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學研究所

        升上大四後，班上的女同學絕大多數都在準備出國，男同學則有兩年服役的緩衝。我不用當兵，也沒考慮馬上出國，自不免開始擔心畢業後的出路問題。如前所述，動物系所學皆非實用之學，除了繼續深造外，也只有到中學教書一途；只不過後者也有門路及門檻，非一蹴可幾。於是，大四上起，我便朝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方向準備，也退出之前每週至少耗費兩個晚上的社團活動，專心在課業上。

        由於四年級上下學期都修了萬老師的課，也得到萬老師同意：如果考上動物研究所的話，願意收我當研究生；於是我就把準備目標放在動物所，而不考慮醫學院的研究所。

        當年動物系雖有分組，但研究所卻沒有，只有在考試項目上有所選擇。除了生理學是共同必考的科目外，遺傳學及海洋生物學（也可能是魚類學，記不清了）是二選一；動生組畢業的當然選考遺傳學，而漁生組的則一定選海洋生物學。遺傳學是仲嘉師出題，分數一向不高，有六十分就很好了；而海洋生物學的分數則甜的多，多從八十分以上起跳。因此，我們是站在不同的立足點上比較。還好那年只有四位漁生組的畢業生報考，他們就佔了前四名，我則是最後一名扛榜的（共取八位）；要是漁生組的再多一位報名，我就落榜了。

        萬老師雖是系友，也在動物系所兼課，但他的專職是中研院動物所研究員。在我之前四年，已有不下七、八位動物所的研究生選擇萬老師為指導教授；到我這屆，又有陳幼輝和我兩位，因此引起系上某些老師的不滿，認為應該限制兼任老師收學生的數量。所幸擔任所長的仲嘉師幫我們擋了下來，但之後動物所的學生選擇所外老師，就受到了限制。

        這種老師爭學生的情形，在各個研究所都經常可見，尤其是專任老師會定下種種規矩限制兼任老師的權益。由於經歷過這種事，等我自己任教時，就傾向於尊重學生的選擇，不多做限制；最多提議定個上限，免得有的老師貪心，收了過多學生反而照顧不來。

        研究所兩年，除了到系館上些課外，其餘時間都在中研院萬老師的實驗室度過。研一時我住在舟山路僑光堂旁的研究生宿舍，每天早上搭三十九路市公車到南港，再轉大有巴士到中研院，單程就要一個多小時；加上晏起，到實驗室都在九、十點以後了，深怕碰到萬老師也在實驗室裡。多年後當了老師，看到姗姍來遲的研究生躲著我偷偷進實驗室，我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研二起，我在中研院對面民宅賃屋居住，每天進實驗室不成問題，反過來是回台大上課辛苦些。中研院每天早午晚各有一班往返台大的交通車，讓中研院員工及眷屬搭乘，許多學生也趁機搭便車。開車的司機先生對我們這些黃魚學生睜一眼閉一眼，不大拒絕；我一路搭了好些年便車，直到出國。

當年不敢大學一畢業就出國，有好幾個原因：一是怕大學成績不好，申請不到獎學金，再來是不認為自己所學夠扎實，怕唸不下來；當然申請的費用也是個不小的負擔。

研一時，仲嘉師拿了封威斯康辛大學生理系教授的來信給我；由於該教授曾經收過動物系的學生，相當滿意，因此要黃老師推薦一名學生前往該校就讀，並擔任他的研究助理。我在大四時已經考過托福及GRE，於是就把相關資料寄了去，不久也就收到該教授接受我前往的信件，讓我又驚又喜。

只不過該教授提供的助學金甚少，還要扣繳學費，生活費所剩無幾；再來，我與相戀多年的女友已論及婚嫁，不能說走就走。於是就毅然去信回絕了。我還記得該教授是以籐壺（barnacle）這種甲殼動物為材料進行電生理的研究，與我後來所學相差頗遠。偶而回憶起這一段，也不免好奇當初如果做了不同的決定，如今的我又會有怎樣的不同。

研二的時候，我還申請過一次出國的機會，那是美國有個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提供的獎學金，一方面在夏威夷大學攻讀學位，一方面參加該中心舉辦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我申請的是夏大醫學院生殖生物學系的博士班，除了填寫一般的申請表格外，還要回答一些有關文化交流的問題。

我記得在台的初選要求我到語言中心接受特別的英語聽力測驗，也進行了英語口試。由於我是生理的專業，該中心特別請了台大生理的方懷時教授作口試委員（還有一位是政大心理的吳靜吉教授）；方教授是萬老師的老師輩，待我就像徒孫一樣和藹客氣。結果，我通過了台灣方面的初選，再把所有資料送到夏威夷與其他國家的申請人一同評比。不幸的是，該年台灣沒有一位申請者入選，於是我也沒有去成夏威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