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才注意到身上沾了濃郁的咖啡香味，從袋子裡取出金色包裝的咖啡粉，透過鋁箔紙袋聞到裡頭散發出來的迷人香氣，上癮一樣直想嗅聞。

我剛從「蔡李陸咖啡商號」回來。

「蔡李陸咖啡商號」位在永和一條小街上，永和這地方給人感覺真的很雜亂，招牌五顏六色，巷路複雜曲折，騎樓停滿了機車，「蔡李陸」雖然提供的商品是要滿足品味最刁鑽的人，可卻沒選在時髦的東區、都會菁英聚集的地方、口口聲聲大談life style的人喜歡出沒之處，而在這裡，秀朗路二段。我朋友人在秀朗路一段的時候打電話來說搞錯地址，不過一百多公尺遠，誰曉得一個鐘頭後他人才出現！我們這種只認得台北市的人，最怕永和，總覺得進得去出不來似的。

雖說這麼講有點對不起永和人(描述得多龍潭虎穴似的)，可確實為了喝杯陸羿靜烘培的咖啡，有硬著頭皮跑去的感覺。

「蔡李陸」指的是蔡明亮、李康生、陸羿靜三人。「蔡李陸咖啡商號」不是咖啡廳，是賣咖啡豆的地方。要說關於陸弈靜烘培咖啡豆的能耐，最為膾炙人口的故事就是陸弈靜曾在景美開咖啡店長達二十餘年，是許多文人的最愛，朱少麟經常乘兩個小時的公車專程到她的店裡喝咖啡，後來以此為藍本寫出了《傷心咖啡店之歌》。

其實，我不是一個對咖啡很在行的人。我啊！星巴克的拿鐵就覺得足夠了！也沒多想升等，我這種等級的人，在「蔡李陸」和蔡明亮導演聊喝咖啡，心虛得很。

幾個朋友在跟蔡導聊這家店該怎麼行銷。我當過一段時間的經理人，原本行銷是我蠻常談的話題，並不是因為我擅長或我多富實務經驗，只是覺得這年頭好像什麼事情都欠的就是個行銷似的，一般狀況下或許我真的會來提個我的「蔡李陸行銷計畫」也說不一定，但耳朵聽著他們說著對咖啡的講究是怎麼一回事，陸弈靜烘培的咖啡又是怎樣的特殊，這好咖啡當中的細膩是如何的精深，就差怎麼賣給識貨的人，我忍不住開口談的就不是行銷這件事了。

前兩天在出版社辦的座談會上，我的好友顏忠賢來與我對談我的前一本長篇小說《男妲》，他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在這個消費時代，美這樣東西被完全地簡化了。長久以來，我們未必有去談，但下意識覺察到了這個現象，直到顏忠賢提起，我才發現我們所處的境地跟我們的努力所面臨的對抗和矛盾，是兩個力量的拉鋸，一個是把美扁平化，好讓這樣東西能更容易地傳遞出去，一個是把美帶回它應該有的複雜面，卻有孤立的危險。

我努力想解釋為何「蔡李陸咖啡」會讓我想到這個問題，就舉了米勒畫展的例子，米勒畫展在台灣造成的轟動，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這個表象應該讓人興奮，顯示台灣的美學素養、文化水平多高呀！三個月的展期天天大排長龍，創造了67萬參觀人次，米勒要是還活著，知道他比周杰倫還受歡迎，一定會感動得痛哭。

畫展舉行的這三個月正是酷暑，一年當中最熱的三個月，頂著大太陽在馬路上排隊一小時為看米勒，這奇觀式的熱情卻不足以讓人相信台灣的藝術水平到達人們這般瘋狂迷戀米勒的境地，果真如此的話，台灣光靠辦畫展就發財了，美術、藝術就會是舉國最重要的事情，我們早就是文化大國，政治人物也不可能這麼沒品，文化官員也不會拿文化藝術來當政治工具了。既然如此，米勒現象是怎麼一回事？我相信我那些搞文化創意產業推廣的專家朋友們一定很興奮，米勒會是他們拿來解釋「風格生活」、「品味消費」的大好範例，只是在我看來這根本沒任何奇怪的地方，米勒造就的風潮，一句話就可以解釋完了，也不過就是米勒被成功地符號化了，這在這個速食消費年代，觸目皆是這樣的例子。

喝咖啡也是如此。才沒有幾年，滿街都是咖啡館，台灣人不是喝咖啡的民族，喝咖啡不是台灣的文化，突然間，每個人都在喝咖啡，到了連便利商店也在賣現煮咖啡的程度，似乎不喝咖啡大家會死。一旦喝咖啡變得這麼普及，它就出現了商業化的一個全圖景，街角有連座位都沒有的廉價咖啡吧，每條街都有連鎖平價咖啡館，中高價位的咖啡廳也很受歡迎，精品咖啡原本在咖啡風潮前就存在，屬於小眾族群，突然精品咖啡也變成時髦的標籤。

美，往往是幽微的，哪怕一個沒受過教育不識字的鄉下人走過田埂看到彩虹，他看過一百次早就不覺得特別了，可是有一天他就覺得好美，沒什麼道理，沒什麼理由，更沒有學問，然即使如此都是幽微的，都有神秘的可以拆解成一個小迷宮地圖的複雜層次。感覺本身可以說是單純的，反射性的，不需任何強加解釋，但它之所以能如此單純，出諸於反射，正因它立基建構在一個累積了很多東西的生命經驗體上。而今天，所有美的繁複層次都被壓平了，變成一張傳單。美，或者美學，被極力用簡單、還要更簡單的方法壓縮詮釋，被代換成十分鐘內可以理解的語言，被變成只是一個符號，被單一了規格。

這就是為什麼幾個人與蔡明亮聊著「要求好咖啡的品質、客人的品味是可以培養的」的時候，我會突然抖了一下。培養消費者的品味這件事，可以是兩極化的，一端在美的簡單、膚淺、符號化(它其實才最容易打開所謂的「品味」市場)，一端在美的豐富、迂迴、個人的神聖體驗，我常不敢論斷那些扮演美的傳遞、發揚、教育的人走的是哪一端。

蔡明亮解釋陸弈靜之所以能烘培出獨一無二的咖啡，在於陸弈靜的一種人格特質，專注。這令我不由得想起當年張毅談楊惠珊做琉璃，楊惠珊為什麼極適合這份艱苦的藝術？就因為她有耐心、專注。他說每天楊惠姍可以一整日蹲坐在那裡捏塑模土，整個人紋風不動，太陽投射進來的光位移，她就下意識地跟著一點一點移動位置。蔡明亮說煮豆子控制時間，要靠一種感覺，必須專心，陸弈靜的個性可以專注。專注是一種很珍奇的素質，少有，且難能可貴，我始終這麼相信，長時間的專注本身就是一種美。蔡明亮說陸弈靜烘培咖啡豆的時候好像在跟豆子說話，很少人像她這樣挑豆子這麼嚴格，她凝視每顆豆子的不同，把不合她標準的篩掉。「許多標榜精品咖啡的，我不是沒喝過，但喝了『沒感覺』，陸弈靜的咖啡讓我著迷的就是喝了『有感覺』」蔡明亮說。

儘管談咖啡，蔡明亮很明顯地要跟電影分開，這表示在咖啡這門學問上的專業，「賣咖啡比賣電影容易多了。」他笑著這麼說，但這話有層重要的涵義，做咖啡生意和做電影生意本質有所不同，在於讓顧客喜歡、認為這東西好這樣的層面上(我想這與涉及主、客觀的強烈性有關，與這樣東西和各人共鳴度所需要的生活、美學經驗的程度有關)。從這個層面來出發，其實兩者有微妙的可比較的地方。蔡明亮談到他喝咖啡的經歷和看電影的經歷的一種一致性。

小時候看電影，大抵上那些電影是一成不變的，他說，不脫香港的商業娛樂電影。但是那些電影來到這個地方放映，對當地的觀眾來說，幾乎像是抱持一種宗教性的虔誠在等著，好比說就等著馮寶寶的新片什麼時候來，一來一定馬上要去看，因為不看就沒有了，那時候電影一下片就沒機會再看得到，不會在電視上演，也沒有錄影帶、DVD。

「我外公是賣麵的，早上出去，到撖麵的工廠，中午回來，下午帶我去喝下午茶，然後外婆賣麵，他就帶我去看電影。」蔡明亮說，還解釋喝咖啡的方法，因為咖啡太燙，會倒在碟子上喝。

「家裡會拿壺去買咖啡，早上咖啡喝不完，就喝到晚上，當水喝。東南亞是殖民地，有歐風的習慣，小孩子不喝牛奶，喝咖啡，喝下午茶，那種細膩是生活的關係，在那裡有這樣的市場。在馬來西亞都是海南人開咖啡店，可能是因為他們以前跟英國人做生意。」這是在馬來西亞時的生活，待來到台灣，就發生了變化。

與在馬來西亞看的是清一色香港商業電影相比，「我來到台灣，發現歐洲的電影、上海的電影，一些個人的創作性電影，這就跟喝咖啡一樣。」換言之，多樣性的出現，使得從「可能性」的出發讓人用新的角度來思索這件事物，給予本質與價值上的變化。

蔡明亮的這段敘述非常有趣，簡明清晰地引導出幾個彼此緊扣的關鍵字：生活、習慣、文化、美學。

容我暫且回到一個乍看不相干的話題上。

顏忠賢在座談上話題一轉談到了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他講紅玫瑰這個女人對自身美色的影響力的一種自覺。我在旁聽顏忠賢說這種女人對美和利用自身的美的意識，使我突然想到，當然張愛玲的女性角色都有共通性，一種引人滄桑感傷的老練，張愛玲的小說講的常是「人情世故」，人們總以為這是因為上海是這麼個地方，這也就是上海的風情，上海的獨特，上海的味道，上海的魔力，但我頭一次懷疑也許原因不是上海，而是女人和美的關係。

美人多世故，縱使是再笨再天真的女人，這一層面上都會有非自願的老練，這老練未必以我們熟知的形態出現，但它卻是存在的，因為美人聽慣了、感知慣了人們看得出她的美。世故是什麼？世故說穿了，也就只是人生的經歷使人對某些事變成了習慣。

對美好的感知，與世故的養分相似，是從生活、習慣、文化長出來的，扁平化的美則不需要根蒂。我一再強調用一種簡單易懂的方法來宣揚美學有其必要，也是好的，我並未反對。有個年輕朋友S寫email給我，談到他的觀影養成，他說自己在雲林鄉下長大，初中時學校每兩個週末會在大禮堂放映電影，放的還是讓人看不懂的黑澤民的電影，後來還陸續看了《烈日灼身》、《長日將盡》等等許多作品。除此之外，歷史老師還會在課堂上放錄影帶，有柏格曼、楚浮，還有《亂世佳人》這類經典老片，儘管當時很多都看不懂，之後卻會回想思索著電影裡的某個畫面。「上大學後，我才慢慢意識到這些電影對我產生若有似無的影響。」他說。類似米勒的展覽這樣，縱使看的人不懂，只是附庸風雅，它都可能隱隱造成某些影響，日後慢慢發酵，不只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他這麼認為。

我一點都不反對這樣的美學普及教育方法，我只是提出在現今美是符號化的消費品的時候，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去思考，當有人在擔任把美簡單化的角色的時候，一定要有人致力於讓美回歸其應有的複雜度，只有這個背向的、孤立的、宛如殉道者的努力也放在一個對峙遙望卻不是隱沒的位置，美學的建立才是完整的。

事實上S寫來的信，呈現的整個景觀是正面的，我看到的卻是警訊。我的學生時代，根本不可能在初中就看到黑澤明、楚浮、伯格曼的電影，當時的電影資訊極端貧脊，其實不只是電影，書籍也好不到哪裡去，S描述的青少年時期，是很幸福的，但就因為現今接收資訊實在太便利了，是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說美被簡化、被粗陋、扁平化也就算了，連資訊也是，資訊的取得太過容易，容易到已經沒有人在乎真偽。連真偽都沒人在乎的東西，誰會珍惜？中世紀的教會禁絕知識，因為唯一能挑戰神的，就是魔鬼，而知識更勝過魔鬼，魔鬼只夠得上挑戰神，知識卻足以顛覆神的存在。許多文學作品描述修士們對知識的渴求、嚮往，到不惜以性命交換的程度，並非他們企圖挑戰、顛覆神，而是他們熱切憧憬知識所能揭露的世間奧秘。知識因為難以取得，難到死還比較容易，於是知識就珍稀，被愛惜勝過性命；如今什麼情報都可以上網Google一下，用過即丟，成了消耗品。

更甚者，我們打不破一種被符號、人名堆砌起來的自滿。那是一種無延伸性的停滯。

我是一個創作者，但我不是一個用來滿足自我的美學的推銷者，我不厭其煩地總是在解釋對我而言創作與傳教的近似，生命裡強烈的感知是類似神蹟的目睹，創作宛若教堂的建造，但這個神蹟最大的根本價值在於它揭示在人間，且就是人間的鏡子，它是世故，誕生於世故，本質就是世故。美沒有定義，不能定義，美的形貌有時候與大眾期待的相反，說不定是痛苦，甚至是醜，是殘酷，甚至更弔詭的，是惡。

這幾年蔡明亮總會上街促銷電影，親自到街頭、到學校賣電影票，我發現我很不容易才漸漸地理解這個行為的意義。

「我的電影常上街頭賣票，很痛苦，幾乎是痛不欲生。」蔡明亮說，還舉了母親在台北看病，他人在高雄賣票，觀眾還要求買兩張應該打折的這種令人又氣又無奈的例子。為什麼觀眾會產生這種態度？「這種電影已經被思考成大眾不看的電影，」他說，但大眾還是有可能性的，如果人們拒絕買，「我就要問你不看的理由。太藝術？我馬上會追問，那你的下一代也會因為這樣而不看嗎？我起碼讓他想想這個問題。」如果上一代人沒有養成這樣的文化跟習慣，那他們會不會思考下一代人是否需要這樣的養成？

雖然蔡明亮看起來笑容親切，態度平易，但卻是個風評兩極化的人，除了藝術家少不了總會讓喜歡的人很喜歡，討厭的人很討厭，一方面也與他近年積極接觸群眾，坦然直接地表達態度，呈現思考靈活且言語銳利的一面有關。創作者必須自己站出來替自己的作品講話，這也是這個消費社會時代可怕的現象(我說的可怕是指對我們創作者而言，簡直就是凌遲)，創作者被迫訴說自己的作品，我覺得根本是一種惡質文化。「解釋」就是一個單一規格化、簡化、扁平的過程，它絕對是製造一種可悲、惡劣的侷限，居然還要由作者自己來建立這種侷限！蔡明亮竟有本事拒絕為自己的作品做解釋，我難以想像要怎麼跑幾百場宣傳，被問無數迂懶傻瓜的問題，而可以繞開非解釋不可的難題。如果堅持不加解釋，「慢慢很多不同的聲音反而會出來，」蔡明亮說，舉了個例子描述了一幅景象，媽媽和小孩看完電影，一路討論回家。

我要離開「蔡李陸」的時候，蔡明亮叫住我，遞給我一杯咖啡要我嘗嘗看味道，說是八百元(一杯？)的咖啡，我喝了一口，蔡導問我會怎麼形容這感覺，我還真戒慎恐懼起來，就像品紅酒能說出一串神秘莫測簡直人神垂淚的句子來形容口感的絕技，這種我稱之為「最適合寫獨立廠牌音樂唱片側標」的能耐，我沒有。

正當我尷尬地結舌愣住時。「陸弈靜說像烤地瓜。」蔡明亮笑著說。