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貼文〈常識與知識〉，曾蒙幾位網友回應指教，也讓我再次發現，越是「簡單」的問題，還更容易讓人看走眼，而以偏概全。近日又收到鄭文炫網友來信，從經濟學的成本概念來談這些「常識」，是我不會想到的。特徵得同意，貼出與諸位分享。
簡單回應大作〈常識與知識〉，之所以叫「簡單回應」是因為文中所述諸觀點，屬「大哉問」，真要回答清楚必須長篇大論。若作長篇大論知識要夠，但自忖無此學力，故只能簡單回應。如老天能給我一年時間，或許我可寫出「長篇大論」。
熊教授之文我在網路上找到，不過是簡體字版。我看過熊教授好幾本著作，而這一篇卻是最失水準的作品，很難相信這是由經濟學家寫出來的，還是教法律經濟學的（註一）。
教授大作中提到的自由、道德、法律等觀念，經常言人人殊，各有主張。也就是說，眾人標準不一，難以形成「共識」。但社會實況真是如此「漫無標準」嗎？非也。所謂「存在的不一定合理，但存在的一定有原因。」歷經時間洪流考驗，未遭汰除，而能留存下來的觀念，通常有其存在的原因。如何辨析、解釋這些「存在的原因」，就是學識之所在了。
人類的社會行為雖然繁複多樣，但同樣受生物演化定律所規範，必須有助於人類的「適應力」才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如何符合條件，經濟學是以「成本」、「效率」作為判準。因為資源為限，所以做任何事都有成本，成本的觀念非常重要，借用熊教授在另一篇文章的話說：「成本，和人類活動密不可分。人類的歷史有多久遠，成本存在的歲月就有多漫長。」而效率愈高，人類可享受的福利就愈大。
這裡所講的資源、成本皆指廣義概念，例如一天的時間資源只有 24 小時，做任何事都要花時間成本，所以必須善為「算計」，愛惜光陰。
自由、道德、法律等主張無論多崇高偉大，都要考慮到「社會成本」。當代法律經濟學的掌門人蒲斯納（Judge R. Posner）就說：「追求公平正義，不能無視於代價。」（The demand for justice is not independent of its price.）所謂的成本、代價，社會的生活型態不同，其定義、看法就有不同，所以要考慮到文化因素，不能輕率地以今非古，說傳統智慧「反智」。
譬如，唐朝法律規定：「諸同姓為婚者，各徒二年。」以今日觀點來看，這條律法無稽、野蠻。但古人無今人的基因學知識，這條律法卻能有效阻止近親交配，符合社會利益。另外，有些行為乍看不符成本、效率的原則，但其所傷、所損的可能是短期的、少數人的，如考量長遠的、群體的效應，說不定就合情合理了。
以成本觀念來評論熊教授之文，則其觀點均引喻失義。譬如竊聽電話之所以被禁止，乃因竊聽會製造出額外的社會成本。台灣的總統大選就是顯例，馬陣營可是花了許多錢裝防竊聽器材。同樣的，我們若擔心被竊聽，也會如此做，甚至有些事會「面洽」，不在電話裡說，這些都是衍生出來的不必要成本。
買水果後挑看似吃虧，其實未必。「好的」水果被挑走了，留下賣相差的，顧客可以殺價，顧客也不是笨蛋。家庭主婦最有經驗了，「貨底」的蔬果賣相最差，老闆常常半賣半送。所以，先挑的並未佔便宜。為了先挑這個「權利」，先挑者實際付出比較高的代價（price）。
法律不處理約會黃牛、被人踏到腳等小事，那是「微罪不舉」，珍惜司法資法，好用來辦「大案」，並非那些行為就不「違法」。我知道一個實例，有位年輕公務員經常用公務用紙寫情書給女朋友，後來兩人鬧翻，女友檢舉他貪污。他的確「貪污」，而且罪證確鑿，因為信紙上就印著該公家機關的名稱。結果卻不起訴處分，因為「微罪不舉」，所貪者微，何必動用司法牛刀，浪費社會資源。
人會依法報稅，若純以成本觀念解釋，則是，我若故意報錯，總要補繳。一旦補繳，得再跑一趟相關部門，浪費車資（註二）、時間（時間即金錢），不上算。不過，若金額很大，誤報延繳可以賺一筆不小的利息錢，就有足夠的誘因「誤報」（想一想，為何納稅人總要拖到最後幾天才繳錢，金額越大的越會拖。我以前在銀行工作，頭一份職務就是代收稅款，幹了半年，也算見識豐富。）。再來，若人人總故意誤報，徵稅的作業成本就高，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作業成本都要由納稅人承擔，想一想，還是誠實報繳吧。
我寫給教授那篇談科學的信中提到過：「身為文明人對於幾門『基礎學科』必須有起碼的知識程度。它們是：理化、生物學（重點在分子生物學及演化論）、經濟學。這些基礎學科有個共同點：很務實。」我想，要洞察人類的社會行為，以及因這些行為而呈現的社會現象，可以很務實地談，處處考量人性，取得實證憑據，這樣或許可以避免在一些抽象的規範性概念上，見仁見智，起爭執。莫忘了，我們畢竟受「自私的基因」所宰制。
《熊秉元漫步法律》（2003年8月出版）書中有這樣的話：「利用過去的行為中所歸納出的智慧結晶，至少能對新生事物做適當的延伸和比擬。」（該書264頁）熊教授大概忘了自己說過的話，才會輕率指責傳統智慧「反智」。順帶一提，我認為該書是熊教授諸多經濟學通俗著作中，寫得最具火侯的。尤其討論「經濟學的行為理論」諸篇，對於想學通經濟學的人來說，都該好好拜讀。
對於分析人類行為，經濟學的確是相當管用的「科學」，但也有其「技窮」處，這一點，《熊秉元漫步法律》書中有若干評述。但無論如何，回歸「人性」（生物學上的人性），是不可或忘的基準。關於這一點，就如教授所說的，「有時還得靠（自然）科學的幫忙。」
註一：寇斯（或譯高斯，Ronald H. Coase）是法律經濟學的奠基者之一，也是 1991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得獎因由來自他的兩篇論文。第一篇，1937 年的〈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是寇斯 21 歲在念大學時就醞釀成形的，文章發表 40 年後方受到重視，並成為經典之作。該文的論點是說，由於市場內交易成本高，乃由廠商來代替市場。亦即廠商的出現，目的在節省交易成本。這是首篇點出「交易成本」概念的文章，可惜這篇論文雖被廣泛引用，但「交易成本」的概念卻蒙翳多年，未獲注意。第二篇，1960 年的〈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旨在探討法律如何影響經濟體系的運作，將法律當作制度來分析，在有規則下，經濟體系運作的相關「交易成本」就會降低。這篇論文不但在經濟學領域裡頭被引用次數最多，在法學期刊裡頭同樣是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不過，引用者未必看過原論文）。而且，引發了「法律經濟學」這個新領域，對於傳統法學造成革命性的衝擊。總結而言，「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這個概念貫串兩篇論文。
註二：經濟學有所謂「皮鞋成本」，無謂地多跑相關部門，增添皮鞋磨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