學生時代鬧的笑話、胡志明小道的由來、萬尼亞舅舅、落塵、鴿子、暖氣管、融雪劑、侯永奎、年輕時插秧傷了腰……。那是○五到○六年間，地鐵十三號線剛開通，國家大劇院尚未落成，北京現在完全變了，感覺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情。他總是說：「老啦！該休息啦！」卻還是一年到頭坐飛機去講學或擔任評委，他還是今年（○八年）「春晚」的總導演。我想「休息」絕非他的天性。

○七年的聖誕季節，我到北京發表論文。這一定是很棒的緣分吧，主辦單位安排的酒店，就在張老師家對門。我在出租車上打電話給他：「老師，您在哪兒呢？」他說：「我在你住的酒店大廳，你這個台灣人！」他一向是心比腿還急，這下腿也趕上了。他與師母請我到餐館吃餃子，就像六年前的冬天我到北京，他請我吃飯一樣。我們都比以前老了一點，但是心還是很熱的，話還是很多的。有那麼一兩刻，我以為時間靜止不動，我可以一直這樣的聊呀聊呀聊下去……與我的北京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