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每年都會編列或多或少的預算，支助學術研究。學術社群的規模，包括機構、人員與經費等數字，也成了國力的一項指標。

        然而在知識爆炸的現代，學術界早已成為異質性甚高的一個社群，彼此說著不同的語言，關心不同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了自身的發展與利益，不同學門也會彼此競爭，分食預算大餅；其中尤以自然科學學門為最，傳統人文、社會學門則瞠乎其後。

        不久前，讀到台大經濟系林建甫教授寫的一篇導讀，裡頭提到該系為了與中研院爭取某位新聘教授，而說服校方提供大筆經費購買磁共振造影及眼動儀等儀器一事。林教授是藉此說明經濟學研究的多元化走向，但也可看出傳統人文及社會學者做研究，很少需要花大錢在設備及材料上，這是與自然科學研究大不相同的。

        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幾乎都離不開儀器的幫忙；實驗室要開張，就像家庭開門七件事，樣樣都要張羅，如缺東少西，絕對難為無米之炊。因此，任何準備自立門戶的新人或遭挖角跳槽的老人，新單位能提供多少「開辦費」，絕對是優先考慮的項目之一。

        在國內從事研究，除了人工可能還便宜些，其餘花費大都比國外還貴，理由是實驗所需大小設備耗材，都得由國外進口，除了原價就不便宜外，加上代理商轉手還要賺上一筆，想不貴也難。

        對於已上軌道的實驗室而言，消耗性器材、試劑以及人事費（有的還要加上動物費），才是經常性的大宗支出。拿不到計畫的實驗室或可靠庫存及借貸支撐個一年半載，但時間一長，難免停擺；這可是人才與設備投資的雙重損失。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子對社會公義的定義，用在計畫經費分配也很貼切。近幾年來，國科會的預算每年都有十億元以上的成長，但國科會專題計畫經費卻逐年萎縮，從 95 年的 169 億降到 97 年的 129 億；計畫通過率也從 57% 降至 47%，私立院校更低至 40% 以下（注一）。如以通過計畫件數計，則下降更多，幾乎少了五千件；我們不禁要問，這麼多錢跑到哪裡去了？

        問題的答案，可從 02/02 周成功教授的文章〈學界的一齣國王新衣〉看出一些端倪：原來都跑到國家型計畫去了。以基因體醫學國家計畫而言，從 93 到 97 年共花去十五億八千萬。其中個人計畫有 296 件，核心設施計畫則有18件（注二）；前者花的還是小錢，（就算每件平均一百萬元，也只用去三億元），後者專買動輒數百萬到上千萬的進口大型儀器，才是錢坑。

        核心設施美其名可讓許多人共用貴重儀器，不必重複購買，但在國內又不盡然是那麼回事，因為絕大多數核心設施都位於中研院，淪於少數實驗室禁臠。這些單位從各方拿了大筆經費，也列有服務項目，但大都要收費，有的還不便宜，譬如有人想做「全基因體定序」的話，得花兩百一十萬元。

        周教授說：「檢討該計畫執行成效的功課，我們的學術界交了白卷！」不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去年底有篇孫智麗及黃奕儒撰寫的〈國家型科技計畫績效評估與效率分析〉文章，補足了部分缺憾。該文針對八項國家型計畫做了評估分析，結論很簡單，無論是「學術」還是「經濟」產值，基因體醫學都敬陪末座，落實了周教授「國王新衣」的批評。

        整合型研究的重要性，沒有人會反對，但以目前國內做法，等於是在製造M型學術生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絕非國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