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實驗以驗實，是自然科學得以建立及進步的根本。科學家先從觀察中歸納得出假說，然後設計並進行實驗，以驗證、修正，甚或推翻假說。這種做法後頭的根據是「科學決定論」（scientific determinism），也就是說：在相同的條件下進行相同的實驗，會得出相同的結果。

對研究物質世界的物理及化學學門而言，這種科學方法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及十七世紀啟蒙運動以降，已成了顛撲不破的法則。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名言：「可以測量的都該予以測量，至於還測不到的，則要想辦法使其可以測得。」就是這種實驗精神的極致表現。

        然而長久以來，醫學卻是上述實驗精神的化外之民。臨床醫生的訓練除了熟讀前人所撰醫書外，著重的是經驗傳承及技術養成，少有醫生會質疑行之有年的做法，也少有醫生願意花時間在動物或病人身上進行實驗。這種現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可以說是分工下的產物，因為除了醫生外，另外還有一大批所謂的基礎醫學研究人員，幫忙分攤醫學研究的工作，所以醫學的進步不成問題，只不過二十世紀以前的情形，卻大不相同。

一來，當年專職的醫學研究者少之又少，多是由醫生在行醫之餘當成嗜好進行；再來，許多醫生受到「生機論」（vitalism）的觀念影響，而對生物實驗裹足不前。所謂生機論，是說生物體當中有種不可捉摸、且變化多端的「生命力」存在，如以生物體作實驗，不可能得出前後一致的結果。因此，生機論者就不認為生物實驗是可行的做法。

生機論者最常提出的一項論點，是說同一種藥物或手術，用在罹患相同病症的不同個體身上，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只是這些人沒有想到，生物實驗的變異性過大，是由於生物體內外可變的因素太多、不易完全掌握所致，而與生命力無關。

十九世紀許多著名的生物醫學研究者，都與生機論者有過論戰。他們發現：生物體的運作，一如無生命的物質世界，也遵循物理及化學的法則，只要實驗者將引起誤差變化的因子減至最少，生物實驗的結果絕對也是可以重複驗證的。時序進入二十世紀，生機論已為多數有識之士摒棄，但其陰魂依然不散，存身於許多另類療法、特異功能的宣稱之中。

實驗醫學的傳統可以說從西元第二世紀的希臘醫生蓋倫（Galen，c. 130-200）就開始了。由於動物死後，動脈裡的血都給推到靜脈，所以是空的，也因此之前的醫生認為，動脈的功能是在傳導「生命之氣」，而非血液。至於切開活體動物的動脈會有血液流出，他們則說是從相連的靜脈傳送而來。為了駁斥這種說法，蓋倫在活體動物身上分離出一條動脈來，並在兩端打上兩個結，再將該段動脈與其他組織（包括靜脈）分離；然後他將該段動脈切開，放出其中血液，而得出活體動脈當中，確實有血液流動的證明。此外，他還藉由切斷豬的喉返神經，來證明聲帶的發聲是受神經控制，而非心臟。

雖然蓋倫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實驗者，但他豐富的想像力也無與倫比；他不但對任何的問題都有一套自圓其說的解釋，他更留下大量的醫學論述，使得其後長達一千多年的西方醫學都受其權威宰制，而停滯不前。一直要到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以後，才逐漸開始有人以活體動物進行實驗，其中尤以本系列文章的主角－－伯納（Claude Bernard，1813-1878）最為後世稱道。

絕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做的只是補白的工作，真正從事構圖的，少之又少，也唯有後面這些人才得以名留青史，伯納就是其中一位。他為後人所熟知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他寫了一本已成經典的著作：《實驗醫學研究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1865）；其二、他建立了多細胞生物體擁有「內在」與「外在」兩個不同環境的觀念。前者為他贏得了「實驗醫學之父」的稱號，後者則讓他在生理學史上永垂不朽。

《實驗醫學研究入門》一書可說是實驗生物學的聖經，其英文全譯本於 1927 年出版，目前在市面流通的是 1957 年的再版。雖說是一百四十年前的著作，但讀來絲毫不覺艱澀，其中嘉言警句，仍不斷為後人引用。譬如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應用正確觀念以及準確事實進行推理，通常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但如果根據的是有誤或不準確的觀念或事實，則只會導致錯誤。這也就是為什麼醫學要用上實驗方法的理由。」諾貝爾獎得主梅達華（Peter Medawar，1915-1987）稱讚該書為：「由真正動手的科學家對於科學方法所做的最睿智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