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記錄了個人在動物系八年的過往。在那段期間內，自己從一個青澀的高中畢業生，到完成碩士學位，並為人師、為人夫及為人父，算是成長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段日子。我在寫作該文時，僅專注於個人經驗的點滴回憶，對外在大環境著墨不多；如今重讀，覺得有必要補充 一二。

政治環境

        1970 年代，是台灣在國際舞台最失意的十年。1971 年春天，我還埋首書堆準備聯考，自前一年開始的保釣運動也從國外延燒至國內；只不過到我入學時，早已銷聲匿跡。然而四年後的畢業紀念冊上，還擺了幾張椰林大道貼滿抗議海報的相片，作為紀念，只是該年多數畢業生都沒有參與其中。

        1971 年 10 月，我才開始新鮮人生活不久，就傳來台灣被迫退出（說「被逐出」亦可）聯合國的消息；到了 1979 我出國留學那年，台美也正式斷交。這段期間，正涵蓋了我在動物系的八年時間，中間再加上老蔣總統於我大四那年（1975）清明節去世，台灣可說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句口號，就是當年退出聯合國後，老蔣總統喊出來的，也伴我度過了那八年。

        雖說那段期間內，台灣在國際舞台的處境艱難，但國內經濟卻在起飛當中，十大建設也陸續完成，給國人帶來不少信心。當時我在校園的環境裡，感受不到什麼外界社會的壓力，對於政治也很不敏感，因此可以專心於學業以及其他方面的追求。老實說，生活裡比政治有意思的事情太多了，雖然我們不見得能完全脫離政治的影響，但也不需要每個人都把時間花在那上頭吧。

研究環境

        三十多年前國內的研究環境，只能用「克難」兩個字來形容，現在的學子絕對難以想像。就我記憶所及，舉幾個例子如下。

        當助教時，有回同仲嘉師一起到黃火鍊老師的研究室；只見黃老師拿著一根溫度計，量測燒杯裡的液體溫度，燒杯下頭則有燃燒的酒精燈加熱。仲嘉師問黃老師在做什麼實驗，黃老師說燒杯裡正進行酵素反應，加點溫可加速反應。仲嘉師有點不以為然，說這種加熱法造成的溫度不均勻，太不可靠；黃老師則一臉無奈，說沒有恆溫水槽，只有土法煉鋼，克難從事了。

        除了設備奇缺，外人大概很難想像，多年來動物系居然連個動物房也沒有；買來要做實驗的動物，只有在研究室一角暫放。這麼做，衛生問題姑且不論，動物的生理狀況無法控制，實驗結果也難得精確。當年我不想留在系上找老師做論文，只想進中研院萬老師的實驗室，研究環境是因素之一。

        然而，中研院號稱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直屬總統府，當年的研究環境也好不到哪裡去。萬老師排除萬難，在動物所設了個動物房養老鼠，由我們輪流照顧清掃。只不過該動物房沒有溫調，照明也不佳；更糟的是，還經常有野鼠入侵，偷吃飼料（當年國內只有雞飼料，還沒有專用的老鼠飼料）。因此，我們經常上演人鼠大戰的戲碼，搞得鼠飛人跳的；至於實驗動物是否飽受壓力影響，就只有天曉得了。

        當年沒有什麼公營或私營的動物供應中心，實驗所需動物都得自己繁殖飼養；因此，從交配、懷孕、生產到斷奶、成年，至少要等三個月以上，才有實驗老鼠可用。同時，一批老鼠出生斷奶後，我和同班同學各取雌鼠或雄鼠使用，數量又少了一半。可想而知，我們當年的論文實驗有多單薄。

        再來，如今的實驗器皿，除了大型玻璃容器外，多是塑膠產品，隨用隨丟；但在當年，用過的血清瓶及玻璃試管都要一一清洗，重複使用，就算沾了放射性物質的也一樣（嚇人吧）。

        當年的貴重儀器甚是稀少，得四處借用。像我的實驗需要用上伽瑪計數器，而中研院竟然沒有可用的；所以實驗做完，我都要背著上百根帶放射性的試管，由南港中研院搭公車到位於汀洲街的三軍總醫院核子醫學部去使用他們的儀器。雖說試管裡的放射性很低，但這麼做，絕對有違放射物質的行事準則。當時我是跟著學長有樣學樣，老師也睜一眼閉一眼。這種種行徑，今日回想起來，自己也有些難以置信。但可見當年物資供應及儀器設備匱乏的程度，也可見當年的研究工作者要堅持研究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