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電影《嫌疑犯X的獻身》後，A認為這部電影帶給她最大的啟示是解答了「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的差別」。應該說A本來就納悶物理學家與數學家的某種本質性的差異的存在(造成最後給人一整個觀感的決定性的差異)。那就是物理學家要藉由實驗進行實證，而數學家是在腦中進行演算過這件事便完成了。
所以A特別指出片中堤真一的角色對四色理論的證明的執著──為何是「四色理論」？四色理論是否具有意義性？
當然。《嫌疑犯X的獻身》有一個很重要的主旨(本來在《神探伽利略》中柴崎幸這信任直覺辦案的女刑警和福山雅治的只相信理性推論的天才物理教授的對比就是故事結構的主軸──換言之，一再發生的衝突與相互理解的循環)，如果我們相信凡事必有道理(根據)，必脫不出一個已知體系的運作規則，那麼情感呢？情感不是可以經由運算出來的，可以放進某種模型裡面的，可以被邏輯驗證的，《嫌疑犯X的獻身》企圖不只談《神探伽利略》裡原有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明明九十分鐘可以講完的事卻講了快兩個半小時──而想道出最後決定一個人找到生命的價值的是情感的力量，的確，所有的物質與物質能量都可以被計算，人的肉身也是物質，可是人的價值的決定卻不是這副物質皮囊，最終人的存在感不是決定在你的物質實體，而是情感，不能計算的東西。
回到四色理論，四色理論的弔詭在於，它不能被「完美地證明」。所以在片中，福山雅治看到堤真一還在研究四色理論的証明，感到驚訝，四色理論不是「已經被證明」了嗎？但堤真一說，那不夠完美。
老實說，我看片的時候，一直很介意的是堤真一說的「不完美」這句話。翻譯成不完美大體上是沒錯，也反映一個數學家的態度，然而，就ぅっくしぃ(美)這個詞來說，在此翻成「不漂亮」可能更適合。然而，那依舊是很「數學家式」的感覺。在我以為，此時用ぅっくしぃ這樣的字，正是訴說了美同時具有的理性和非理性兩個層面。好比說，一張符合黃金比例的臉是美的，然而我們感知這個人的臉美，並非我們去用尺量了，或者因為我知道這張臉符合黃金比例，我們感受一個人臉生得美，純粹是直覺性的。問題是，或許黃金比例正是使這張臉讓我們直覺性感知美的理由，這是一個可能成立卻不能證明的假設。可我要說的不是它能不能被證明，我要說的是完美包含了可演算和不可演算的部份。
我們再回到先前說到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的差異，A說這種本質差異使得物理學家多半有數學家沒有的氣派，而數學家則很宅的樣子。(請注意，我們在談兩種迥異性的本質，請不要有搞物理的人或者搞數學的人跳出來說我就不是那樣，對不起，你是怎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並沒人說你就是哪樣，何況，又不是只有物理學家或只有數學家才如此，我們看完電影以後，就會去思索自己的「物理學家傾向」或者「數學家傾向」，我再不厭囉唆說一次，此處我從「兩種不同的本質」出發來進行探討，物理學家式和數學家式是一種代稱，一種模型的代號。實在是因為老是發生看不懂文章又硬要來抝的人夠討厭的，我不得不變得很囉唆。)當下我們在場一起聊天的幾個朋友，不消說一面自己進行檢視也一面被別人檢視，有些人真的是很典型的「數學家式」的生命態度。
我們會去批判(應該說激勵吧？)只在腦中演算完成而不追求實踐的人，然而，我開始尋思，「實踐」的意義為何？我打個比方，我一直想拍電影，我構思了一個劇本，我想像由誰來演，我在腦中把導演這部片子的過程推演了一遍，我還完成了剪接和配音，整部完成的電影在我腦中播放，可是我並未把這件事付諸真實。我要問，假使我真的把片子拍出來，為的是什麼？為的是給我以外的眾多人看，可是我想拍片為的是什麼？是我想把這個東西創造出來，還是為了跟別人分享？假使前者大於後者，那麼我確實可以不真的拍出來。
接著，我要談另一個重要的關鍵，關於想像與真實的差異，我們常恥笑光說不練、光想不做，想像跟執行是很不一樣的，往往我們想像去做一件事，真正去做時必然發現不如我們所想，因為外在的變動因素非常多，你很有想像力不代表你有很好的執行能力。因此，你幻想拍出的電影，跟實際拍出的電影(假設你真拍了)，很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
這就是我們認為光想是沒意義的，必須去做。
可是想像的東西，跟做出來的東西，去比哪一個「有價值」，又多有意義？撇開探討「執行能力」(除非對一個人而言，被判定自己「執行的能力」就是自己的存在感、生命價值的來源)，只比較這兩個成品，充其量，它是「兩種可能」的呈現。在時間的推進過程，每分每秒都可視作一個交叉點，在每一個交叉點上，你選擇這麼走，跟選擇那麼走，接下來就會不一樣，換言之，在現實世界裡去完成這件事，有千千萬萬種可能，然而到最後，它也不過只呈現了其中一種的結果。我們不可能執行全部的可能(無限階乘的可能)，那麼，腦中實現的電影，跟真正拍出的電影，它們真理性的差異，是「兩種可能的揭示」(換言之，排除了另外無限多個可能的揭示)，如此罷了。
雖然照A的說法，物理學家比數學家(即便A談這個話題時指的是真的物理學者和數學學者，但在此我想指的還是放大到物理學家式人格態度和數學家式人格態度)勝一籌，但說到底兩者半斤八兩(基本上我們排除商業應用性的研究者，繼續申論下去沒完沒了，那並不是在此想要探究的東西，所以姑且就這麼切割吧)，這使我想到做為一個寫小說的人，與這當中的數學家這一端有呼應處，小說家就是一種「腦內完成」的代表。那麼，相較之下，一個電影導演創作出來的東西──電影，感覺上就比小說要「真實」(與前述物理學家之於數學家般彷彿「勝一籌」)，可是再推出去，「現實的人生」又比電影真實。然而，長久以來，寫小說、看小說、看電影、體會人生，我不覺得那當中的「真實性」有不同。最近我深深以為，人生幾乎就等於一種創作，把小說視為一種「作品」，與把電影視為一種「作品」，跟把人生視為一種「作品」，只不過是材料形式的差異…「作品」不是一個精確的詞，因為「作品」是完成式，「創作」比較對，因為「創作」是一個進行式。
我現在是一個從事文學和藝術創作的人，有些人便以為我當年選讀理工科系是一個「錯誤的選擇」，這種想法完全不對(會這麼想的人皆是對理科的世界沒有概念的人)，如果時光倒流，我也絕對會選擇念理工。我在小六的時候迷上科學，想要長大當科學家，是因為讀了愛因斯坦的傳記，當時的我雖然概念還非常模糊，但隱約感受了科學的極致與哲學的相通處(也就是宇宙的真理)，那使我深深感受(應該說激動)科學的創造性──而非論證性(我們說愛因斯坦是數學家而不是物理學家)的迷人。
看完《嫌疑犯X的獻身》後，A陪我去逛街，我後來跟A說，我做「人類補完計畫」，其目的正是在追求面對命運的創造而非驗證。在說這話的同時，我心裡覺得莞爾，這不也正是《嫌疑犯X的現身》的巧局？堤真一的犯案並沒有真的運用任何科學原理，只不過是利用「盲點」，「看來以為是幾何問題實則是函數問題」。每當我們面對命運的預言，就會落入驗證的圈套，殊不知那正是創造的暗示。我們究竟有多大的創造力量？多大的創造可能？
人生不是在證明什麼，因此人生也永遠不在應驗什麼，人生永遠在創造什麼，因此我們甚至不會說它為了實現什麼，因為我們永遠站在一個交叉點上，永遠都是，因此我們只活在眼前這一刻，眼前這一刻我們是如何想像世界，我們不去演算從這一刻我們的想像生出的力量(它可能如一顆原子彈)，我們只釋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