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由心臟推動，順著相連的兩組血管，在體內反覆流動；這個連現代中小學生都能了解並接受的現象，幾千年來卻未得到西方醫學界的認可，反而相信一些錯誤的理論；甚至在哈維提出正確的說法之後，老舊理論不但長達幾十年仍不消逝，還不斷有人攻擊哈維的新理論。這項歷史教訓，值得後人深思。

        話說哈維於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於一五九九年前往當時最先進的醫學院之一「義大利帕度亞大學」就讀。他在帕度亞醫學院學到了親自動手解剖的「新」醫學，而不像歐洲多數其他醫學院的教學，只是閱讀蓋倫流傳下來的解剖圖譜，以及後人的注疏演繹，但缺乏實際動手及觀察的經驗。

        然而，在蓋倫學說的陰影籠罩下，就算實際觀察所得的結果，也可能作出錯誤的解釋。哈維在帕度亞大學的授業老師法布里秋斯，是當時最著名的醫生及解剖學者，他不單解剖人的屍體，也解剖活體及死去的動物，因此涵蓋了生物學的範疇。他早在一五七九年就報告了大靜脈當中有「小門」的存在，也就是今日我們所稱的「瓣膜」。然而法布里秋斯對於這些小門的功能解釋，卻是錯誤的；他根據蓋倫醫學的說法，認為那些小門的開啟與關閉，可調節血液從心臟流向周邊的數量，不讓過多的血液堆積在四肢末梢。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小門的開啟方向其實正好相反：它們保證了血液朝心臟的方向流動，而阻止了往週邊的逆流。

        類似這種錯誤的解釋還有一籮筐；好比說為什麼動脈的管壁比靜脈粗且強壯？很簡單，那是為了要將活躍且具有穿透性的精氣給限制在動脈裡而設計的。再來，為什麼人或動物死後，血液都在靜脈裡，動脈則是空的？這是血液在靜脈中流動，空氣與精氣由動脈攜帶的證據。為什麼動脈遭到割斷，也會有血液流出來呢？那是因為分隔左右心室的中膈上有個小孔，可讓少量血液從右心室流向左心室，再進入動脈。就算許多人都未能發現該小孔，但也無從推翻傳統的認定。

更糟糕的是，這些錯誤的觀念還應用在實際的醫療行為上。將靜脈切開放血，一向是蓋倫醫學的重要療法之一；因為他們認為體液的不平衡，是疾病的成因。好比發燒是體熱過多，也就是具有熱與潮特性的血液過剩，因此放血是必要的治療。遲至十九世紀，利用放血來治療造成發燒的傳染病，仍是通用的做法。美國開國先賢、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之一拉許（Benjamin Rush, 1746-1813）是位醫生，一七九三年黃熱病在費城肆虐時，他就奉行以水銀、瀉藥及放血為治療之道。他以超人的毅力，日以繼夜地給病人放血，一天多達百人以上。由於黃熱病是由蚊子為傳染媒介的病毒性傳染病，多數人可靠本身的免疫力逐漸康復，醫生無須做太多事；因此，由於拉許放血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比死於黃熱病的還多。

給生病的人放血，已經是夠糟糕的了，甚至對於動脈受傷引起出血的人，也用靜脈放血作為治療，就更是雪上加霜了；這麼做的理由無他：動脈出血代表血液太多了，才會流到動脈，因此得從靜脈再放掉一些才行。

一六○二年，哈維從義大利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返回英國。當時英國倫敦的醫界由皇家醫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把持，那是個類似同業公會的組織，並非真正的學院；該學院對於什麼人能在倫敦開業，有十足的控制權。這當然是一種保護主義的做法，但至少保證了倫敦的開業醫生都接受過醫學院的訓練，而非江湖郎中。只不過在醫學科學化之前，經過核准開業的正牌醫生與沒有執照的民俗密醫相比，治病的本事可不見得高明到哪裡去。

哈唯一開始申請加入皇家醫師學院，還遭到了拒絕，因為他不是本土醫學院畢業的；顯然，排外的作風，古今中外皆然。由於當時倫敦正好爆發瘟疫，亟需醫療人員，該學院也就睜一眼閉一眼，讓哈維開業看起病人來。一六○四年，哈維終於成為該學院候選會員，可以正式開業；三年後，他升成正式會員，擁有投票權。哈唯終生都隸屬該學院，並相當活躍，擔任過許多職位。

成為皇家醫師學院的正式會員，對哈維的身分地位大有幫助；他先後成為英皇詹姆士一世及查理斯一世的御醫，可見他的口碑不錯。然而真正讓他對心臟及血液循環問題有深入研究機會的，是從一六一五年起，他獲聘為皇家醫師學院的朗姆里講座（Lumley Lecturer），每週做兩次實地解剖示範及講解。哈維追隨他老師法布里秋斯的做法，除了人體外，還用上青蛙、魚等冷血動物，以及狗、豬等溫血動物為解剖對象，終於讓他得出名留醫學史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