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傳宗接代一向有兩個問題：有的夫妻生殖力旺盛，年頭生完，年尾又生，不單勞民傷財，也常賠上作父母的青春與健康；反之，有的夫妻結婚數年，膝下猶虛，就算想盡辦法，也未能如願，而抱憾終生。

生養眾多的問題，隨著越來越方便且有效的避孕方法推出，已經得到有效解決；至於生育困難的問題，也隨著人工受精技術的進步與成熟，可讓許多不孕夫妻得以完成心願。這一切，可說是生殖生理學家帶給世人的最大貢獻。

造成不孕的理由不只一端：有的是女性出了問題，有的則是男性；有的是生殖細胞（精子或卵子）出了問題，有的則是傳送生殖細胞的管道（輸精管或輸卵管）發生障礙。在後一種情況，如今只要將夫妻雙方的精子及卵子取出，在培養皿裡受精，再送回妻子的子宮著床，這樣生出來的嬰兒還是夫妻倆的「愛情結晶」。如果是生殖細胞出了問題，就得借精或借卵；這麼一來，也滋生出許多問題。其中最常聽聞的，是出借卵子及子宮的代理孕母，在孩子出生後改變心意，想把孩子據為己有，而對簿公堂。至於出借精子的男性，則多是為了圖利，對於女方是誰、孩子是男是女等問題，一般並不是那麼在乎。

在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借腹生子並不稀奇，為了子嗣而娶小納妾的舉動，更是許多社會接受的做法；元配就算不滿，也只有忍氣吞聲。如果不孕的原因出在男方，事情就比較難辦：向別的男性借種，意謂著作丈夫的得允許妻子與別的男子有性行為（可能還不只一次）；由此方式生下的小孩，也與父親無血緣關係，那可是傳統男性社會難以接受的做法。

目前提到人工受精，多數人想到的可能是試管嬰兒的做法，也就是前述將精卵取出體外，在培養皿內受精，再移回體內懷孕；只不過對生殖功能正常的女性而言，還有更簡單的做法：那就是利用注射針筒，將男性精液直接注入其陰道甚或子宮。

早在 1770 年代，著名的英國醫生杭特（John Hunter, 1728-1793）就建議一位陰莖有缺陷、未能行房，但仍可射精的病人，以自慰取得精子後，再以針筒注入妻子陰道，而成功讓妻子懷孕。十九世紀中，美國的知名婦科醫生辛姆斯（James M. Sims, 1813-1883）也採用杭特的方法，幫忙一些有行房困難的夫妻受孕；只不過當時對於婦女何時排卵並無所知，因此成功率甚低，還不到 5%。

以人工輔助生殖的做法，打從一開始就遭到教會及衛道人士的抨擊，以為違反自然及天意，就算使用夫妻雙方的精子及卵子亦然。進入二十世紀後，開始有醫生使用捐贈者而非丈夫的精子，讓妻子懷孕，那更是被視為離經叛道的做法，甚至美國還有些州立的法院判決為通姦行為（就算有丈夫的同意）。不過一如許多新事物問世後的命運，人工受精也從剛開始的遭受拒絕與排斥，到後來的默認及擁抱。

在1978年第一個試管嬰兒（體外受精、再移回子宮懷孕）出現以前，以人為方式將精液注入婦女生殖道，是唯一可行的輔助生殖做法；但在冷凍精子的技術出現並成熟以前，這項做法受限於新鮮精子的供應，而無法普及。1949 年，有位英國研究員意外發現，將精液加入甘油後冷凍，精子可經得起冷凍解凍的折騰，而存活下來。從 1950 年代以來，將新鮮精液與甘油、鹽水以及蛋黃組成的溶液混合，再逐漸冷凍至 -196℃ 保存的做法，也沿用至今。

冷凍精子技術的成熟，造成精子銀行的出現，使得醫生無須仰賴捐贈者的「隨侍在側」，而大幅增進了這項人工受精方法的應用。到了 1960 年代，美國醫生以這種方式一年大約製造了 5000-7000 個嬰兒，但絕大多數都是在秘密的方式下進行：尋求幫助的不孕夫妻無從選擇捐贈者，對捐贈者也毫無所知，甚至還沒有紀錄可供後人查證（主要是長大後想要尋根的人工受精小孩），一切過程都由醫生主導。同時這些夫妻在成功受孕後，通常會找別的醫生及醫院生產，以維護隱私。

輔助生殖技術的發明，一早是為了幫忙不孕的夫妻，然而卻讓某些人士想到了這種方法在優生學上的應用；那也就是說將一些「傑出」人士的精液取出保存，以製造出「優良」的下一代。這種想法與農藝畜牧業行之有年的做法類似，因此吸引了某些人士的注意，並不足為奇。

早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美國就曾經大幅推動過優生計畫：在半世紀內，有六萬多精神、體能與智力「不足」（unfit）的人士「自願」接受了絕育手術。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侯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1935）於 1927 年的一項同意絕育判決書中寫道：「一家三代智障已經夠了。」（Three generations of imbeciles are enough.）

將優生學的做法發揮到極致的，是德國的納粹黨：在希特勒掌權後的短短三年間，就有 225,000 人被迫動了絕育手術，遠超過美國數十年的「成就」。等到二次大戰開始後，絕育就變成了「賜死」：數以萬計的精神院病患遭到殺害。接下來，才是針對猶太人展開滅族的「大屠殺」，造成高達六百萬人喪生。自此，優生學成了骯髒的名詞，無人敢在公開場合鼓吹。

就算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擔心人種品質的「惡化」，而支持良性的優生，其中包括 1946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穆勒（Hermann Muller, 1890-1967）在內。穆勒認為美國女性的價值觀受到扭曲，經常挑錯對象。以穆勒的理想，這世界應該有更多的達文西、牛頓、巴斯德、貝多芬、馬克思、孫中山等人，而少一些歌星、運動員或黑社會大亨。穆勒寫了本書《脫離黑夜：一位生物學家對未來的看法》（Out of the Night: A Biologist’s View of the Future），結果找到了知音：一位白手起家、以發明塑膠鏡片而致富的企業家葛萊姆（Robert Graham, 1906-1997）讀了穆勒的書後，決心實現穆勒的理想。葛萊姆的做法是：成立一家「天才精子銀行」。在他心目中，當代的天才非諾貝爾獎得主莫屬，於是葛萊姆廣寄邀請函給美國的諾貝爾獎得主，請求他們贊助。

該精子銀行於1980年開始運作，一直到 1999 年葛萊姆去世兩年後關門，19 年間一共誕生了 215 位生命。這樁史無前例以人為對象的遺傳實驗，究竟成果如何，可是諱莫如深，直到去年才由記者普洛茲（David Plotz）寫了《天才工廠》（The Genius Factory）一書（注），揭露了真相。該書是近年非小說創作裡，吸引筆者一口氣讀完的少數書籍之一，其中部分精采內容，將於下期介紹。

注：我從網路書店看到，《天才工廠》這本書也出了中文譯本（左岸文化）。

原載 2006 年 4 月號《科學月刊》「翻譯閱讀館」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