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7/11/28）是華裔生化學家李卓皓（Choh Hao Li, 1913-1987）先生的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我還在當學生的時候，除了幾位物理學家之外，李是最出名也最有希望得到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他的大名在國內可算家喻戶曉。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當然也是中研院院士，中研院的生化科學研究所就是因他而成立的。只不過在他過世十幾年後，新一代的學子已沒有幾個聽過他的大名，不免讓人感嘆（注一）。
李卓皓是廣東番禺人，1933 年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並留校擔任助教兩年。他師從留美歸國的李方訓教授做研究，完成了一篇論文，發表在《美國化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1935 年，李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深造，在舊金山下船後，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的兄長李卓敏（1912-1991，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長），帶他去見加大的化學系主任。結果憑著他發表的論文，系主任破例收了他（之前他的申請被拒，因為加大化學系沒聽過南京大學的名字）。李也就在加大待了下來，一直到 1983 年退休。
李在三年內就取得了博士學位，同時幸運地在加大實驗生物研究所找到一份工作，那可是很不容易的事。且不說李的華人身分，當年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工作原本就少得可憐，更別提當時是美國經濟大蕭條的三○年代。加大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艾文斯（Herbert M. Evans, 1882-1971）是著名的解剖及內分泌學者（注二），當時對腦下腺分泌的激素（荷爾蒙）很感興趣，因此要李使用化學方法進行分離的工作。
以化學方法來研究內分泌激素，在當年還是創舉，所用的方法也與李之前所接受的訓練全然不同；但李接受了這項挑戰，也得到了豐盛的結果。在十年間，他與該所的生物學家密切合作，一共發表了 126 篇文章，純化了四種腦下腺激素。他也從化學技師、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一路升上了教授。1950 年，加大並為李成立了獨立的「激素研究實驗室」（Hormone Research Laboratory），由李擔任主管，直到他退休。其間，共有 200 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在此進修，國內亦不乏其人，譬如羅銅壁、王光燦、張文章等人。
李卓皓從腦下腺激素的純化開始，一路到結構的確定及人工的合成，貢獻既多且廣。1953 年，他報告了腎上腺皮質控制激素（ACTH）的純化；接下來的十幾年當中，他發現了一系列與 ACTH 關係密切的蛋白質激素。其中的色素細胞刺激素（melanocyte-stimulating hormone, MSH）是 ACTH 本身的一部分，還有另一個大分子也包含 MSH 的構造在內，同時具有分解脂肪組織的作用；因此，李將它命名為脂肪控制激素（lipotropic hormone, LTH）。
當時李從不同動物（包括人）取得的腦下腺進行激素的純化鑑定，以比較其中異同；他使用的動物材料之一，是由一位伊拉克籍博士後研究員趁暑期返鄉之便，帶回的駱駝腦下腺。結果駱駝的腦下腺並沒有發現完整的 LTH，而是 LTH 當中一個片段。由於該片段沒有表現 ACTH 家族激素的任何功能，因此李也沒有太在意。
1975 年，英國亞伯丁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在豬的腦組織中，發現了第一個內生性的類鴉片物質，由五個胺基酸所組成。該結果發表後，李很快就發現那五個胺基酸的組成與排列，與 LTH 當中未知功能片段的開頭五個胺基酸完全相同。經由藥理方法的檢驗，發現這段由 31 個胺基酸組成的蛋白分子，確實具有極為強效的嗎啡性質。於是這段由李卓皓實驗室所分離的內生性類鴉片物質，就定名為 b-腦內啡（b-endorphin），由內生性（endogenous）及嗎啡（morphine）兩個英文字的字首及字根所組成。
至於腦下腺含有大量 b-腦內啡的駱駝，是否代表牠們較不怕痛呢？李在某次開會時曾有此一說。但後來的實驗發現，那很可能是當初在收集駱駝腦下腺時，保存條件不當，造成 LTH 的分解所致；小心收集保存的駱駝腦下腺，就得不出那樣的結果。這種實驗條件所造成的人為誤差，在氣候炎熱地區及冷氣冰箱不那麼流行的年代，經常容易出現。
除了 ACTH 及 b-腦內啡的工作外，李的實驗室對於其他五種腦下腺前葉激素的分離純化，也都有過貢獻；因此，稱呼李為「腦下腺前葉激素之父」，實不為過。其中尤以 1969 年定出人類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結構，並於 1971 年以人工合成完整激素的工作，最為世人所知；在基因工程尚未誕生的年代，那可是非同小可的成就，尤其是人類生長激素是由多達 188 個胺基酸組成的大分子。我在當學生時，曾聽過傳言，說李在最早期的發表當中，把生長激素的胺基酸序列弄錯了一些，導致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如今想來，那應該是過於一廂情願的講法。
多年來，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及化學獎頒給不少內分泌學的研究者。就拿蛋白質激素而言，1923 年給的是分離胰島素的班廷（Frederick G. Banting, 1891-1941）及麥克勞德（John J. R. Macleod, 1876-1935），1955 年給了定出腦下腺後葉激素結構的杜維諾（Vincent du Vigneaud, 1901-1978），1958 年是定出胰島素結構的桑格（Frederick Sanger, 1918-），1977 年則是分離並定出三種下視丘胜肽激素結構的紀勒門（Roger Guillemin, 1924-）與薛利（Andrew V. Schally, 1926-）。說起來，李卓皓的研究工作，困難度並不在這些人之下，只是原創性稍嫌不足，以至於未獲青睞。
話說回來，1977 年得獎的紀勒門與薛利，同樣也以難度而非創新取勝，因此該年的獎項如果一併頒給了李卓皓，應該是再理想不過；只不過該年的第三位得獎者，給了發明激素測定法的雅婁（Rosalyn Yalow, 1921-）。再來，1984 年的化學獎，頒給了發明固態蛋白質合成法的梅里菲爾德（R. Bruce Merrifield, 1921-2006）。李的實驗室是最早使用該合成法的實驗室之一，合成了人類生長激素，只不過該年的獎項卻由梅里菲爾德獨得，李成了遺珠。再過三年，李因病過世，他也就永遠失去了機會。
1972 年，李回國為中研院設在台大校區的生化科學研究所舉行開幕式，並在台大體育館作專題演講；我捧著剛修過的動物學教科書到場聆聽，那也是我在台下目睹大師風采的唯一一次機會。25 年後（1997），我為了教授休假年，申請了以他為名、提供本國內分泌學者進修的紀念獎助金；當時，離他去世已有十年。我前往進修的密西根大學神經內分泌實驗室，也曾與李共同發表過有關腦內啡的論文，如今，又是十年過去。適逢李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前夕，特述因緣，並緬懷前賢。
注一：我在國內醫學院講授生理學內分泌系統時，都會提到李的大名，但越到後期，就越沒有人曉得李是何許人，有過什麼貢獻。
注二：實驗生物學裡常用的 Evans blue 染劑、Long-Evans 品系大鼠，都是他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