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生前提到我小時候，總會說我是她四個小孩裡，出生時條件最好的。當年父母都是隨國防醫學院遷台的流亡學生，沒有完成學業就成家立業，並生下哥哥。兩年後輪到我出生時，父親已在台北市衛生局任職；因此，我喝的是進口的 S-26 奶粉，還有下女幫忙照顧。後來，年輕氣盛的父親在工作上與人起了衝突，辭職跑到中南部當起清寒的中學教員來；之後出生的兩個妹妹，就沒有我那麼「好命」了。

        然而，出生時的好運並未一直跟著我；還不會走路前，下女常推著我出去玩，不幸罹患了當時讓人聞之色變的小兒麻痺症，高燒幾日才退，讓父母心焦不已。多年後我才知道，一九五○年代初期正是小兒麻痺病毒在全球肆虐的最高潮，每年有幾十萬人感染了這種可怕的病症。我染上的那年（一九五四年），沙克疫苗才在美國進行大規模的人體試驗，正式上市則是次一年的事；因此，我同輩裡，帶有小兒麻痺後遺症的人特別多；晚我幾年出生的，就享受到了疫苗接種的好處。

染上小兒麻痺除了有致死之虞外，更可怕的是它的後遺症。由於該病毒特別喜歡侵犯控制肌肉的脊髓運動神經元，造成神經元死亡，連帶導致了神經所控制的肌肉萎縮。對尚未發育完全的幼兒來說，萎縮的肌肉更引起骨骼的變形，而造成肢體的殘障；情況輕微者，還可以一拐一拐地自由行動，嚴重者就得靠金屬支架或柺杖支撐。

幸運的是我的情況還算輕微，只有左下肢受到了影響：除了大腿肌肉萎縮細弱，以及整隻腿短了幾公分之外，並沒有嚴重的畸形，照樣能跑能跳；但左腿的力氣總是比較弱，一不小心，就容易摔跤，造成膝蓋頭傷口經常不消。小學時代的我過得無憂無慮，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只記得有回在路上被不認識的小孩叫聲「ㄅㄞ ㄎㄚ」，我聽不懂閩南話，但擱在心上，好久以後才知其意。

雖然我的左腳變形有限，但左腳掌卻比右腳掌短了兩三公分，造成買鞋子的困擾：對右腳剛好的，對左腳嫌大；對左腳剛好的，對右腳就嫌小。當年物力維艱，家裡小孩又多，每人買雙新鞋都是負擔，哪有可能為我一人買兩雙一大一小、各只穿一隻的道理；所以通常是取其中間，對右腳小一點，對左腳則大一些。結果是右腳腳趾給擠得變形，左腳則常有走路掉鞋的麻煩。一直到我大學畢業，開始做事以後，才有了第一雙定做的皮鞋。

學騎腳踏車也讓我吃過苦頭。當年沒有什麼專給小孩騎的車，都是成人規格。父親的那輛英製鐵馬，就是我和哥哥兩人的練習用車。大我兩歲的哥哥沒多久就學會了，載著我跑來跑去。等我要學時，卻發現左腿使不上力，無法一面維持車子平衡，一面支持全身重量，讓右腿跨過後輪，騎上坐墊。練習期間我不知摔了多少次，傷痕累累。後來還是等我長得夠高以後，可以在車子停著的時候，右腿直接跨過椅墊一蹬而行，免去了左腿的做工。

真正對自己的身體產生自覺，且心生不滿，是在上了初中以後。當時情竇初開，暗戀班上女生，也就自慚形穢，對自己形同竹竿的左腿不甚滿意。除了有空就想辦法「鍛鍊」之外，還幻想有人造的假腿，可以套在自己腿上，穿上長褲後別人就看不出來。當年初中生夏天規定穿短褲，我從初二起還爭取到穿長褲的「特權」，無非是滿足自己小小的虛榮。

說起來，我這種行動自如的輕度「殘障」並算不了什麼，在求學與工作上，也從不要求什麼特別待遇。其實，身體稍有缺陷者，大多希望得到正常對待，對適時的幫忙，則感激在心。反倒是某些心理的殘障，才是更難察覺與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