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貼拙作〈科學哲學胡適之〉，內文中提到，胡適雖然勸人「多研究些具體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奈何胡適自己卻沒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具體問題，以致沒能把問題談好，成為其思想致命之所在。而且也沒能擋住共產主義思想，算是胡適思想的「失敗」。由於這些論點在文中並未詳述，這對於不熟悉胡適思想及其歷史的人來說，不免讀來有突兀之感。我在文中特別提胡適的思想限制，意有所指，盼舉胡適的例子作為讀書人的警惕，尤其給年輕讀者做為借鏡。本文仍本這個意旨，對胡適思想的限制作較深入的探討，藉以映照我們自己的思想限制。

余英時教授有一篇論述胡適思想的宏文〈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註一），其中一節探討「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這是因為「頗有人批評胡適的思想太淺」，尤其就近代思想史來說，不免教人質疑：「何以胡適所代表的新思潮竟抵擋不住馬克思主義的衝擊呢？」余教授認為，胡適的思想縱使太淺，「和他抵擋不住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不相干。」這當然是說，不能把大陸赤化的帳算在胡適一人身上。至於「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之原因，余教授認為，在於胡適被他自己所提倡的科學方法給拘囿了。對於當時亟待救國方案的國情，如共產主義者就有一套講得頭頭是道的辦法。而胡適卻謹守「科學方法的訓練」，「不武斷，對於尚未研究清楚的問題不能隨便提出解決的方案，當然更不能盲目的行動。」

對於胡適的思想，余教授點出了其關鍵之所在，即「胡適思想中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化約論（reductionism）的傾向，他把一切學術思想以至整個文化都化約為方法。」胡適自己都承認，他講學寫作「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故這些文章，無論是實驗主義，是考證小說，是研究一個字的文法，都可說是方法論的文章。」（註二）胡適對於方法（論）的重視，後來發展成他經常琅琅上口的「科學的方法」。胡適解釋道：「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註三）胡適是個無宗教信仰的人，可他對於「科學的方法」卻有狂熱信仰，用情之深簡直同宗教上的「虔信者」（true believer）無任何差別。他這麼說：「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註四）「可應用在政治信仰、為人處世，及人生觀等方面。」（註五）「因此可以擴大應用於解決一切具體的社會問題。他深信這便是科學方法的最新和最高的形式。」（註六）

照余教授之見，胡適所講的「科學的方法」，最後可以歸結到那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前面提過，胡適由於謹守「科學方法的訓練」，「不武斷」，因此在未經過小心求證以前，對任何問題不會輕易提出看法、主張。

胡適所謂的「小心的求證」，無非就是他說的「尊重事實，尊重證據」。這裡就出現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了，當我們經過小心求證之後，尊重事實與證據，即能獲得什麼結論，可以提出什麼看法、主張嗎？

早期西方的科學革命遺留了一項重要觀念：科學建立於事實之上，事實即證據。因此，科學家無不強調蒐集證據的重要性，也因而使他們崇尚歸納法。不過，運用歸納法卻隱藏著一個錯誤觀念：以為只要搜尋足夠的資料，讓證據充足了，就可發現事實，科學成果即能瓜熟蒂落，自然形成。經過長期「試誤」，科學家終於覺悟了，發現事實並不能解釋什麼，事實堆積得再多，若欠缺「假設」居間聯繫勾串，事實就只是單純的事實，成就不了「意義」。達爾文1861年就寫道：「觀察如要產生任何用處，必定是支持或反對某些觀點，奇怪的是，居然沒有人看清這項事實。」

歸納法主要由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所倡導，而培根的歸納法有諸多理論缺陷。其中之一，培根並未了解，需有「作業假設」（working hypothesis）以指導資料的蒐集。迨至十九世紀，邏輯專家維威爾（W. Whewell）始補正了這個缺點。

達爾文之言說明了「科學的方法」之成敗首要，決定於假設的巧拙。而假設起於經驗，終於經驗。所謂終於經驗，即假設的意義必須求之於可驗證的事實。所謂起於經驗，乃指任何假設必須以理論為背境。愛因斯坦說得好：「理論決定我們看到什麼。」（It is theory which decides what we can observe.）胡適也這樣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方法。」「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註七）

至於，如何建構「理論或學理」，就決定於操作方法論的「論主」，其學與識了。1952 年胡適在給台大學生演講〈治學方法〉時，他說：「我們的經驗，我們的學問，是給我們一點知識以供我們提出各種假設的。」「平常的經驗、知識、學問，都是給我們假設用的。」（註八）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則所謂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之原因，對於余英時教授所認為的，乃胡適對「具體的社會問題」未做小心求證的工夫使然，必須有另一層的解釋。因為未能對「小心求證」下工夫，在面對問題時，胡適也就根本提不出「大膽的假設」。而沒有假設，後續求證的工夫也就免了。這是互為因果的，而揆其初因，即在於胡適欠缺這方面的學識。

余教授在他那篇宏文中提了這樣的大哉問：「啟蒙運動……破壞了舊的以後，用什麼新的東西來代替呢？」胡適雖有答案，但僅止於「主觀的願望，沒有具體的內容。」為什麼如此，答案絕非胡適的方法論技窮了，真正的問題根源在於胡適在這方面的學問不足，而無學即無識。換作孫中山，絕不會提不出「具體內容」的主張。胡適自己都說：「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註九）為何孫中山「有膽子」提出理想的建國方略，胡適卻「沒膽子」提呢？根本原因無非兩者的學識不同所致，不僅止於胡適「小心求證」的謹慎態度使然。

曾經追隨過胡適的唐德剛教授在《胡適雜憶》書中透露，胡適「未嘗選修有關經濟的科目」，「不特此也。胡氏對他成名以後才逐漸發展的其他多種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如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史學等等，也未嘗鑽研。」唐教授還寫道：「所以胡適之先生對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生死以之，他卻始終沒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來。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在社會科學上無此功力！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來對近百年——迺至三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的演變作一番通盤的瞭解，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去搞『一點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要『扶得東來西又倒』。」（註十）

唐教授這段評論實屬高見。我們暫且來看一段孫運璿先生退休後的訪談：「我的長處是工程師，短處也是工程師。對建設東西，我了解，對社會科學我不了解，對文化復興是外行，對許多準備工作、轉型期的許多問題我外行。身體裏沒有這些東西，不發自內心，我力量就差的多，推動力就差。」（註十一）孫運璿先生是位對台灣經濟建設有過重要貢獻的人士，從政生涯末期擔任閣揆近六年，政經實務經驗豐富，他那番檢討性質的談話，頗能就實務面佐證唐教授的「書生之論」。

胡適曾為文勸人「多研究些具體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註十二）立意甚佳。可惜，誠如唐教授所言，他老人家卻因興趣使然，「『因噎廢食』，過分著重『方法學』而忽視用這『方法』來研究『學』的本身。」（註十三）沒有鑽研過社會科學，無學即無識。以致他對種種社會、政治問題的評論會流於空泛，提不出具體內容的主張。

如果探討「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能給予我們任何啟示意義的話，那無非是，方法論必須有學與識做指導、規範，兩者並重。若只重方法論，雖能教人「謹言慎行」，卻很難成就事功。

不過，身處在現今這個所謂「後現代社會」，大家爭相「各自表述」，以致眾聲喧嘩，少有人願受學識與方法論之規範。因而雖然人聲鼎沸，卻鮮聞金聲玉振之音。以至多有天馬行空、游談無根、不知所云者。胡適曾言：「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只有這兩點可以減少我良心上的慚愧。」（註十四）撫今追昔，喟然長嘆！

註一：該文原為胡頌平先生所編著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之序文，現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及《重尋胡適歷程》二書。

註二：《胡適文存（一）》序例

註三：《胡適文存（三）》台灣版109

註四：《胡適文存（三）》台灣版 頁9

註五：《胡適與近代中國》頁205

註六：余英時著《重尋胡適歷程》頁215

註七：《胡適文存（一）》台灣版 頁366、346

註八：《胡適演講集（一）》頁8、11

註九：《胡適選集（序言）》頁4

註十：唐德剛著《胡適雜憶》頁27

註十一：楊艾俐著《孫運璿傳》頁290

註十二：《胡適文存（一）》台灣版 頁373

註十三：《胡適雜憶》頁110

註十四：《胡適文存（一）》序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