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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氍毹上

「京」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比如說「上京趕考」、「徽斑晉京」這兩個詞，看似習慣用語，我卻總覺得有一種明顯區分「中央」與「地方」的意味。使用「上」與「晉」這兩個動詞，有一種強迫中獎的意味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定都南京，北京曾改名為北平，肯定有將她從皇族貴冑的龍椅上拉下來的用意，不過落難的王孫公主不會長久屈居人下，現在她仍是「京」。

我○二年到北京考博士生的時候，在旅程中驚覺到我走的正是古代書生「上京趕考」的路線。歷代最有才華的人都出生在南方，其中大多數人都走過同一條路：往北方的首都應考、任官，然後留京，或派任外省。這條路線不論是在地理上或心理上，都是往「上」的，於是當人們將這句俗濫得不能再俗濫的成語應用在我身上的時候，我百口莫辯。「晉」這個字也很封建，有「朝覲」的意思，外地的劇團到北京演出的時候，報紙上常常習慣使用「某某劇團晉京演出」的標題，讓人看得很頭大，好像人家是專程來朝拜、被檢查的一樣，但同樣也是百口莫辯，因為劇團的確是送戲到北京給人檢驗的。而且北京的內行觀眾的眼睛，面對外來的東西的時候，的確有一種挑三揀四的態度（姑且不論品味高下）。

那麼北京的格局到底有多大？怎麼個大法？幾年前北方崑曲劇院到台北演出，侯少奎先生的《水淹七軍》給我極好的印象。與一般台灣觀眾喜愛的南崑風格不同，我認為這是非北崑不可的劇目，侯先生演出的關公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氣勢，關平與周倉在其左右，構成一幅壯觀的畫面：陽剛、蒼勁、大氣魄。我到了北京以後，聽說為了紀念北崑在北京不知道第幾周年，侯先生再次演出《水淹七軍》，我自然呼朋引伴去看了。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在台北已經看過很多北京名演員的演出，很奇怪的是，到了北京看到同樣的名演員，卻常常不是哪麼一回事，精氣神比較鬆懈，周圍的龍套打混的狀況也很常見。若說北京的觀眾挑三揀四，台北的觀眾則是胃口既正且刁，他們無法忍受演員不尊重劇場、無法忍受老戲被亂改。我在北京長安大戲院看到的侯先生，肩膀好像比在台北看到的垮了一點，至於那一點是多少點，我很難說明，但那不僅是侯先生本人的原因，也不是單一的原因。然後，蔡瑤銑老師出現了……

《水淹七軍》絕對是一個純男性的戲，怎麼可能會有女人？原來為了紀念這個北崑在北京的不知道第幾周年，很多人希望侯、蔡兩位老師同台，於是關公的老婆（附帶閨女一個）就被創造出來了。

聽起來似乎是很棒的構想，也符合新編戲一貫喜歡增添「人性」甚於「神性」的原則，英雄氣概加上兒女情長，北崑兩個國寶級演員又能同台。怎麼樣？格局夠大吧？

但是怎能想像軍隊帶著家眷打仗？原本關羽、關平、周倉三人一組的構圖，變成了關羽、關夫人、周倉的奇異組合。

只能這麼說，北京的格局太大了，大到少有抵抗的餘地，越是格局大的人越必須跟著北京的氣走，連關公都不得不變成土地公，與民同樂一番。

這大概就是北京給我的感覺。

但是頭腦必須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侯、蔡兩位老師應該只是為了應景暫且裝扮一下土地公跟土地婆，過了以後仍恢復關公與觀音媽的元神。

他們是真正有表演才能的人，很投入的演，卻又很清晰的意識到：「逗你玩呢！」他們可能擁有史料記載中的古代名演員的一切品質，卻極少顯露出來。唯一賣老命的時候可能就是在台灣的場次，因為台灣的觀眾「較真」[1]，「忽悠」[2]不來。

很多台灣人對北京抱持刻板印象的幻想，比如說：以為北京人豪爽好客。然而，在北京，初次見面的人，很少一次把底牌都掀出來，態度得體親切，但仍有距離。很多傻呼呼的台灣觀光客或出差工作者，以為這就是「沒有距離」，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粗魯或大放厥詞已經超出了對方的底限，當然，對方仍然得體微笑一如北京大家閨秀，仍呼喊你「親愛的」。殊不知，「親愛的」、「我哥」、「我姐」在北京語境中，並不是真的把你當作至親的骨血，反而意味著生疏的外人，只是這樣叫著聽似親熱一些。

至於「中國式關係」，也非常微妙。總有台灣人誤以為在中國「靠關係」，沒有什麼辦不到的。所謂關係，有時候是很赤裸裸的：因為誰是誰的親戚，而他的祖父又曾經是誰誰誰的長官，所以可以辦成什麼事。然而能辦成的事，也不是所有的事，仍要「找對口」，曾經位高權重但現在已經退休或轉任其他單位的，就不一定是對的口。有人以為給錢能辦成什麼事，但那也要看情況。有的是拿了錢去他也不敢收的，因為他知道這件事辦不成，若收了錢，就表示他一定要把事辦成了否則不知道怎麼謝罪。這有點像台灣一些大醫院中的紅包文化，家屬不給錢不安心，那麼醫生也只好順水推舟的收了。有些人收錢是不得不，因為對方要的是一個保證，保證一定把事情辦成，還有一點將人拉下水成為共犯的意味，這時候，就不是錢的問題了，最後還是看誰後台硬。這幾年中國抓了好幾個重大的貪污犯：一個電視台的主管，竟然被發現家裡有數千萬現金；一個市委副書記竟然可以供女兒幾百萬拍電影。隨後馬上就以「經濟問題」的原因把他們抓起來，因為以他們職位內可以領到的薪水，是不可能有這麼多現金的。如果在全世界也以同樣的「經濟問題」的邏輯抓人的話，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官僚體系無法運作。在風頭上的時候，面對「經濟問題」大家都會很謹慎。曾有這樣的一則新聞，某家醫院的醫生們上繳的紅包，一年內竟高達上百萬元，還當作一篇佳話一樣的傳頌：醫院顧忌到很多家屬不給紅包不安心，於是手術前讓醫生收下紅包後上繳醫院，等病人康復出院後，再把紅包如數退還給家屬。想要清廉，比不清廉還要花心思，還要「表演」一番，真不容易。

說到表演，在京戲文化中，有一種場合叫做「堂會」。演員不在戲園子演出，而是受邀到大戶人家中清唱或彩演，稱作「走堂會」。中國式的庭園，以四合院為基本構造，講究「造景」，以人工的方式，在庭院中仿造自然景觀，只是一切小一號，是一種將天下山水林木的美景，容納在眼皮底下的趣味。最講究的人家，比如恭王府[3]，園林中設有戲台，隔著水，觀眾們可在對面的亭閣觀看演出；稍微不講究的，只要在府中舖上紅地毯，演員與場面有一方施展的餘地，便可與賓主同樂，這方紅地毯，古時稱作「氍毹」。若世界是一舞台，那麼這個舞台也能以一塊紅地毯的方式被放在府邸主人的眼皮底下。在這方氍毹上，主客與演員的關係並不是一般在劇場中的觀演關係，更多是一種社交關係。主人與客人可以點戲，而視場合、時機與身分，點什麼戲碼也有學問。不只演員演戲，觀眾也可站上氍毹，稱作「票戲」。有的人唱得差，卻被拱上台；有的人能唱，卻情願安坐在場面中，拉胡琴或敲小鑼，可稱為一種「氍毹學」。演員們走堂會的目的，自然在較高的演出費，但堂會也不好走，這還涉及藝術評價與名聲的建立，以及人際關係。堂會走多了名聲與財富隨之而來，但是走了這家，如何又回得了另一家？這也是個難辦的問題。從前社會地位低下的演員，一旦藝術獲得了皇家的肯定，成了「朝廷供奉」，身價馬上水漲船高。很多名演員被視為有「通天」本領的人，因為他們獲得執政者的喜愛與珍惜，是少數能與執政者近距離接觸的人。這又更難啦，上門來「建立關係」的人都要把門檻踩破了。注意！在北京千萬不要得罪演員，這條原則至今仍然適用。

北京有很多四合院，事實上皇宮就是一個大四合院（附設假山水、古董與戲台）。整個北京就是以皇宮為中心，以四合院為主要概念圍繞起來、格局方正的城市。即便現在北京正在急速的現代化，市區從二環、三環，擴大到五環，以後可能十環或十一環都說不定，但皇宮仍是北京的心臟，城市規劃仍沿用自元代以來正南正北的格局。梁思成曾經建議原封不動保留北京舊城，在舊城附近建設新城，不過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用。就像契科夫的《櫻桃園》一樣，新生活等不及的推倒了舊城門與城牆。現在皇宮這個大四合院被觀光客折騰得像個破廟，而民間的四合院則紛紛翻修為酒吧、星級賓館、豪宅，一轉手就是幾千萬。而那塊施展身手的紅氍毹也在無限擴大中，演員們（不管是職業的還是票友）都在摩拳擦掌，先翻幾個小翻，博個頭彩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