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熟悉一個地方，你就佔領它

――侯孝賢在Café 25℃

李季紋

東區安和路的小巷裡，導演侯孝賢在Café 25℃看書、看報紙、喝咖啡、書寫，已經有七八年之久。我聽說這件事情之後，向不少在東區活動的朋友求證，竟然不只一個跟我說，他們知道侯導經常在此咖啡廳看報紙。這麼說來，侯導也算是台北的一個知名「咖啡人」吧？

    「原先我是不喝咖啡的」，侯導這麼說。因為個性不適合在家或在辦公室工作，侯導必須往外跑，才能獲得創作時的寧靜。原先在一家叫做「客中坐」的茶藝館泡了好幾年，《童年往事》到《南國，再見南國》階段的劇本，都是在「客中坐」完成的。忽然「客中坐」收起來了，侯導開始找新的據點，永康街公園附近的咖啡廳也試過，但就是覺得不對，「我沒有辦法在一些『風格』很強的咖啡廳待太久」。

侯導對於「風格」的定義是：「老闆的個性與服務態度，延伸出來就是咖啡廳的風格。」我環顧一周Café 25℃的環境，那真的是一個什麼風格都沒有的空間。乾乾淨淨，服務生都是漂亮的年輕女孩子，對客人很Nice，咖啡煮得還不錯，可以抽煙（這對侯導來說很重要），老闆也不太對客人表現過度親切，在一旁抱著白色的瑪爾濟斯狗玩。來的客人也沒有什麼特定的「態度」，幾乎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領，筆記型電腦打開就開始工作，或談事情，每個人都時髦俐落。「人雜一點，進進出出的客人多，好像很吵，但精神好的時候，吵鬧的環境反而能讓你的耳朵閉起來，進入專心工作的狀況。」

「這可能跟我拍電影的習慣有關。」侯導在選景的時候，往往喜歡先在拍攝場景附近亂逛，「把周圍環境摸熟了，『生活』就會自然浮現。」Café 25℃周邊的街道、巷子、店家，侯導也都摸得很熟了，「當你熟悉一個地方，你就佔領它。」

拍《咖啡時光》的時候，場景決定在神保町的舊書街，侯導把整個舊書街和附近的老咖啡店都摸熟了，才開始拍。很多人對台灣人拍東京會有疑慮，因為怕拍得不像，對台灣觀眾來說，異國情調可以掩飾很多缺點，但日本人一看就穿幫。但事實證明，侯孝賢拍的東京，比日本人拍得還像。日本的工作模式一進來，要安排臨時演員、要搭景、要咖啡店的服務生「演」，那反而是虛假的東西。侯導只是跟咖啡店老闆約個客人較少的時間，機器架起來就拍，服務生就做他平時做的事情，忽然有送貨的人進來也沒關係，送貨的發現有機器在拍，直瞪著鏡頭看也沒關係，只要事後剪輯就可以了。氣氛、光線、城市的脈動，都是真實的，因為那是已經被摸熟了的「生活」。當你佔領了一個地方，摸熟了生活的節奏，創作才能真正開始。

侯導對咖啡不挑剔，他笑說自己不懂咖啡。「年輕的時候以為喝咖啡就是加一大堆砂糖跟奶精。」但隨著年齡增長，他發現自己越來越能品嘗咖啡的原味，每天也控制在兩到三杯的份量。在家裡喝咖啡嗎？「常常有朋友從國外帶咖啡回來，我太太喜歡喝冰咖啡，會前一天晚上做好冰起來。」每天早上侯導起床的例行公事，不是煮咖啡，而是弄孩子的早餐：麥片跟煎蛋。孩子出門後，才開始做自己的事情，「我連衣服都是自己洗。」每天早上去Café 25℃的路線是這樣的：坐285或220路公車到捷運劍潭站，然後轉搭捷運到忠孝敦化站，再慢慢的走路晃到咖啡廳來，路程大約是四十分鐘，這就是他的「上班路線」。「在公車上打盹是很舒服的，」侯導說，「在計程車這種小空間，會把自己跟外界隔絕開來。」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是侯導將自己與台北的生活氣息與節奏聯繫起來的必要動作。

到了咖啡廳之後，會在自己喜歡的座位（通往二樓階梯的一角，不太引人注意）坐下，點一杯咖啡，然後開始看書。看書是為了幫助自己的心情定下來，再來就可以開始整理一些想法，接著再看書，然後就可以開始寫東西了。「寫跟想是不一樣的，寫可以讓抽象思考更快，更進入狀況。」當然，我們知道，侯導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凝固的，到了拍片現場，因為人與地點的差異，馬上就會有新的想法與調整。「寫只是幫助你進入狀況。」

除了寫東西以外，侯導也會在咖啡廳跟人聊天，令他印象深刻的兩個人，一個是個常常換工作，不斷的在報紙上畫線，自稱財經專家的男人，還有一個，是賣玉蘭花的歐巴桑。「只要看到掛在咖啡廳廁所的香花變得枯黃，就知道那個歐巴桑有一陣子沒來了。」在咖啡廳待著，讓他覺得不會脫離這個社會太遠。

新片《紅氣球》在法國拍攝，侯導結結實實的在Café 25℃寫了三個月，但到了法國，因為環境的不同，馬上又有新的想法，在台北寫的構想，再度被推翻。在法國關於咖啡的第一個發現就是，Café au Lait這種東西，原本以為在法國是很普遍的，但一般咖啡廳café 就是café，所謂café au lait則是鄉下人的家常飲品，媽媽做給孩子喝的。另一個發現則是，很多咖啡廳原本都附設有彈珠台，但是怕青少年聚眾鬧事，彈珠台便漸漸的少了，但今年聽說法國政府要推動咖啡廳禁菸（這聽起來似乎很不可思議），於是為了留住顧客與安撫咖啡廳的經營者，政府要開始補助彈珠台的經費。

侯導住進製片安排的小旅館後，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抹布，把整個房間擦過一遍（跟侯導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他到了拍攝地點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抹布擦遍整個環境），這也是一種「佔領」的過程，藉由看似單調的體力工作，腦子的思考反而清晰起來，對環境的認知也更明確。然後，又開始到附近閒晃，跟週遭的咖啡廳的人聊天，於是出現了《紅氣球》裡面的重要背景：父親帶著三歲的孩子打彈珠，一開始那孩子只能站在凳子上打，慢慢長大到七歲左右，好不容易可以不靠凳子搆到彈珠台的時候，彈珠台又近乎在咖啡廳絕跡了，這時候，離家很久的姊姊回來了，開始了他們在城裡尋找彈珠台的過程。

《紅氣球》當然也會有「拍法國人不像法國」的疑慮，然而，下功夫從環境中去「摸」、「擦拭」，反而能拍出真正的生活。侯導一直強調：「太重視戲劇性結構，反而會把生活丟了。」

         拍完電影，侯導又回到他熟悉的台北東區，埋頭創作，偶爾還是會有像我這樣的人為了工作的事情去打擾他，但這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侯導的咖啡杯見底了，他回到他熟悉的座位上，繼續看書。侯導對Café 25℃熟極了，所以也舒服極了，他已經融入這家沒有風格的咖啡廳的風景之中。如果說侯孝賢佔領了Café 25℃，那麼Café 25℃也佔領了侯孝賢。

更多詳情請見《台北咖啡》，大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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