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2008）年度諾貝爾獎各獎項得主名單，已於 10 月 6 日起逐日宣布。然而在空前低迷的股市經濟下，除了具有華裔身分的化學獎得主之一錢永健、以及與當前經濟稍有關聯的經濟學獎得主，在國內還多些報導外，其餘得獎人似乎都沒有引起太多的迴響，這是與往年有些不同的。

        只要是給獎，就有幾家歡喜幾家愁。且不說夠資格得獎的人多不勝數，單是同一獎項最多只給三人的諾貝爾獎規定，也註定有人要成遺珠，而抱憾終生。今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所引起的爭議，大概是自 1998 年（注一）以來最大的一回，值得在此一記。

        2008 年是發現愛滋病病毒（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的 25 周年，於此時頒獎給發現人，自然是再合適不過（雖然已經晚了十到十五年）。只不過決定這個獎項的瑞典卡洛林斯卡學院卻只把該獎的一半，頒給了發現 HIV 的兩位法國研究者，另一半則頒給發現另一種病毒（人類乳頭瘤病毒，HPV）的德國研究者。

        瑞典卡洛林斯卡學院的這項決定，自然有它的道理。HIV 的發現雖然更早，影響更廣，各國政府民間投入研究的人力經費也更為可觀，但有效的預防疫苗至今卻仍未發展成功；反之，HPV 已有上市的預防疫苗可用。若以成敗論英雄，HIV 的研究者自然不敵（注二）。

        然而，今年該獎項引發的問題並不在此。凡是對愛滋病研究稍有認識，以及在 80 年代關心生物醫學研究的人，當會發現他們較為熟悉的 HIV「發現人」：美國科學家蓋羅（Robert Gallo, 1937-），並不在得獎名單之中。兩位得獎者之一，蒙坦耶（Luc Montagnier, 1932-）與蓋羅齊名、並稱 HIV 發現人；至於另一位法國得獎人巴瑞–西諾希（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1947-）女士，聽過的人大概就不多了。

遭諾貝爾獎排除的巨星

        一般人之所以對蓋羅的印象深刻，主要是他曾多次登上頭條新聞：1984 年 4 月，蓋羅在美國衛生福利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長黑克勒（Margaret Heckler, 1931-）的協同下召開記者會，由黑克勒宣佈蓋羅發現了愛滋病的病原，並研發出能檢測血中愛滋病毒的抗體；同時，黑克勒還誇下海口，預防愛滋病的疫苗將於兩年內問世（注三）。

        再來則是 1987 年 3 月，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及來訪的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 1932-）共同宣佈，蓋羅與蒙坦耶是愛滋病毒的共同發現人；同時，美法兩國將共享愛滋病毒檢驗法的專利及利潤。根據《新聞週刊》的報導估計，後者可是筆大生意，每年至少有一億美元的商機。

        撇開政治因素不說，當時蓋羅是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腫瘤細胞生物實驗室主管。1980 年，他的實驗室成員發現了第一個人類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人類T細胞白血症病毒（human T-cell leukemia virus, HTLV，注四），蓋羅因此獲頒 1982 年的拉斯克獎（Lasker Award，注五）。因此，比起名不見經傳的法國研究人員來，蓋羅可是巨星級人物，說話大聲，洗耳恭聽的人也多。

        至於蒙坦耶，則是法國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病毒腫瘤學的單位主管。該頭銜雖然好聽，但他轄下只有兩位研究員（巴瑞–西諾希是其中一位研究員的助手），是巴斯德研究院最小的單位之一。當時，成立將近百年的巴斯德研究院榮景已過（注六），無論就經費支助及研究內容而言，都難以和財大氣粗的美國研究機構相比。且不說蒙坦耶並不屬於巴斯德研究院的核心人物，再來他也年滿五十，似乎注定與絕大多數人一般，將默默度過一生；誰又想到一場世紀傳染病的爆發，竟讓蒙坦耶的後半生站上大舞台當了主角，過得熱鬧無比？

既合作，又競爭

        最早的愛滋病（後天免疫缺乏症）病例，出現在美國加州洛杉磯，時間是 1981 年春天；短短幾個月內，紐約、舊金山、邁阿密等城市也出現類似病例。到了 1982 年夏天，美國已累積了 500 個病例，患者以同性戀男子居多，其餘則是血友病患者及來自海地的新移民。

        1983 年初，幾位曉得美國出現怪病的法國醫生，從一位剛自美國紐約返國、在飛機上就發病的法國服裝設計師身上，取下他的腋部淋巴腺檢體，送至巴斯德研究院蒙坦耶的實驗室，要求檢驗。若非這些警覺度高的第一線臨床醫師提供檢體，蒙坦耶不會那麼早就接觸到愛滋病毒，後來的歷史也將改寫。

        在巴瑞–西諾希的細心培養，以及蒙坦耶的從旁協助下，他們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在該檢體中檢測到一種新型的人類反轉錄病毒。他們更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從四位不同病人身上，分離出另外四株愛滋病毒。他們給該病毒取名為淋巴腺癌相關病毒（lymphadenopathy-associated virus, LAV），同時還製作了 LAV 病毒抗體，作為愛滋病患者的血液檢測之需。該年七月，蒙坦耶更應蓋羅之請，把從第一位病人分離出的 LAV 標本，送到了蓋羅的實驗室（注七）。

        碰上研究人員夢寐以求的二十世紀「黑死病」，蓋羅自然也傾全實驗室之力，試圖分離愛滋病毒（他是那種會讓手下兩批人馬同時進行相同工作、以刺激競爭的老闆）。只不過蓋羅一廂情願地認為：這種新的愛滋病毒，同他實驗室先前發現的 HTLV，應屬同型病毒。要是他能證實這一點的話，那麼頂著兩種 HTLV 發現人的頭銜，諾貝爾獎將成他囊中之物。由於受到這樣的私心與偏見所囿，蓋羅的實驗室一路走在錯誤的方向，而遲遲沒有分離出真正的愛滋病毒。

        1983 年 4 月，蓋羅得知蒙坦耶正在撰寫 LAV 發現的論文，並準備投給英國的《自然》（Nature）期刊發表；為了確保優先權，他說服了蒙坦耶把論文投到美國的《科學》（Science）期刊，因為他的實驗室也將同時投送論文給《科學》，文中宣稱在愛滋病患身上分離出新型的 HTLV。結果，這兩篇論文同時刊登於 1983 年 5 月 20 日出版的《科學》。（蒙坦耶如自行投稿給《自然》，不單曠日費時，還要擔心遭受退稿；與蓋羅一起投給《科學》，則保證迅速接受。權衡輕重利害，蒙坦耶自然是接受了蓋羅的提議。）

        然而，後續多方的研究工作，都指出 HTLV 並不是真正的愛滋病毒，LAV 才是；但蓋羅堅持己見，仍要屬下繼續分離工作。1984 年 5 月 4 日，蓋羅在《科學》又發表了另一篇論文，聲稱從 48 位愛滋病人身上，分離出一種新的愛滋病毒，取名為 HTLV-3B。蓋羅並使用 HTLV-3B 的抗體，製作血液檢測試劑。1985 年 3 月，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批准了該試劑的上市執照給亞伯藥廠（Abbot Lab）。

        問題是，事實真相逐漸揭露：蓋羅實驗室發現的 HTLV-3B 與蒙坦耶實驗室發現的 LAV，基本上是同樣的病毒，而且還是來自同一個病人身上的病毒。會出現這種情形的可能性只有兩種：一是蓋羅手下的研究人員做實驗時，不小心把本身的實驗標本與蒙坦耶送來的標本相混了；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蓋羅試圖魚目混珠、有意欺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蓋羅承認他的手下一早使用的分離樣本，並非來自一位病人，而是混雜了好些個病人的樣本，其中可能就有蒙坦耶送來的樣本。

        愛滋病毒的發現，除了優先權之爭外，還有金錢利益的問題。由於美國製造使用的愛滋病毒檢測試劑，基本上用的是法國巴斯德研究院分離出來的病毒所製成，因此，巴斯德研究院於 1985 年底向美國法院控告美國衛生福利部，要求賠償。該訴訟拖了一年多，後來才由兩國政治人物（雷根與席哈克）出面達成協議，宣佈兩國共享這項發現的成果。此外，愛滋病毒的統一名稱 HIV，也在蓋羅反對下，於1986 年由「反轉錄病毒分類委員會」給定了下來，結束了美法各用各的局面。

        總括而言，在早期愛滋病毒的發現與研究上，法國的研究人員是一路領先的：他們不但最早分離出愛滋病毒，並製作出檢驗病毒的抗體試劑（其檢驗效力高出美國製作的試劑），他們也先於蓋羅的團隊定出愛滋病毒的基因序列（注八）。這些都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只可惜負責抗體試劑與基因定序等工作的其他法國團隊成員，如今都成了無名英雄。

是意外？還是剽竊？

        這段美法科學家的爭鋒，在政治以及公關的掩護下，一直給世人帶來假象，以為愛滋病毒是雙方同時發現的，只有少數圈內人士才了解內情，但也少有人願意當烏鴉。法國研究人員雖然吃了悶虧，卻也不願聲張，免得把關係弄糟，反為不美。然而 1989 年 11 月 19 日，《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刊出一篇長達 16 頁、5 萬 5000 字有關 HIV 發現始末的報導（注九），該文的結論是：「HTLV-3B 就是 LAV……1983-84 年間，蓋羅實驗室發生了什麼事，將可能是個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團。但可信的證據顯示，那不是出自意外，就是剽竊。」

        該篇文章可說是投下了一顆炸彈。1990-1991 年，先有美國國家衛生院科學操守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對此事進行長達一年半的調查，結論是蓋羅實驗室負責分離 HTLV-3B 的一位捷克裔科學家行為失當，蓋羅則應接受譴責。1992 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個審查小組指責蓋羅「在學術上極度不負責任」以及「不讓其他實驗室自由使用愛滋病毒及細胞株，可謂不道德之行為。」同年底，經改組且改名的美國國家衛生院研究操守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發現蓋羅行為失當的罪名成立，並指責他「嚴重阻礙了愛滋病研究的進展」。一年後，該單位則以在法律上難以站得住腳為由，撤回了對蓋羅的控訴。

        1994年 7 月，美國衛生福利部首度發表聲明承認：「美國國家衛生院科學家於 1984 年發展成功的愛滋病毒檢測試劑，使用了巴斯德研究院提供的病毒。」並同意償還法國約六百萬美元的專利金。1996 年，蓋羅被迫離開國家衛生院；他接受了馬里蘭州州長的邀請，在巴爾的摩市的馬里蘭大學成立了人類病毒學研究所，他也在該單位一直待到今日。

        時光無情，就算是十幾、二十多年前風光一時的巨星，只要淡出舞台時間稍長，也就會遭人遺忘。如今記得蓋羅的人，只怕已然不多。今年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決定，可說是又弄縐了一池春水。不管怎麼說，該獎頒給蒙坦耶與巴瑞–西諾希，而不包括蓋羅，也算還了歷史一個公道，終於確認最早發現 HIV 的人，是法國而非美國的研究者。

注一：1998年的生醫獎頒給一氧化氮（NO）的三位發現者，佛奇高特（Robert F. Furchgott, 1911-）、伊格納羅（Louis J. Ignarro, 1941-）及穆拉德（Ferid Murad, 1936-），卻忽略了另一位成就不輸這幾位、且名氣更為響亮的蒙卡達（Salvador Moncada, 1944-），而引起不少人聲援，結果自然是不了了之，成為另一樁諾貝爾獎歷史公案。

注二：這樣的比較自然是不公平的，HPV 與 HIV 分屬 DNA 與 RNA 病毒；HPV 雖然變種多達70多種，但具致癌性的只有少數幾種，也不 像 HIV 突變頻繁、藏身隱密，因此製作疫苗也相對簡單些。

注三：黑克勒是麻州共和黨眾議員出身，在雷根總統任內當過兩年的衛生福利部部長，以及三年駐愛爾蘭大使，還算是位知名的近代美國女性政客。但她在該次記者會發言，卻在學術界成為政治人物不負責任、信口開河的笑柄。

注四：HTLV 當中的 L，應該是「淋巴瘤」（lymphoma），但蓋羅堅持改為「白血症」（leukemia），以符合他的成見。

注五：拉斯克獎是美國最出名的醫學獎，號稱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風向球，許多拉斯克獎得主，後來都得了諾貝爾獎。1982 年同蓋羅一起獲獎的，還有畢夏普（J. Michael Bishop, 1942-）與法姆斯（Harold E. Varmus, 1939-）二人，他倆後來（1989年）果然得了諾貝爾生醫獎，蓋羅則名落孫山。1986 年，蓋羅因發現愛滋病毒的工作，又獲頒了一回拉斯克獎（蒙坦耶是共同得獎人），而成為至今唯一一位得過兩回拉斯克獎的人。

注六：巴斯德研究院成立於 1888 年，在早期疫苗的發展上，具執牛耳的地位。1950-60 年代，巴斯德研究院在分子生物學的早期發展中，也扮演過重要角色。1965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頒給巴斯德研究院的賈寇布（François Jacob, 1920-）、勞夫（Andre Lwoff, 1902-1994）及莫諾（Jacques Monod, 1910-1976）三人，以彰顯他們在基因調控上的發現。時至 1982 年，莫諾已因病早逝，勞夫也已退休，只剩賈寇布一人在撐場面，巴斯德研究院早已風光不再。

注七：生物醫學研究的同行之間，互相索取試樣標本，是常見的事。尤其是一開始，知名度不高的蒙坦耶還得仰仗蓋羅的提攜與幫忙，自然是樂意送上樣本，並希望得到蓋羅的背書。反之。蓋羅對於蒙坦耶一早提出索取 HTLV 抗體及 DNA 檢測探針的要求，卻遲遲不肯答應，深怕蒙坦耶搶了頭功。

注八：解開愛滋病毒基因組序列之爭，也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激戰。法國巴斯德研究院面對的，是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與哈佛大學醫學院的聯手，但他們卻搶先報告並發表了完整序列，可謂小大衛與大巨人之戰。蓋羅實驗室負責基因定序的是華裔科學家黃以靜（Flossie Wong-Staal, 1947-），1994 年當選中研院院士，與蓋羅關係匪淺。

注九：該篇報導作者庫魯德森（John Crewdson）是《芝加哥論壇報》駐華府資深記者，曾獲 1981 年普立茲獎。2002 年，他將該篇報導寫成一本厚達 670 頁的巨著：《科學小說：一樁科學謎案、彌天大謊以及蓋羅的一頁黑暗史》（Science Fictions: A Scientific Mystery, a Massive Cover-up, and the Dark Legacy of Robert Gallo），本文許多資料取自該書。

原載 2008 年 12 月號《科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