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當李安以《斷背山》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時，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台灣影人在國際影壇的極致表現。但其實早在二○○○年，台灣另外一位導演楊德昌，便以電影《一一》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殊榮。

然而，同樣得到國際影展的肯定，李安和楊德昌之後的際遇似乎大相逕庭。《斷背山》全球票房高達一億六千萬美金，李安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反觀楊德昌的《一一》卻因版權與通路問題，不但無法在台灣上映，連DVD的發行也是一直乏人問津，直到最近才發行。楊德昌也因此對國片市場失望，移民美國。昨日因大腸癌逝世美國家中。

楊德昌的遺作《一一》從台灣的中產階級家庭出發，拼湊生活中的瑣碎物事，重現真正屬於台灣精神的社會圖像與人文關懷。可惜這類電影台灣觀眾並不買單。因為在多年來好萊塢電影的洗腦與侵略之下，觀眾對於國片早已失去信心與耐性。新電影導演的自溺與喃喃自語，成為台灣近十五年以來票房不利的藉口與理由。為什麼？

因為政府與社會並不重視藝文活動。在全球化資本流動的現在，財團間的併購與整合，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資源結構失衡。好萊塢電影挾著雄厚的資金，製作預算天文數字的商業電影，加上電影通路的蠶食鯨吞，台灣一個叢薾小島，要對抗好萊塢這個吸金怪物，只能說是難上加難。

但是我們的政府似乎沒有重視這個問題。其鴕鳥心態從最近台北電影節便可略見端倪。美其名是「電影節」，觀影場所卻令人不敢恭維：中山堂與城市舞台都不是正規的電影放映場所，連唯一的豪華電影院也常因隔壁廳的商業片音效而影響觀影效果。反觀國外的電影節，不但沿路上都是電影節的宣傳旗幟，放映地點也多是設備良好的電影院。電影節做為國內外影人交流的重要時節，政府相關單位卻不願改善最基本的觀影環境，對電影節的忽視由此可見一般。

除了政府之外，整個社會對於電影製作的保留態度，也是創作者所心寒的。因為整個社會不肯付出社會成本支援電影拍攝，導致創作者在發想題材與製作電影上更形窘迫。別說借捷運或是車站的百般刁難，要申請封街拍戲也是屢被警察開單。社會成本的缺乏限制了創作者在電影取材上的自由，導致這幾年台灣的賣座電影只能侷限於同志戀情與勵志喜劇等小成本製作。而無法開發屬於真正屬於這塊土地題材的故事。

反觀韓國與泰國電影，韓國電影從1997年的經濟恐慌中站了起來，更以敏感性的南北韓政治題材《魚》做為開創新局的影片，並且逐漸走出自己的風格與市場。泰國電影也因後製技術的發達而開始製作商業電影，這幾年在題材與創意上的展現（如《鬼影》）更令人驚豔。而臺灣電影只是一昧地製作小情小愛與勵志小品的故事，既無宏觀的國際視野，也沒有開創市場新局的商業野心。

「拯救國片」變成了一個口號，輔導金的計點制度也相對被擁有電影資源的前輩所籠斷，無法造成人才的流通。楊德昌過逝了，台灣電影圈從此少了一位宣傳台灣之美的好導演。除了哀悼他的過去，也從一位導演之死，去看到台灣電影既無力又哀愁的未來。許多的台灣導演，也因社會成本的缺乏與政府單位的漠視，而一個個的「死去」。這許多導演之死，不是僅僅靠著「一年一百部」的好高騖遠的口號，可以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