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於兩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當時是法籍身分。他在中國劇場史上，佔有指標性的地位，他的劇本《絕對信號》，被視爲中國大陸小劇場戲劇的開端。但高行健出國後，在中國一直是個禁忌，在中國大陸能找到相關於他的資料很少。他曾經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編劇，與現今中國最具國際聲望的劇場導演林兆華曾多次合作過，戲劇學院一但有外賓來訪，也常常來擔任翻譯。應該這麽說，他就像是某個大家都很熟悉親切的朋友，但是有一天，忽然大家都當作沒有這個朋友一樣，從家庭錄影帶與合照中，悄悄的被抹煞掉了。

然而，在中國當代的戲劇研究上，少了高行健這一塊，不但是尷尬，更是一種缺憾。在華文世界裏，臺灣出版關於關於高行健的書籍，應該是最齊全的。不只一次，在北京的戲劇研究者、教授、研究生，托我「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弄到跟高行健有關的資料」，害我自己也弄得很緊張，只好把這些要求轉給一個可靠的書商。在官方的資料上，高行健是被壓抑的，但是在私底下的耳語、資訊的流通，越是禁忌，就越是鼓勵。我就透過熟人傳給我的手機短信，知道高行健的劇本《對話與反詰》，被低調的排練、演出。既不售票、也不做任何宣傳，完全靠口耳與手機短信，讓熟人進來看戲，原因是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影響了演出。

劇本《對話與反詰》以禪宗公案的問答方式，進行男人與女人的對話。以男與女的愛欲來說事，語言中充滿鋒利的機趣。導演王曉鑫現在是北大藝術系的碩士研究生，大學時學的不是戲劇專業，或許是因爲她的非學院背景，使得她更耍得開。戲劇學院的案頭分析、尋找行動、潛臺詞的那一套，她在排練過程中並不那麽強調，只是要演員把臺詞說清楚了即可。就我自己看這個戲與讀劇本的感覺，這是一個「聽覺」的戲，強調的是語言、語言的力量、語言的自我拆解與語言的無力，太去雕琢語言中的行動，太要演員去「演」，反而削弱了語言的力量。曉鑫只花了二十天排這個戲，加上種種障礙，演員們難得湊在一塊兒，能夠做到語言的乾淨清澈，我覺得已經很不容易。

    或許是因爲同是女性的原因，我覺得曉鑫排出來的《對話與反詰》，其中的女性非常強大，如果是男導演排出來的感覺會完全不一樣。曉鑫聽我這樣說，抱頭大叫：「天呀！我不想把它弄成一個女權主義的戲！」不過，好像已經有很多人這樣跟她說了，包括她的男演員，都對她說：「不要把妳的理解強加在我們身上！」

這種被強加價值的痛苦，或許就是這個劇本裏所描述的男與女、人與人之間，永遠無法真正溝通、兩個人永遠無法成爲一個人的的狀況吧。我在看到那一段，男人對女人說：「我弄不清楚的是你，無法知道你腦袋裡到底想的是什麼？」的時候，不爭氣的落下了一串淚珠，我覺得裡面有好多話我曾對人或人曾對我說過。轉頭一看，坐在我旁邊的家庭主婦，眼眶好像也是泛紅的。

好久沒有這麼痛快淋漓的看一場戲了。在北京看戲，常常覺得自己是去被教訓、去做功課的。但是看曉鑫的戲，卻覺得很舒暢。或許是被她自己排這個戲時的輕鬆狀態所感染吧。她說選這個劇本，是因為想喘口氣，所以找了一個覺得自己可以駕馭的劇本，與高行健的名氣無關。而她自己也知道，若拿了高行健的劇本在北京排，就完全不要想什麼媒體的宣傳或票房的回收了，在這種心態下排戲，出來的東西，自然乾淨清澈，沒有諂媚或過多的討好觀眾的東西。這樣一來，這個戲的運作，一開始與高行健有關，到最後卻都與高行健無關了，反而一點壓力都沒有。能夠什麼顧慮都沒有的排一個戲，應該是在北京最奢侈的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