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一己好惡，對時人或歷史人物評頭論足、說長道短，似乎是人的天性，一如人之好聽小道消息、嚼舌耳語；然究其內容，通常不值識者一哂，壽命也為時不久。至於史家對歷史人物的功過評論，下筆就慎重得多，通常就事論事，而不靠自由心證或以訛傳訛；這點雖屬常識，但還是有許多人隨性臧否人物，就算自己並不熟悉的也一樣。

近日讀《直覺》（Intuition，by Allegra Goodman，遠流，李靜宜譯）這本小說，有些感想。這本書以一家癌症研究所的實驗室生態為背景，科學造假為主題，企圖描寫科學家愛恨情仇的人性面。該書作者是位文學博士，為了寫這本書，顯然花了許多功夫了解生物醫學研究的人與事，也因此得到不少好評。但我這篇文章，並非針對該書而寫，而是讀了該書中文版的導讀，有感而發。

由於《直覺》是本小說，因此出版社找了小說家及出版人陳雨航先生寫了篇導讀〈追求真理的漫漫長路〉。基本上該篇導讀站在作者的立場，頻頻引用原書文字，借題發揮，對作者想要傳達的訊息，並無多少質疑。但真正讓我看了難過的，是其中兩段敘述，第一段是：

羅莎琳．富蘭克林的遭遇當然是個悲劇和後來者的夢魘，使得科學研究人員必須引以為鑑，避免重蹈覆轍（至於另外三個人，我們就不知該效法他們哪個部分了）。（譯本第六頁，第三段）

有關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的故事，自1968年華生（James Watson, 1928-）出版了他那本知名的回憶錄《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後，就不知有多少人談論及評斷過；對這樁公案，科學史家可說已有蓋棺論定的結論：「羅莎琳．富蘭克林對 DNA 分子雙螺旋結構的發現確有貢獻，但她的失敗也有目共睹，且責任得自負；她的英年早逝，是個人的不幸，但不該動不動被有心人士當成烈士利用。」雖然如此，許多人對先入為主的不實論點：「羅莎琳．富蘭克林是科學界男性霸權下受害者」，仍抱持不放，三不五時拿出來做文章，充分顯示本文一開始所說的人性缺失。

接下來導讀者還寫道：「至於另外三個人，我們就不知該效法他們哪個部分了」，就更彰顯導讀者昧於這段科學發現的歷史，以及對這三位科學人物的欠缺了解。筆者曾寫過幾篇文章：〈華生傳奇〉、〈同行相忌？〉（收錄在《科學讀書人》一書）、〈DNA 的神秘女士〉及〈雙螺旋第三者〉（收錄在《生活無處不科學》一書），在此僅簡單摘錄一二。

這三人中，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 1916-2004）是最早開始研究DNA結構，並得出初步結果的人；華生對這個題目的興趣，就是由威爾金斯所引發。至於富蘭克林則是新加入實驗室的資淺研究員，雖然晶體攝影的經驗豐富，卻從未碰過生物材料。由於威、富兩人個性問題，及其共同主管的私心，造成他倆未能同心協力，反讓華生及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搶了先。這段歷史，在富蘭克林新傳《DNA光環背後的奇女子》（天下出版，2004，注）有詳細的介紹。

至於一般流傳，威爾金斯將富蘭克林的實驗結果偷偷讓華生過目一節，並沒有那麼不堪。一來，富蘭克林得出該張晶體相片已有九個月之久，卻未能解開其中奧秘；再來，當時富蘭克林已結束實驗室工作，即將離職他就，因此讓手下研究生將實驗結果移交給威爾金斯，因此威爾金斯有權使用該相片。當然，事後威爾金斯也後悔不該一時衝動，讓華生看那張相片，而錯失先機，但其中並無陰謀可言。

至於華生與克里克二人，已成為二十世紀科學家的代表性人物（icon），除了讓他倆青史留名的「幸運」發現外，他們後來的成就與貢獻也不遑多讓，值得後學效法處甚多，導讀者輕描淡寫的一句，卻離事實甚遠，下筆豈可不慎？

導讀中另一段與事實有違的敘述如下：

然而科學研究本身並非如此單純。你得在一切尚未有著落之際，去向別人推銷計畫，硬著頭皮說計畫前途可期，必定會有結果，以此募款進行實驗。你得做類似這些違背本性的、令人痛苦的骯髒不堪、徹頭徹尾的齷齪遊戲。（譯本第八頁，第一段）

研究人員根據前人或自己初步研究所得，提出構想，撰寫研究計畫，向公私立機構申請補助，進行研究，是再正常且普遍不過的行為，就算有違本性，也是「人在江湖，不得不為」之事，何來「骯髒不堪、齷齪遊戲」可言？導讀者這段沒來由的話，除了凸顯外行外，也污衊了多數研究人員，實屬敗筆。

注：該書英文原名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 (2002 by Brenda Maddox)，個人譯為：《富蘭克林：DNA的神秘女士》，中文版書名已有價值判斷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