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學問的演變，經常會歷經「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然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最後再回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過程；神經內分泌學的一頁發展史，就是最好的寫照。

        由腦和脊髓所組成的神經系統，從古早就為世人所知，但其構造與功能也困擾世人達數千年之久。造成這種現象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打開腦殼，只看到一團質地像豆腐（或果凍）、形狀似花椰菜的大腦；翻開大腦腹面，還看得到許多線狀突起；再把腦切開來，裡頭有一些顏色、質地及形狀不同的區域，也有幾個空腔。除此之外，就看不出太多名堂了。

事實上早在十七世紀，腦部的大體解剖構造就給英國醫生威利斯（Thomas Willis, 1621-1673）等人研究得差不多了；只不過更細微的神經組織結構，還要等到十九世紀後葉，義大利醫生高爾基（Camillo Golgi, 1843-1926）發明了特殊染色法，西班牙醫生拉蒙卡厚爾（Santiago Ramon y Cajal, 1852-1934）將高爾基染色法的發揚光大，以及二十世紀中，電子顯微鏡發明後，才得以讓人一窺堂奧。

至於神經系統的運作，更是難以就單純觀察，給弄的清楚。十八世紀的義大利醫生嘎爾凡尼（Luigi Galvani, 1737-1798）發現以電流刺激股神經，可造成青蛙腿肌的收縮，而建立了神經系統的電性控制理論。生物電性的存在，也被視為生命的象徵。十九世紀初瑪莉雪萊（Mary W. Shelley, 1797-1851）寫的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1818），根據的就是嘎爾凡尼的實驗：一具七拼八湊的死屍，在閃電的激發下取得了生命的火花，也開始了悲慘的一生。

        談到內分泌系統的源起，就更是晚得多了；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才正式建立起體內某些器官，藉由分泌激素（荷爾蒙）至血液循環，而影響全身的系統來（請參見本部落格〈內分泌學源起〉系列文章）。由於激素是化學分子，因此內分泌系統採用的是化學控制機制，與使用電的神經系統大不相同。

        然而在一九二八年，一位年輕的德國學者薛勒（Ernst Scharrer, 1905-1965）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描述了他在一種硬骨魚腦部的下視丘（hypothalamus）切片中，發現了類似內分泌的細胞，同時這種神經細胞與腦下腺的關係密切。薛勒稱這種現象為「神經分泌」（neurosecretion）。

        科學上許多新發現，都經過遭人懷疑及不相信的階段，神經分泌的觀念亦然。薛勒發表神經分泌的年代，不要說內分泌系統尚未全盤建立，就連神經系統的「化學傳遞理論」也都還處於萌芽階段，所以未能完全說服相信「神經以電性傳導」的人士，薛勒甚至還遭到許多學界大老的駁斥。因此，他得提供更多更堅實的證據，才可能取信於人。（神經傳遞的化學理論是說：神經細胞除了利用電位變化作快速的傳導外，還會在神經末梢分泌神經遞質，將訊息從上一個細胞傳給下一個細胞。）

        談到薛勒（the Scharrers），神經內分泌界的同行都知道指的不只一人，而是薛勒和他的夫人波塔（Berta Scharrer, 1906-1995）。波塔是當年極少數進入高等學府就讀，並立志從事學術研究的女性。他倆在幕尼黑大學求學時代就結識，並同時拜在費立區門下（Karl von Frisch, 1886-1982，1973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以研究蜜蜂行為得獎）。波塔雖然也取得了博士學位，但學術界一直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夫妻不得在同一單位任職（英文叫 nepotism）；因此長達二十年之久，波塔隨著薛勒轉換過四、五個工作單位，一直都在沒有頭銜、沒有薪水的條件下進行研究。這一點，大概是新一代的女性完全想像不到的。

        打從一開始，薛勒夫婦就以神經分泌為共同研究主題，但也做了區分：薛勒繼續以脊椎動物為實驗對象，波塔則以無脊椎動物為主。這樣的安排不但可以維持共同的主題及興趣，彼此可互相支援，同時各人也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各領一片天地，不至於讓人說是「妻以夫貴」，或是「夫以妻貴」。

        薛勒夫婦於一九三三年起，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開始他們的學術生涯；然而沒有好久，就碰上了德國納粹黨的掌權，並通過公務人員任用法，禁止任何猶太裔在公家機構任職，也包括公立大學在內，使得德國學術界籠罩著一片肅殺之氣。薛勒夫婦並非猶太裔人士，但他們卻無法忍受自由的學術風氣，受到政治的污染，於是想辦法離開德國。

由於薛勒同時有哲學博士及醫學博士學位，是積極備戰的德國政府所器重的人才，要得到出國許可並不容易。所幸薛勒申請到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獎學金，打著出國進修一年的名目，與波塔兩人隨身帶了兩只皮箱，一人按規定結匯了美金四元，而於一九三七年來到美國，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