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爾德（Stephen J. Gould, 1941-2002）給諾貝爾獎得主梅達華（Peter Medawar, 1915-1987）的自傳《一根會思想的蘿蔔回憶錄》（Memoir of a Thinking Radish, 1986）作評時寫道：「科學家自傳是種無可救藥的有缺陷文體。」同時，梅達華在書序中也自嘲英國人有所謂的「大頭病」，認為自己的家世、教育、財富、交遊及成就，要高過一般人，所以愛現；而他有一半英國人的血統，也難以免疫。但古爾德接著又說，科學家自傳「在這一行首屈一指、無與倫比、天字第一號的龍頭老大筆下，卻可以是好看的不得了。」我想，當得起古爾德連用四個最高級形容詞的科學家，只怕不多。

不是每位成名的科學家都願意給自己留下記錄；達爾文有，愛因斯坦就沒有。那或許與人的個性有關，但這些少數具有開創性的科學家，就算沒有留下自傳，也少不了旁人為其作傳。譬如逝世兩百多年的牛頓，仍不斷有新傳出現；對當代思潮影響甚巨的達爾文、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更不用說，三不五時就有人針對他們的生平作文章。

為名人作傳，自古有之，尤以太史公所撰諸列傳，最為膾炙人口。只不過國人傳統立傳方式，議多於敘，且以隱惡揚善為主，與近代歐美名人傳記，好發掘人性幽微之處，並不相同；其中趣味，也大有差別。曾有學生向美國現代史學家安布洛斯（Stephen Ambrose, 1936-2002）抱怨不喜歡歷史，安布洛斯的答覆是：「我想你不是不喜歡歷史，你只是不喜歡歷史的講授方式罷了。歷史是有關前人和前人做過的事，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吸引人的題目了。」個人深深服膺這個說法，也一向喜歡閱讀屬於個人歷史的科學家傳記。

傳記要吸引人，不單要表現傳主真實的人性面，與傳主是何許人，也大有關係。英國病理學家麥克法蘭（Gwyn Macfarlane, 1907-1987）著手為盤尼西林的發現人之一弗洛里（Howard Florey, 1898-1968）作傳時，就遭遇兩個難題。首先，是弗洛里內斂的個性難以讓人掌握，就算親朋好友都不完全曉得他的心裡到底想些什麼；再來，則是如何讓只曉得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而不知有弗洛里的一般讀者，產生閱讀的興趣。

像這樣的難題，大概每位忠於寫作藝術的傳記作家都可能碰上。麥克法蘭的解決之道，是從弗洛里的私人信函裡尋找所需答案，同時從歷史的脈絡細數弗洛里的研究傳承。這種做法看似平常，但也並不容易做到，多少過時的信函文件，不是遭到銷毀丟棄，就是堆藏在某個塵封的角落；傳記作家得有福爾摩斯的本事及耐心，找對人與地，才有可能見人所未見。

至於華人科學家裡，又有誰值得立傳呢？這一點，不同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以內分泌學界而言，筆者心目中有李卓皓、張民覺、彭明聰、萬家茂等人選。其實一般人對於科學家的認識都很有限，所以科學傳記能否吸引人，得靠傳記作家的本事。坊間向來不缺記錄政治人物或影劇明星一舉一動的人，問題是，有多少人既能瞭解科學家的工作、又能以一般人理解的文字進行寫作？再來，收集資料、實地採訪及埋首撰寫的工作，都需要充裕的時間與支助。我想，這些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原載  2004 年 7 月號《科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