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形容野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可是對生物的適應力，有深刻的觀察。早在幾十年前，生態學家就觀察到，自然界的掠食者與其獵物會像蹺蹺板一樣，一上一下地維持著巧妙的平衡：前者數量增多了，後者就會減少；後者減少了，前者也會慢慢跟著變少，於是後者又得以逐漸增加，導致前者再度增多。如此周遭復始，永無終止。

        在抗生素發現之初，細菌望風披靡，醫界也一片樂觀，以為細菌性疾病即將滅跡。只是好景不長，抗藥性菌種很快也就出現，速度比新抗生素的問世腳步還快，甚至還有更厲害的多重抗藥性菌種現身。到如今，人類還是得與病菌共存，不敢妄想消滅所有的病原菌。

        現代農民也有同樣經驗：他們剛開始使用某種殺蟲劑或除草劑時，效果都好得很，害蟲及野草俱都不見，作物收成也大幅上揚。可是，具有抗藥性的昆蟲及野草來年又都回來了，得噴更多農藥才有用，且效用年年遞減。最終只有更換農藥，開始新的循環。

        按一般說法，各種抗藥物種的出現，是物種的「進化」，大家都變得越來越能幹；只不過這份能幹是怎麼取得的，卻費人思量。十九世紀初，拉馬克提出「用進廢退說」，亦即生命內在有股神祕力量，能夠適應環境需要，生出新的特徵及功能來，並可遺傳給子代。到了十九世紀中，達爾文則提出以天擇為機制的演化學說，認為物種內的自然變異，才是天擇的作用點，生物演化的基礎。

        後天取得的性狀不會遺傳，已是眾所周知的事，但抗藥物種的一再出現，也讓二十世紀一些科學家成了新拉馬克主義的信徒，認為生物可以朝適合生存的方向，做主動的改變。一九四○年代初，義裔美籍科學家盧瑞亞（Salvador Luria）提出了吃角子老虎理論，並以大腸桿菌的抗病毒力做實驗，證實了能抵抗病毒的大腸桿菌，是在接觸病毒之前，就已隨機出現，而非接觸病毒後生成；病毒只是讓這些少數變種「出類拔萃」而已。

        事實上，自然界絕大多數突變對生物有害，而難以存留；就算是突變出抗藥性的細菌，必定也犧牲了一些原有的功能。在正常情況下，這些突變種競爭不過野生種，數量也不會太多；只有在藥物存在、野生菌種大幅降低的情況下，它們才脫穎而出。

        由此有人想到，肆虐人體的癌細胞對於化療藥物，似乎也有類似的反應：一開始藥物的作用顯著，癌細胞迅速減少，病人則進入緩解期；但過了一年半載，癌細胞又可能捲土重來，且對藥物有更強的抵抗力，病人因此不治。有沒有可能說，少數對化療藥物有抵抗力的癌細胞，平時受到壓抑，但在多數無抗藥力的癌細胞被殺死後，才冒出頭來？

        如果上述假說屬實，那麼化療之道，就該改弦更張：以較低劑量將癌細胞維持在一定數量，而不要求趕盡殺絕，以免讓更強悍的癌細胞有出頭之日。最近的研究顯示，對攝護腺癌的積極治療，並沒有給病人帶來更大的生存好處，反而造成生活不便；因為攝護腺癌多屬生長緩慢型，許多上了年紀者，可帶著癌症安享天年，而非死於癌症。看來，人與癌細胞的關係，也可能與病菌一樣，可採和平共存方式，而不一定非要拼個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