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上課之餘，做研究、寫論文是正事，少有人願意花時間在翻譯的工作上。主因很簡單：翻譯投入的時間精力甚鉅，但實質報償甚微，通常也不為同行認可，更不視為研究成績。因此，對教授來說，翻譯屬於投資報酬率極低之工作，非有極大興趣者，始願意一試。而筆者自民國八十五年以來，已完成了不下十本書的翻譯工作，識與不識者都不免驚訝，為何願意投入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甚至有人懷疑，是否親力親為，還是請學生代勞？故藉此略述緣由，也有拋磚引玉之意。
其實，我的翻譯生涯開始得很早。三十幾年前大一的暑假，我就接下耕莘文教院王敬弘神父的委託，翻譯了新約導讀叢書中的一本，由「光啟出版社」印行（註一）。後來研究所畢業到出國前，我在學校當助教，也找過幾篇科學雜誌文章，自行譯了投至《科學月刊》及《自然》刊登。因此「從小看大」，多年後我會再度提筆翻譯，其來有自。
本行教科書翻譯
「科學中文化」在學術界一向是個爭議。多數學術中人認為科學無國界，無論要吸收國外新知或是發表自己研究所得，都得使用全球通用的文字－－英文，因此主張教科書直接使用外國原版，不必費力氣變成中文。多少年來，國內大學生手捧厚厚的原文書，成為樣板，至於讀了沒有，讀懂多少，反而沒多少人在意。
我於民國七十五年回國任教。一開始當然開口閉口都是洋文，教科書也都採用原文書。但我還算有點自覺，曉得講話裡中英夾雜是會惹人厭的，因此盡量要求自己非不得已，口語裡不用英文。這一點要求在日常生活上，不難辦到，但在上課時，就困難多多；因為很多專有名詞的中文，我不見得知道，尤其是用中文寫計畫或報告時，更是捉襟見肘。
然而隨著回國越久，這樣的窘況也日益改善。我發現絕大多數常用的專有名詞，都有約定俗成的譯名；一些自己專業領域裡較少旁人用的，我也自創過一些譯名。其實許多專有名詞的原文，常出自拉丁文或希臘文，為了要找個貼切的中文譯名，首先就得弄清楚原文是什麼意思；這樣一來，對於該字詞所代表的意思，也就會有更深刻的了解。
回國任教多年之後，越來越覺得純粹靠課堂上的講授，以及要學生回去讀原文書，似乎不能完全達到授業解惑之目的，學生也很難建立起完整全面的知識架構。甚至在同行間，偶而也會發現彼此對同一科學事實的了解，有所差異；那顯示彼此對原文所傳遞的訊息，理解上產生落差。
凡此種種，讓我感覺我們應該要有一套完整的中文大專教科書，對於各個學門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發現及理論，定下大家都接受的中文講法。這樣彼此討論起來，大家才有共同的依歸，而非各說各話。有信得過的中文教科書，對於其他領域的學者需要參考應用時，也較容易入門，學術研究才能往廣度與深度伸展。
基於這樣的理念，早在民國八十四年，我趁備課之便，就針對坊間出版的一本《人體生理學》教科書中譯本，挑了其中一章逐字逐句進行比對，將其中多處誤譯，打了滿滿七、八頁紙，寄給出版社。因此之故，該出版社委託我將該書以及另一本生理學教科書，整個校閱了一遍。之後該書於八十七年發行新版，又委託我進行重譯。該書全文加上附錄共八十多萬字，我請了三位同事及兩位博士班學生幫忙，譯了八章，我再一一校定；其餘十二章則由我自己動手，前後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大功告成，也算為本行學問的普及化，盡了一點心意（註二）。
科普書翻譯
至於我會翻譯所謂的科普書，一半是見獵心喜，一半是盛情難卻。近十幾年來，國內流行起出版這類書籍，算是在刻板的教科書外，給讀者開了扇窗子。之前國內的出版人對科學書籍翻譯有經驗的不多，出版社常只注重把書包裝得漂漂亮亮的，而忽略了科學書籍最重要的要求－－正確性。此外，欠缺索引及參考資料也是常見毛病，因此引來一些學界的批評。
民國八十五年暑假，我方卸下研究所所長的行政職務，加上教授升了多年，教學研究已上軌道，感覺輕鬆許多。該年有位碩士班學生朱業修畢業，準備出國進修，閒著無事，便請我推薦本書讓他試譯。正好前一年我從國外帶了本《Apprentice to Genius》回來（註三），講的是美國生理藥理學界一門師徒四代恩怨的故事，相當精采。於是我先譯了楔子及第一章，做個範例，讓業修從第二章譯起，我則從最後一章倒著來。結果業修只譯了五章，其餘十章都由我完成。同時他的譯文也經我逐字修訂，以確保正確無誤。
翻譯該本書可說是自娛娛人，我沒考慮版權及出版的問題，就先動手譯了；同時我每譯好一章，都有實驗室的學生拿去先睹為快。全書譯畢後，我還自行打印了幾份，分請幾位同事好友試閱；等收集寶貴意見之後，又再重頭訂正一回，才送給出版社，算起來是我最慎重的一本譯書。也幸好當時科普書的版權競爭還沒有太激烈，所以與出版社洽談以及取得授權，都還順利；之後，我對於國內的出版業有多一層了解，就再也不敢「先斬後奏」了。
我譯的第二本科普書《Smoking》（註四），也是見獵心喜、毛遂自薦給出版社的。會去讀那本談抽菸的書，自然是自己好奇在先，想弄清楚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染上菸癮，難以自拔。那是一本小書，但無論心理、生理、藥理、社會學都提上一筆，加上作者並不站在道學家的立場，而是以科學的態度、洞達的眼光，來討論人為什麼抽菸的各種面相，實在是滿精采的一本書。該書於民國八十八年秋天開始翻譯，到八十九年的春天完成。這本書在送給出版社之前，也請王道還兄看過。道還隨手在譯文上的修改，或是將不大入他法眼的句子勾出，都讓我仔細再作推敲，受益良多。
我譯的第三本書《Who Goes First?》（註五），則不在原計畫之中。我於八十八年底，針對《改變世界的藥丸》寫了一篇書評，而與該書譯者廖月娟以及該書編輯鄭惟和兩位「不打不相識」。月娟先是邀請我擔任她正在譯的這本醫學史書的審訂者，後來由於她懷孕，不克如期完稿，於是請我合譯。結果我譯了全書的四十％，也將月娟譯的部分逐字對照原文校閱，感覺上該書如同自己的心血結晶一般。
我的第四本譯書《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註六），是我自己選的，卻是應洪蘭教授之邀才開始動筆。起因是洪教授看到我在《時報》開卷版寫的一篇書介，主動打電話邀約，要為遠流的生命科學館譯本書，於是我便挑了那本書。該書作者與我是同行，同屬神經內分泌學家，書的主題是：「壓力、壓力相關疾病與抗壓之道」，也是我感興趣的題目，因此譯來得心應手。這本書藉著現代人都逃不了的問題－－壓力－－為主軸，不單介紹了身體多數的生理系統，還包括心理及社會階級等各種因素，是相當有趣的現代人健康處世之道。這本書先後獲選為中時開卷年度好書及博客來網路書店十大好書獎。
接下來的一本書則是邀約下的產物。由於近年來人類基因組計畫的轟轟烈烈，坊間有不少介紹這類知識的書籍。民國八十九年英國著名的科普作家瑞德利 (Matt Ridley) 以二十三對染色體為主角，寫了本精采的遺傳學通俗講義，國內也搶鮮翻譯出版，可惜譯文卻慘不忍睹，為此我還寫了篇譯評。因此九○年初，出版社拿了美國剛出版、介紹人類基因組計畫的新書《Cracking the Genome》（註七），詢問我翻譯的意願時，我就忍不住答應下來。這是一本敘事與論理兼具的好書，不但為上世紀末最重要的科學活動，留下寶貴紀錄，同時對於想知道解開人類基因組序列，究竟有何意義的讀者，提供了詳細資料。這本書也得到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的佳作獎。
如前所述，以國內翻譯的價碼以及譯者不受重視的情形，願意持續投入的大學教授確實不多（尤其是有點知識門檻的科普書翻譯）；因此我不時會接到翻譯的邀約，經常也必須拒絕，免得負擔太重。即便如此，我還是陸續又完成了七本譯作（註八）。
投入科普書的翻譯，對個人的教學只有助益，並無不良影響，因為授課中，多了許多有趣的科學軼事可講；至於研究工作，則不無影響。主要是花在閱讀最新期刊論文以及寫論文的時間少了許多， 套一句耶穌的話：「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遲早，我必須在研究與翻譯之間做一取捨，不可能自欺欺人，以為自己既可以做個專業譯者，又可以做出一流的研究。
審訂翻譯
除了一字一句全由自己翻譯外，我還接下了不少所謂「審訂」的工作，名義上是幫忙出版社作專業的審查。我曾經為文談論過「審訂者」面臨的困境：「審訂者究竟看的只是專業的內容翻譯有無錯誤，還是要兼顧翻譯的文字是否達意？文意如有錯誤，固然要改，含意無誤但文字欠通，要不要改？審訂者若只是讀讀譯文，大致無誤就放它過去，那麼譯者對原文理解錯誤之處，就不一定抓得出來；若是要一字一句對著原文看，那審訂者豈不是在做專業編輯的工作？甚至重譯？」（註九）
到目前為止，我掛名審訂的書籍共有十本，其中一本《科學人的年代》只審訂了有關生物學的一章，此外《諾貝爾獎百年百人：生理學或醫學獎》（原為大陸簡體字版）及《請問諾貝爾大師》（直接從德文翻譯）兩本沒有原文可對，其餘每本我都從頭到尾對照英文原文看過一遍，盡量不放過我看到的錯誤，同時也對譯文做了適度的修正，以求對得起「審訂」的頭銜。（註十）
參與《科學人》翻譯
除了科學書的翻譯，我還參與了一本科學雜誌的誕生，也就是將美國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的《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譯成中文版的《科學人》。其實國內早在三十多年前創刊的《科學月刊》，就是師法《科學美國人》。當年《科月》幾乎每期都有翻譯或改寫該雜誌的文章，後來國內重視智慧財產權及版權法後，《科月》就不再那麼做了。我從當研究生起，就定期閱讀《科學美國人》當中有關生物醫學的最新報導，後來也一路訂閱了十幾年。因此，二○○○年中，有學術界朋友提議組成編譯團隊，向國內出版社推薦《科學美國人》出版中文版的計畫，我便欣然加入。
幸運的是，我們前往拜訪的第一家出版社老闆，遠流的王榮文先生，就對這項提議甚感興趣。我們前後碰面討論了好幾回，王先生也從其他朋友處得到肯定的答覆，於是決定洽購版權，並順利取得授權。但其間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國內經濟低迷，幾經延遲，《科學人》終於在二○○二年一月發行試刊號，而於同年三月正式創刊，如今已經屆滿五年了。
翻譯雜誌的文章，雖然本質上與譯書沒什麼不同，但雜誌具有時效性，準時交稿的壓力要龐大許多；同時，雜誌編輯也更形嚴謹，每篇文章都有不只一位編輯看過，因此，譯文的來回修改過程也更頻繁。拜現代網路之賜，稿件的來回傳送只在彈指之間，譯者也等於是要隨時待命，及時回覆。少了這層認識的譯者，大概就不適合雜誌的翻譯工作。
感想與前瞻
論語中子夏說過：「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翻譯的學問可大可小，絕不是隨便就能做好的事。我一開始提到，學術中人並不重視翻譯，因為學術界認為翻譯不屬於原創作品，因此不能用來當作升等及獎助的成果。早些年，我也同意那樣的說法，也不鼓勵年輕的一輩放下研究，從事翻譯的工作，但近年來，我有些不一樣的想法。
各門學問發展至今，都有一些經典之作，國內學者也動不動喜歡引用本行大師的說法；只不過各說各話、引用失據的，也大有人在，不免讓我懷疑，國內學者是否都讀通了本行的經典。一如寫作是整理及表達思想的不二管道，將國外原文著作譯成本國文字，也是檢驗一個人對於外文著作是否真正了解的法門。一般人可以「讀書難字過」，做學問的人就不能不求甚解、馬虎從事；再者，翻譯本行經典，對後學者可是功德一件。因此，我曾戲言，國內大學教授升等時，除了原創論文外，還得附上一本譯作，如此也才看得出一些真正的功力。
算起來，我的譯齡號稱超過三十年的時光，但真正積極進行譯事，不過近十來年左右。我經常會為了一段話、一個句子，甚至一個字詞的翻譯，沉吟許久，總想找個貼切的譯文，卻不一定如願，常只能做到「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地步。嘗有人問：「與其為人作嫁，何不自己寫書？」我的回答是：「心實嚮往焉，怕力不從心爾。」羅馬非一天造成，寫作也需要時間的磨練。物理學家費曼當初選擇在大學，而非純研究機構任職，他的說辭是：「哪天我想不出新點子了，我還可以說，我在教書啊！」與創作相比，翻譯也可以作如是觀。
注一：《保祿書信導論附得撒洛尼前後書》（Introduction to the Pauline Epistles. 1-2 Thessalonians, Bruce Vawter），光啟出版社，1975
注二：《人體生理學》（Human Physiology: The Mechanisms of Body Function, 7th ed., Arthur, J. Vander, James H. Sherman, Dorothy S. Luciano），麥格羅希爾╱合記， 1999（第九版全譯本已於2005年2月出版，由筆者獨立完成。）
注三：《天才的學徒》（Apprentice to Genius, Robert Kanigel)，朱業修合譯，天下文化，1998
注四：《幹嘛要抽菸？》(Smoking, David Krogh），天下文化，2000
注五：《誰先來？》（Who Goes First? Lawrence K. Altman ），廖月娟合譯，天下文化，2000
注六：《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 Robert Sapolsky），遠流出版，2001
注七：《基因組圖譜解密》（Cracking the Genome, Kevin Davis），時報出版，2001
注八：《器官神話》（The Mysteries Within, Sherwin B. Nuland），時報出版，2002；《睡眠的迷人世界》（The Enchanted World of Sleep, Peretz Lavie），遠流出版，2002；《DNA圖解小百科》（An A to Z of DNA Science, Jeffre L. Witherly, Galen P. Perry, Darryl L. Leja），新新聞出版，2003；《生命的線索》（The Common Thread, John Sulston, Georgina Ferry），杜默合譯，時報出版，2003；《基因煉獄》（The Genetic Inferno, John Medina），天下文化，2004；《夢的新解析》，天下文化，2005；《虛擬的解剖刀：透視男女之軀》(Th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of Man and Woman, Alexander Tsiaras)，天下文化，2007
注九：見〈自然科學書籍的翻譯〉。
注十：審訂書按出版順序簡列於下：《大腦小宇宙》，天下文化，1998；《病菌現形》，究竟出版，2001；《諾貝爾獎百年百人：生理學或醫學獎》，世潮出版，2001；《性別天生》，經典傳訊，2002；《都是基因惹的禍》，天下文化，2002；《請問諾貝爾大師》，時報出版，2002；《科學人的年代》，遠流出版，2003；《基因女孩華生》，時報出版，2003；《走出宮殿的女科學家》，張老師文化，2004；《Y染色體：男子漢的本質》，時報出版，2004；《海神效應》，張老師文化，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