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藥丸：避孕藥的故事》（The Pill）書評

亞斯貝爾（Bernard Asbell）著

林文斌 廖月娟譯

天下文化 1999

台灣近幾年在科普書籍的出版上，在在讓人驚喜，不少好書陸續都有人譯介及出版；最近由天下文化出版的《改變世界的藥丸：避孕藥的故事》（以下簡稱《避孕藥》），即屬其中之一。避孕藥問世至今已堂堂邁入四十歲，至少有連續三代、數以千萬計的婦女使用過，其安全性在所有的藥物來說，少有出其右者。此時出版《避孕藥》一書，也好讓國內讀者曉得，那小小一顆藥丸背後，有多少曲折動人的故事，以及該藥丸對於世界的鉅大影響，頗有時代的意義。

《避孕藥》一書雖然是一頁醫藥科學史的報導，但由於避孕藥的影響層面，不單是使用的婦女，更廣及兩性關係、社會、經濟、及宗教，因此比起一般的科普書籍來說，它得到的注意面也不大相同。像為該書撰寫導讀的是出名的女性主義者，出現在《聯合報》讀書人周報的書評，也顯係出自非科學專業人士之筆。雖說以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益增其多樣性，但有時也不免「吠錯了樹」，距離事實稍遠。

科學上的發現，雖然偶有意外的插曲，但都有它的必然性，避孕藥丸的發明也一樣。科學的發現與藝術的創作，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只要不是刻意模仿抄襲，沒有兩個作家、畫家、或作曲家，會創作出一模一樣的作品來；所以李白、畢卡索、或貝多芬都是獨一無二的。但科學家就不同了：現實世界中等在那裡被發現的事實只有一個，而且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不只一位的科學家，針對同一個問題尋求答案。獲得成功者，將得到一切榮耀，晚一步的人，就可能什麼也沒有。所以科學家雖然也有等級差異，但在科學發現上，幾乎沒有人是不可取代的。

        生殖生理學在整個生理學的研究，確是屬於起步較晚的一門，這不能說是科學家不感興趣，（誰對自身的性問題沒興趣呢？）那只能說是內分泌的主角－－激素（荷爾蒙）－－在體內是一群極微量的分子，不像血壓、心跳那樣明顯可見。打個比方，血中一般激素的濃度，就好似將一湯匙的鹽，均勻溶在一個標準游泳池的水裡那麼低。研究者曉得內分泌腺及激素的存在是一回事（最早的激素於1902 年發現），但要將激素予以定性及定量，就不是一般的生物學家或醫生想做就辦得到的事。此時便需要化學家的參與；這也就是為什麼避孕藥的「生父」，有兩位化學家在內的道理。

        化學家與生物學家對一項醫學研究的貢獻孰重，常是公婆都有理的爭論，因為缺一不可。通常認定研究功勞的標準，有主從關係及投入研究的動機。諾貝爾的生理醫學獎及化學獎中，都有頒給從事內分泌激素研究的。像第一位定出腦下腺後葉胜肽類激素結構、並予以人工合成的杜維諾（Vincent Du Vigneaud）獲得的是化學獎（1955）；定出胰島素結構的桑格（Frederick Sanger）得的也是化學獎（1958）；而分離並定出三種下視丘激素的紀勒門（Roger Guillemin）及薛利（Andrew Schally）兩位，則同獲 1977 年的生理獎。紀勒門及薛利手下各有出色的蛋白質化學家幫忙，但那些人只是請來的助手，並非推動該項長達二十幾年的科學追求及競爭的主要人物；所以他們雖有貢獻，但榮耀還是歸於主導者。

有關避孕藥的學理及可行性，早在平克斯（Gregory Pincus）等人著手研究之前，就已為生殖生理學家所認知。這在《避孕藥》書中的第二章「無聊的研究」中，有所介紹。所以就算平克斯沒有得到桑格（Margaret Sanger）及麥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的委託，進行避孕藥的研究，還是有人在進行同樣的研究，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這就是科學研究與發現的必然性。

        但話說回來，當時要沒有馬克（Russell Marker）這位化學家，隻身前往墨西哥鄉下，找到類固醇的原料－－野生蕃薯（wild yam），並就近提煉出可供應全球之需的助孕酮，以及翟若適（Carl Djerassi）等人改變助孕酮的結構，使其變得適合口服的話，那麼避孕藥會延後好久才可能問世。

        同樣的，我們也不要忘了，墨西哥產的野薯不是唯一天然類固醇的來源；同時類固醇的完全合成雖然繁瑣，但早也能辦到。一開始墨西哥政府限制野薯的出口，因此各大藥廠都在墨西哥成立子公司，就近提煉類固醇，造就了墨西哥先進的類固醇工業。但 1970 年代後，墨西哥政府殺雞取卵，將所有的野薯國營化，提高價格；因此之故，各藥廠都相繼關閉了在墨西哥的工廠，在他處改用其他的類固醇合成法。時至今日，墨西哥的類固醇工業已成昨日黃花。

        因此站在內分泌生理學者的角度，我認為本書譯者把「The contraceptive pill was born unplanned.」一句，譯成「避孕藥的發明完全是個意外」不甚洽當（原文並沒有「完全」這個加強字眼，unplanned 也不是 unexpected）；我也不同意《聯合報》的書評中所言，「科學是迷糊與無心的」。身為化學家的馬克及翟若適，當初或許不知道（也不在乎）生物學家會拿他們所合成的分子做什麼事，他們只知道有藥廠會花大錢採購這些化合物（主要是用以製造在醫療上使用更廣的腎上腺皮質素）。但身為生殖生理學家的平克斯及張民覺，則絕對知道他們要找的是可以阻斷排卵或是著床的藥物。以此來看，化學家在避孕藥發明的歷史中，也是扮演著必要但非主導的角色。因此他們之中有人不承認自己是避孕藥之父，是正確的；這也是平克斯被公認是「避孕丸之父」的原因。

發明簡便有效的避孕方法雖然已是時勢所趨，但桑格及麥考米克兩位女士的推動之功，確不可沒。沒有她倆的推動與支助，平克斯及張民覺不可能開始進行各種黃體素的測試。桑格女士在女性運動史上的地位，已牢不可破，《時代周刊》去年也將她選為上世紀風雲人物之一。麥考米克夫人雖行事低調，為善不欲人知，但芝加哥的麥考米克會議中心以其家族為名，麻省理工學院亦有一座麥考米克樓，內有其肖像及簡介，風範亦常存少數人心。

         老一輩的內分泌學者提到平克斯，免不了都會加一句：「他的避孕藥研究大都是張民覺做的。」但《避孕藥》一書的作者採取的敘事觀點較偏向化學家的貢獻，對於張的動物實驗工作，著墨甚少；甚至其他的「避孕藥之父」都附有相片，就是沒有張的，有些不甚公允。倒是在大塊文化出版的《RU486》這本書中，作者博琉教授（Eyienne-Emile Baulieu）放了張博士的相片，可讓國人瞻仰一二。

關於張民覺博士這位前輩華裔科學家的生平，國人知道的只怕不多。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為過逝院士所發表的傳略（張於 1990 年獲選為院士，但於次年過逝），張博士一生發表了 347 篇原始論文，都刊登於一流的學術期刊；其中 112 篇為單一作者，38 篇為第一作者，其餘也多為主要的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只要是研究的同行，都會瞭解那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一般的研究者連其一半的一半也不可得。

事實上，張只花了五年（1951-1956）的時間在發展避孕藥的工作（之後他也做過其他避孕方面的研究），他真正最大的興趣及貢獻，是在精卵的受精。像精子在受精前於女性生殖管道的「能化作用」（capacitation），就是張於 1951 年最早發現的。張也在各種動物成功地完成體外的人工受精，為1978年第一個試管嬰兒的出生奠下了根基；說他是「人工受精之父」亦不為過。張過逝後，其夫人在其墓碑刻上「避孕藥之父」幾個字，只怕不是張的本意，但離事實也不算太遠。

《避孕藥》一書中提到張民覺也致力於「事後避孕藥」的發明，但這分功勞則被發明 RU486 的博琉給取走。（要注意的是，博琉也不是合成 RU486 的化學家。）博琉因此發明，得到了 1989 年的拉斯克獎。他在《RU486》一書中有段敘述，值得在此轉錄：「當我在 1989 年接受拉斯克臨床研究獎時，張先生也在場。身穿藍色西裝，帶著謎樣笑容的他，看起來總是不顯老。他從人群中走來，握著我的手。我感覺像是傳遞聖火。」（《RU486》，大塊文化，112頁。）

最後個人對「天下文化」出版的這本書有些微詞：《避孕藥》一書原著有 24 章，377 頁，但中文版只有 20 章，285 頁，故此該書顯係節譯、而非全譯本；這一點書中並無一處提及，有不實之嫌。雖然對於沒看過原書的讀者，不見得會發現譯文少了些什麼，但總是有不忠於原著之憾。尤其是對於書中某些人物、事件、及影響的加以簡化，少了原書深度的介紹，是為美中不足。

                                                                                                                            原載 1999 年 11 月號《科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