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上課之餘,做研究、寫論文是正事,少有人願意花時間在翻譯的工作上。主因很簡單:翻譯投入的時間精力甚鉅,但實質報償甚微,通常也不為同行認可,更不視為研究成績。因此,對教授來說,翻譯屬於投資報酬率極低之工作,非有極大興趣者,始願意一試。而筆者自民國八十五年以來,已完成了不下十本書的翻譯工作,識與不識者都不免驚訝,為何願意投入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甚至有人懷疑,是否親力親為,還是請學生代勞?故藉此略述緣由,也有拋磚引玉之意。
其實,我的翻譯生涯開始得很早。三十幾年前大一的暑假,我就接下耕莘文教院王敬弘神父的委託,翻譯了新約導讀叢書中的一本,由「光啟出版社」印行(註一)。後來研究所畢業到出國前,我在學校當助教,也找過幾篇科學雜誌文章,自行譯了投至《科學月刊》及《自然》刊登。因此「從小看大」,多年後我會再度提筆翻譯,其來有自。
本行教科書翻譯
「科學中文化」在學術界一向是個爭議。多數學術中人認為科學無國界,無論要吸收國外新知或是發表自己研究所得,都得使用全球通用的文字--英文,因此主張教科書直接使用外國原版,不必費力氣變成中文。多少年來,國內大學生手捧厚厚的原文書,成為樣板,至於讀了沒有,讀懂多少,反而沒多少人在意。
我於民國七十五年回國任教。一開始當然開口閉口都是洋文,教科書也都採用原文書。但我還算有點自覺,曉得講話裡中英夾雜是會惹人厭的,因此盡量要求自己非不得已,口語裡不用英文。這一點要求在日常生活上,不難辦到,但在上課時,就困難多多;因為很多專有名詞的中文,我不見得知道,尤其是用中文寫計畫或報告時,更是捉襟見肘。
然而隨著回國越久,這樣的窘況也日益改善。我發現絕大多數常用的專有名詞,都有約定俗成的譯名;一些自己專業領域裡較少旁人用的,我也自創過一些譯名。其實許多專有名詞的原文,常出自拉丁文或希臘文,為了要找個貼切的中文譯名,首先就得弄清楚原文是什麼意思;這樣一來,對於該字詞所代表的意思,也就會有更深刻的了解。
回國任教多年之後,越來越覺得純粹靠課堂上的講授,以及要學生回去讀原文書,似乎不能完全達到授業解惑之目的,學生也很難建立起完整全面的知識架構。甚至在同行間,偶而也會發現彼此對同一科學事實的了解,有所差異;那顯示彼此對原文所傳遞的訊息,理解上產生落差。
凡此種種,讓我感覺我們應該要有一套完整的中文大專教科書,對於各個學門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發現及理論,定下大家都接受的中文講法。這樣彼此討論起來,大家才有共同的依歸,而非各說各話。有信得過的中文教科書,對於其他領域的學者需要參考應用時,也較容易入門,學術研究才能往廣度與深度伸展。
基於這樣的理念,早在民國八十四年,我趁備課之便,就針對坊間出版的一本《人體生理學》教科書中譯本,挑了其中一章逐字逐句進行比對,將其中多處誤譯,打了滿滿七、八頁紙,寄給出版社。因此之故,該出版社委託我將該書以及另一本生理學教科書,整個校閱了一遍。之後該書於八十七年發行新版,又委託我進行重譯。該書全文加上附錄共八十多萬字,我請了三位同事及兩位博士班學生幫忙,譯了八章,我再一一校定;其餘十二章則由我自己動手,前後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大功告成,也算為本行學問的普及化,盡了一點心意(註二)。
科普書翻譯
至於我會翻譯所謂的科普書,一半是見獵心喜,一半是盛情難卻。近十幾年來,國內流行起出版這類書籍,算是在刻板的教科書外,給讀者開了扇窗子。之前國內的出版人對科學書籍翻譯有經驗的不多,出版社常只注重把書包裝得漂漂亮亮的,而忽略了科學書籍最重要的要求--正確性。此外,欠缺索引及參考資料也是常見毛病,因此引來一些學界的批評。
民國八十五年暑假,我方卸下研究所所長的行政職務,加上教授升了多年,教學研究已上軌道,感覺輕鬆許多。該年有位碩士班學生朱業修畢業,準備出國進修,閒著無事,便請我推薦本書讓他試譯。正好前一年我從國外帶了本《Apprentice to Genius》回來(註三),講的是美國生理藥理學界一門師徒四代恩怨的故事,相當精采。於是我先譯了楔子及第一章,做個範例,讓業修從第二章譯起,我則從最後一章倒著來。結果業修只譯了五章,其餘十章都由我完成。同時他的譯文也經我逐字修訂,以確保正確無誤。
翻譯該本書可說是自娛娛人,我沒考慮版權及出版的問題,就先動手譯了;同時我每譯好一章,都有實驗室的學生拿去先睹為快。全書譯畢後,我還自行打印了幾份,分請幾位同事好友試閱;等收集寶貴意見之後,又再重頭訂正一回,才送給出版社,算起來是我最慎重的一本譯書。也幸好當時科普書的版權競爭還沒有太激烈,所以與出版社洽談以及取得授權,都還順利;之後,我對於國內的出版業有多一層了解,就再也不敢「先斬後奏」了。
我譯的第二本科普書《Smoking》(註四),也是見獵心喜、毛遂自薦給出版社的。會去讀那本談抽菸的書,自然是自己好奇在先,想弄清楚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染上菸癮,難以自拔。那是一本小書,但無論心理、生理、藥理、社會學都提上一筆,加上作者並不站在道學家的立場,而是以科學的態度、洞達的眼光,來討論人為什麼抽菸的各種面相,實在是滿精采的一本書。該書於民國八十八年秋天開始翻譯,到八十九年的春天完成。這本書在送給出版社之前,也請王道還兄看過。道還隨手在譯文上的修改,或是將不大入他法眼的句子勾出,都讓我仔細再作推敲,受益良多。
我譯的第三本書《Who Goes First?》(註五),則不在原計畫之中。我於八十八年底,針對《改變世界的藥丸》寫了一篇書評,而與該書譯者廖月娟以及該書編輯鄭惟和兩位「不打不相識」。月娟先是邀請我擔任她正在譯的這本醫學史書的審訂者,後來由於她懷孕,不克如期完稿,於是請我合譯。結果我譯了全書的四十%,也將月娟譯的部分逐字對照原文校閱,感覺上該書如同自己的心血結晶一般。
我的第四本譯書《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註六),是我自己選的,卻是應洪蘭教授之邀才開始動筆。起因是洪教授看到我在《時報》開卷版寫的一篇書介,主動打電話邀約,要為遠流的生命科學館譯本書,於是我便挑了那本書。該書作者與我是同行,同屬神經內分泌學家,書的主題是:「壓力、壓力相關疾病與抗壓之道」,也是我感興趣的題目,因此譯來得心應手。這本書藉著現代人都逃不了的問題--壓力--為主軸,不單介紹了身體多數的生理系統,還包括心理及社會階級等各種因素,是相當有趣的現代人健康處世之道。這本書先後獲選為中時開卷年度好書及博客來網路書店十大好書獎。
接下來的一本書則是邀約下的產物。由於近年來人類基因組計畫的轟轟烈烈,坊間有不少介紹這類知識的書籍。民國八十九年英國著名的科普作家瑞德利 (Matt Ridley) 以二十三對染色體為主角,寫了本精采的遺傳學通俗講義,國內也搶鮮翻譯出版,可惜譯文卻慘不忍睹,為此我還寫了篇譯評。因此九○年初,出版社拿了美國剛出版、介紹人類基因組計畫的新書《Cracking the Genome》(註七),詢問我翻譯的意願時,我就忍不住答應下來。這是一本敘事與論理兼具的好書,不但為上世紀末最重要的科學活動,留下寶貴紀錄,同時對於想知道解開人類基因組序列,究竟有何意義的讀者,提供了詳細資料。這本書也得到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的佳作獎。
如前所述,以國內翻譯的價碼以及譯者不受重視的情形,願意持續投入的大學教授確實不多(尤其是有點知識門檻的科普書翻譯);因此我不時會接到翻譯的邀約,經常也必須拒絕,免得負擔太重。即便如此,我還是陸續又完成了七本譯作(註八)。
投入科普書的翻譯,對個人的教學只有助益,並無不良影響,因為授課中,多了許多有趣的科學軼事可講;至於研究工作,則不無影響。主要是花在閱讀最新期刊論文以及寫論文的時間少了許多, 套一句耶穌的話:「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遲早,我必須在研究與翻譯之間做一取捨,不可能自欺欺人,以為自己既可以做個專業譯者,又可以做出一流的研究。
審訂翻譯
除了一字一句全由自己翻譯外,我還接下了不少所謂「審訂」的工作,名義上是幫忙出版社作專業的審查。我曾經為文談論過「審訂者」面臨的困境:「審訂者究竟看的只是專業的內容翻譯有無錯誤,還是要兼顧翻譯的文字是否達意?文意如有錯誤,固然要改,含意無誤但文字欠通,要不要改?審訂者若只是讀讀譯文,大致無誤就放它過去,那麼譯者對原文理解錯誤之處,就不一定抓得出來;若是要一字一句對著原文看,那審訂者豈不是在做專業編輯的工作?甚至重譯?」(註九)
到目前為止,我掛名審訂的書籍共有十本,其中一本《科學人的年代》只審訂了有關生物學的一章,此外《諾貝爾獎百年百人:生理學或醫學獎》(原為大陸簡體字版)及《請問諾貝爾大師》(直接從德文翻譯)兩本沒有原文可對,其餘每本我都從頭到尾對照英文原文看過一遍,盡量不放過我看到的錯誤,同時也對譯文做了適度的修正,以求對得起「審訂」的頭銜。(註十)
參與《科學人》翻譯
除了科學書的翻譯,我還參與了一本科學雜誌的誕生,也就是將美國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的《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譯成中文版的《科學人》。其實國內早在三十多年前創刊的《科學月刊》,就是師法《科學美國人》。當年《科月》幾乎每期都有翻譯或改寫該雜誌的文章,後來國內重視智慧財產權及版權法後,《科月》就不再那麼做了。我從當研究生起,就定期閱讀《科學美國人》當中有關生物醫學的最新報導,後來也一路訂閱了十幾年。因此,二○○○年中,有學術界朋友提議組成編譯團隊,向國內出版社推薦《科學美國人》出版中文版的計畫,我便欣然加入。
幸運的是,我們前往拜訪的第一家出版社老闆,遠流的王榮文先生,就對這項提議甚感興趣。我們前後碰面討論了好幾回,王先生也從其他朋友處得到肯定的答覆,於是決定洽購版權,並順利取得授權。但其間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國內經濟低迷,幾經延遲,《科學人》終於在二○○二年一月發行試刊號,而於同年三月正式創刊,如今已經屆滿五年了。
翻譯雜誌的文章,雖然本質上與譯書沒什麼不同,但雜誌具有時效性,準時交稿的壓力要龐大許多;同時,雜誌編輯也更形嚴謹,每篇文章都有不只一位編輯看過,因此,譯文的來回修改過程也更頻繁。拜現代網路之賜,稿件的來回傳送只在彈指之間,譯者也等於是要隨時待命,及時回覆。少了這層認識的譯者,大概就不適合雜誌的翻譯工作。
感想與前瞻
論語中子夏說過:「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翻譯的學問可大可小,絕不是隨便就能做好的事。我一開始提到,學術中人並不重視翻譯,因為學術界認為翻譯不屬於原創作品,因此不能用來當作升等及獎助的成果。早些年,我也同意那樣的說法,也不鼓勵年輕的一輩放下研究,從事翻譯的工作,但近年來,我有些不一樣的想法。
各門學問發展至今,都有一些經典之作,國內學者也動不動喜歡引用本行大師的說法;只不過各說各話、引用失據的,也大有人在,不免讓我懷疑,國內學者是否都讀通了本行的經典。一如寫作是整理及表達思想的不二管道,將國外原文著作譯成本國文字,也是檢驗一個人對於外文著作是否真正了解的法門。一般人可以「讀書難字過」,做學問的人就不能不求甚解、馬虎從事;再者,翻譯本行經典,對後學者可是功德一件。因此,我曾戲言,國內大學教授升等時,除了原創論文外,還得附上一本譯作,如此也才看得出一些真正的功力。
算起來,我的譯齡號稱超過三十年的時光,但真正積極進行譯事,不過近十來年左右。我經常會為了一段話、一個句子,甚至一個字詞的翻譯,沉吟許久,總想找個貼切的譯文,卻不一定如願,常只能做到「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地步。嘗有人問:「與其為人作嫁,何不自己寫書?」我的回答是:「心實嚮往焉,怕力不從心爾。」羅馬非一天造成,寫作也需要時間的磨練。物理學家費曼當初選擇在大學,而非純研究機構任職,他的說辭是:「哪天我想不出新點子了,我還可以說,我在教書啊!」與創作相比,翻譯也可以作如是觀。
注一:《保祿書信導論附得撒洛尼前後書》(Introduction to the Pauline Epistles. 1-2 Thessalonians, Bruce Vawter),光啟出版社,1975
注二:《人體生理學》(Human Physiology: The Mechanisms of Body Function, 7th ed., Arthur, J. Vander, James H. Sherman, Dorothy S. Luciano),麥格羅希爾╱合記, 1999(第九版全譯本已於2005年2月出版,由筆者獨立完成。)
注三:《天才的學徒》(Apprentice to Genius, Robert Kanigel),朱業修合譯,天下文化,1998
注四:《幹嘛要抽菸?》(Smoking, David Krogh),天下文化,2000
注五:《誰先來?》(Who Goes First? Lawrence K. Altman ),廖月娟合譯,天下文化,2000
注六:《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 Robert Sapolsky),遠流出版,2001
注七:《基因組圖譜解密》(Cracking the Genome, Kevin Davis),時報出版,2001
注八:《器官神話》(The Mysteries Within, Sherwin B. Nuland),時報出版,2002;《睡眠的迷人世界》(The Enchanted World of Sleep, Peretz Lavie),遠流出版,2002;《DNA圖解小百科》(An A to Z of DNA Science, Jeffre L. Witherly, Galen P. Perry, Darryl L. Leja),新新聞出版,2003;《生命的線索》(The Common Thread, John Sulston, Georgina Ferry),杜默合譯,時報出版,2003;《基因煉獄》(The Genetic Inferno, John Medina),天下文化,2004;《夢的新解析》,天下文化,2005;《虛擬的解剖刀:透視男女之軀》(Th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of Man and Woman, Alexander Tsiaras),天下文化,2007
注九:見〈自然科學書籍的翻譯〉。
注十:審訂書按出版順序簡列於下:《大腦小宇宙》,天下文化,1998;《病菌現形》,究竟出版,2001;《諾貝爾獎百年百人:生理學或醫學獎》,世潮出版,2001;《性別天生》,經典傳訊,2002;《都是基因惹的禍》,天下文化,2002;《請問諾貝爾大師》,時報出版,2002;《科學人的年代》,遠流出版,2003;《基因女孩華生》,時報出版,2003;《走出宮殿的女科學家》,張老師文化,2004;《Y染色體:男子漢的本質》,時報出版,2004;《海神效應》,張老師文化,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