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題目，來自《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2007 年 8 月號 Michael Shermer（薛莫）一篇專欄文章的標題，原文是「Bad Apples and Bad Barrels」，正好對上「老鼠屎與大染缸」。該篇文章從美軍虐囚事件談起，最終問出「究竟是好人被染缸給污染了、還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的問題。（注一）

        薛莫舉了 30 年前心理學家就已做過的角色扮演實驗為例：在模擬監獄的情境下，隨機將大學生分成「警衛」或「犯人」兩組。結果是：在短短六天內，聰明且具有道德感的年輕人會變成殘忍成性的警衛，另一組則成了心靈受創的囚犯。

        這樣的結果，支持了薛莫「道德二元論」的說法：「人類先天就有為善及為惡的稟賦，至於會表現出哪一種，端看我們所處的情況以及我們的選擇。」

        他並引用了一段俄國文豪索忍尼辛一針見血的闡述，作為佐證：「世間要是有幹下邪惡勾當的惡人藏身，那我們只要把這些人揪出來幹掉，也就天下太平了。問題是分離善惡的這條線，可是穿過所有人的心房；有誰願意把自己心臟的一部份給摧毀呢？」（出自《古拉格群島》一書）

        我會想到這篇文章，是因為最近讀到袁瓊瓊的《南京》與《再談南京》二文；那是她看了《被遺忘的一九三七》這部紀錄片所寫下的一些感想。文章最後她問道：「這些承受災難的人，是要為世人「示現」什麼呢？」

        她提供的答案是：「就是『示現』給我們看，人能夠多麼的不仁和愚昧吧……能夠黑暗和邪惡到如何的地步。但是另外又同時『示現』了人的善性有多麼大……，屈從可以反過來成堅忍。」

        在第二篇文章裡，她又寫到：「中國人該去正視我們民族性裡的苟且和懦弱。日本人該去正視他們民族性裡的以殘忍為力量，以變態為神性的扭曲看法。」最後還有一句：「這個記憶也許應該鏤刻在我們的 DNA 裡。提醒我們，不要成為野獸。更不可以成為羔羊。」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

        記得年輕的時候，在書店翻過好些談論民族性、國民性的書，像是《醜陋的中國人》、《醜陋的美國人》、《菊花與劍》之類，近年來這種書似乎少了些，但「XX 人能，我們為何不能」的口號，卻時常聽到。個人對人類學毫無研究，也不懂這行的理論，在此只能談點粗淺的觀察。

        我聽說早期的體質（生物）人類學家，就只是量量人腦袋的各種尺寸，就試圖給人種分類，或推估智力。這讓我想起高中時看過的一部電影，裡頭安東尼昆（Anthony Quinn）原本是個羅馬尼亞農夫，卻因頭型生的好，被納粹的人種學家認定為日爾曼亞利安人的原型，而當上納粹的黑衫軍，其中不無諷刺之意（注二）。

        如今，學界已有共識，世上人種只有一個，膚色無論黑黃白紅，頭髮無論黑金紅棕，都還是屬於智人（Homo sapiens）這個物種。因此，問題就成了：為什麼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國家的人，在皮膚頭髮眼睛等色澤、身高體毛五官等特徵，甚至整體民族性上，會有這許多差別？

        我想，現代人類學家會提供的答案，就是「演化」二字。

        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人類膚色與居住的緯度有關，緯度越高，陽光直射少，膚色也越淡，以便吸收更多紫外線，製造身體所需的維生素 D；北方人高大，可能是為了適應騎馬狩獵的需要；生活艱苦地區的民風慓悍，因為非如此不足以生存；也只有富庶的江南魚米之鄉，文弱書生才有生理。生活在地狹人稠、火山頻仍島國的人民，其個性又怎麼可能與地大物博的大陸居民一樣呢？

        以上的說法，不仔細分辨，很容易落入「目的論」（teleology）的錯誤，以為演化是有意識、有目標的，其實不然；引導演化方向的是天擇，也就是由種種環境因素（也包括人擇與性擇）的影響，使得攜帶某些特徵的個體，比沒有該特徵的人生存的更好，也更有機會把基因傳給下一代。這樣一代代下來，該地區帶有某種特徵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不過，不同地區的人種再怎麼變，也還沒分出新種來，族群間的共通性，仍大過差異性；人的基本喜怒哀樂惡慾憎，也都相近。然而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大漢民族唯我獨尊的心態，七○年代末，我初到美國中西部留學時，也嚐過這種感覺。二十多年後，我可以感覺得出，保守的美國中西部人，對「外國人」也見怪不怪了。

        回到文章標題，不免讓人想起魯迅的「染缸」之說，確屬真知灼見。與其怪罪幾粒老鼠屎，不如退一步看看，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使得昔日芳草，竟成今日蕭艾？要是大環境不能改變，那麼老鼠屎也將一個接一個，永遠清除不完；「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也所在多有。

注一：這篇文章因九月號《科學人》稿擠，沒有刊出。

注二：這部1967年的電影是法國片，片名La Vingt-cinquième he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